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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胸怀北大梦、文学梦的年轻学子，曹文轩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崇拜偶像与人生榜样。曹文轩在青年时代就取得了诸多文学成就，令世人瞩目。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曹老师，并非常荣幸地聆听了曹老师讲课，那种激情澎湃、酣畅淋漓的讲课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令我久久回味、陶醉和思考。
在我写小说之前，我就已经在听小说了
余人（下文简称余）：能简单谈谈您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吗？
曹文轩（下文简称曹）：我的童年、少年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岁月中艰难度过的。那个世界一穷二白，非常荒凉。那又是一个极其闭塞的世界——我的祖母，一辈子就没有走出超过五平方千米的范围。在她看来，除了她生活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以外，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与她生活的那个世界同等大小。在她看来，凡是离开这个地方的人，当兵也好，上学也好，出差也好，就是到同一个地方去。因此，在我上大学以后，她就会常常站到路口去等待一个从外面回来的人，如果见到了一个当兵的或一个货郎，就会问：你见到我大孙子没有？由于如此闭塞，所以人们对那样的贫穷丝毫不加以怀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生存的。进入青年之后，情况有了好转。当然贫穷也给了我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给了我想象力。想象力是从“无”盼望“有”的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它给了我悲悯情怀，给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
余：小时候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曹：父亲。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留给我的精神遗产却价值连城。是他教会我用善良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对人要有善意，要肯助人，尤其是对那些弱者要给予同情和帮助。他这样的人生理念，天长日久，融入到血液中、灵魂中。因此，不论在何种场合，我就很自然地马上想到在那个场合谁是弱者。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我不会去忌妒强者，但我更容易成为弱者的朋友。“积德”，这是父亲人生中的关键词。在他看来，积德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崇高感。并且，他相信这个世界在冥冥之中是有法则的，其中因果报应就是一条。父亲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他是永远向上的，无论是在何等艰难的情况下都是乐观的。他连走路都是面朝天空的，并且喜欢大声吼唱。我今天写小说，也要感谢他。因为是他给了我叙事能力。他被那个地方上人称之为小说家——就是会说事的意思。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一经他叙述，就立即大放光彩。因此，他不管走到哪儿，都会成为人们的中心，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我就是在他的叙事中长大的，因此早在我写小说之前，我就已经在听小说了。
余：您觉得自己青少年时代做得最正确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曹：以为做得最正确的事记不太清楚了，最得意的事倒记得——我成功地当了一回福尔摩斯。一天，我养的一只即将会飞的鸽子丢了。我小时候是鸽迷，那只鸽子又是我最珍视的。我发誓一定要将偷我鸽子的小偷找出来并追回我的鸽子。那些天，我就将自己想象成一个精明的大侦探，开始了调查和侦探。我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高明的侦探，因为我居然用推理的方式来破解鸽子的失踪之谜。我躺在床上，进行了十分严密的、逻辑性极强的推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鸽子是一个家在三里外的孩子偷的。我悄悄潜入这个孩子的家中，很快就从他家的一只鸡笼里发现了我的鸽子。然后，我回到家中，将我侦察的结果告诉了父亲。父亲怀疑地问：你有把握吗？我说：绝对有把握。父亲来到这个孩子的家，果然看到了我的那只鸽子，批评了那个孩子，并与这孩子的家长交涉，最终将我丢失的鸽子取回来了。
余：您觉得自己青少年时代做得最失败的一件事是什么？
曹：高中快毕业时，用了好几天时间写了一封情书，托另外一个与我十分要好的男生将它转交给我一直喜欢的女生，却石沉大海。那时，我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当然，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个男生其实并没有将我的情书转交给那个女生。这件事后来写进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红瓦》中。
读书写作长精神
余：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是什么力量让您走上了文学之路？您有文学引路人吗？
曹：18岁那年开始写作所谓的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只是因为当时的农村，生产劳动不堪负荷。我一直在心里希望着有一天能摆脱这样的劳动。可是除了劳动，当时在农村就再也没有出路。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文学创作。当时叫业余文学创作。我读书时作文一直写得不错，一搞起所谓文学创作来，马上就引起了县文化馆的老师的注意，很快我就被抽调到了县文化馆业余文学创作组。有一个人对于我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就是李有干先生。他很早就是一个作家，因为政治的原因，一直在县文化馆做一个普通馆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谈他的。是他将我引导到了文学这条路上。对于他，我能说的就是一句话：永远心存感激。
余：您觉得文学对人生有什么作用？过去的文学青年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曹：人类的进步是与文学绝对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无法想象，人类如果没有文学，又将会是怎样。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就是谈文学与人类的关系的。文学在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方面，功劳巨大。人类成为有情调的物种，文学功不可没。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文学的照应，不会是多么有质量的人生。过去的文学青年不玩文学。也许选择文学的动机很功利，但一旦选择了就很尊敬文学，更不会亵渎它。那时的文学青年，将文学看得很神圣。文学什么时候成为过中心吗？文学从来就不是中心，但文学是我们无法丢弃的。
余：您至今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最不满意的呢？
曹：这个问题，我已被问过多次。我曾在一所小学问孩子们，如果不是计划生育，你的母亲生了好几个孩子，这时有人问你母亲喜欢哪一个孩子。你的母亲会怎样回答？孩子们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大声说：都喜欢。
余：您怎么看像韩寒这样的“偏科”现象？您怎么看文学明星化、娱乐化现象？
曹：韩寒是一个无法模仿的人才，韩寒就是韩寒，他不是造物主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例外。我是最早欣赏他才能的人之一，早在新概念作文比赛中就认识了他的文字。我还曾经与北大交涉过，希望能给这样特殊的人一条“旁门左道”。我不喜欢文学明星化，我赞成娱乐，但今天的娱乐是质量十分低下的娱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总得有一杆精神标尺矗立在那里，如果这个标尺倒下了，就剩下一个乐子，是十分糟糕的。
余：您能谈谈您的新作《大王书》吗？您为什么要改变您最拿手的写实风格改写幻想小说？
曹：我曾对一些媒体说过，其实，我在骨子里始终喜欢恢宏场面，我平时的思想风格以及表达思想的方式也都是那样一种路数，我很难在思想和表达思想时控制我的激情。我平时喜欢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也是偏重于大调作品。但我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分裂的人，在写小说时会忽然变得十分安静，十分细致，十分有耐心，甚至有点女性化。那时会有一种氛围包裹着你，你的叙述自然而然地就走向了那样一个方向。一种情调，一种趣味，会弥漫在你的心头。所以就有了《草房子》《红瓦》《细米》《青铜葵花》以及《天瓢》等。可是我知道，我的欲望里还有别样的向往。海明威既写了《老人与海》这样很有气势的作品，也写了《雨中的猫》这样很细腻的作品。但如果仔细去研究，还是能够发现，尽管看上去风格有这样大的差异，但底部衬着的美学、伦理、哲学与情感还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王书》不一定就是突破。当然说突破也可以，因为它毕竟是另一种面孔了。为了维持那样一种氛围，最近我阅读的书都是一些大调的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我要找到那样的场面感：风起云涌、呼啸而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宏大、壮阔、具有铁质。
余：您最想对中学生说的一句话是——
曹：读书长精神。
曹文轩，著名作家、学者。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最新创作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大王书》第一部《黄琉璃》正在热销中，后续作品也将陆续和读者见面。
在我写小说之前，我就已经在听小说了
余人（下文简称余）：能简单谈谈您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吗？
曹文轩（下文简称曹）：我的童年、少年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岁月中艰难度过的。那个世界一穷二白，非常荒凉。那又是一个极其闭塞的世界——我的祖母，一辈子就没有走出超过五平方千米的范围。在她看来，除了她生活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以外，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与她生活的那个世界同等大小。在她看来，凡是离开这个地方的人，当兵也好，上学也好，出差也好，就是到同一个地方去。因此，在我上大学以后，她就会常常站到路口去等待一个从外面回来的人，如果见到了一个当兵的或一个货郎，就会问：你见到我大孙子没有？由于如此闭塞，所以人们对那样的贫穷丝毫不加以怀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生存的。进入青年之后，情况有了好转。当然贫穷也给了我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给了我想象力。想象力是从“无”盼望“有”的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它给了我悲悯情怀，给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
余：小时候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曹：父亲。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留给我的精神遗产却价值连城。是他教会我用善良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对人要有善意，要肯助人，尤其是对那些弱者要给予同情和帮助。他这样的人生理念，天长日久，融入到血液中、灵魂中。因此，不论在何种场合，我就很自然地马上想到在那个场合谁是弱者。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我不会去忌妒强者，但我更容易成为弱者的朋友。“积德”，这是父亲人生中的关键词。在他看来，积德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崇高感。并且，他相信这个世界在冥冥之中是有法则的，其中因果报应就是一条。父亲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他是永远向上的，无论是在何等艰难的情况下都是乐观的。他连走路都是面朝天空的，并且喜欢大声吼唱。我今天写小说，也要感谢他。因为是他给了我叙事能力。他被那个地方上人称之为小说家——就是会说事的意思。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一经他叙述，就立即大放光彩。因此，他不管走到哪儿，都会成为人们的中心，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我就是在他的叙事中长大的，因此早在我写小说之前，我就已经在听小说了。
余：您觉得自己青少年时代做得最正确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曹：以为做得最正确的事记不太清楚了，最得意的事倒记得——我成功地当了一回福尔摩斯。一天，我养的一只即将会飞的鸽子丢了。我小时候是鸽迷，那只鸽子又是我最珍视的。我发誓一定要将偷我鸽子的小偷找出来并追回我的鸽子。那些天，我就将自己想象成一个精明的大侦探，开始了调查和侦探。我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高明的侦探，因为我居然用推理的方式来破解鸽子的失踪之谜。我躺在床上，进行了十分严密的、逻辑性极强的推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鸽子是一个家在三里外的孩子偷的。我悄悄潜入这个孩子的家中，很快就从他家的一只鸡笼里发现了我的鸽子。然后，我回到家中，将我侦察的结果告诉了父亲。父亲怀疑地问：你有把握吗？我说：绝对有把握。父亲来到这个孩子的家，果然看到了我的那只鸽子，批评了那个孩子，并与这孩子的家长交涉，最终将我丢失的鸽子取回来了。
余：您觉得自己青少年时代做得最失败的一件事是什么？
曹：高中快毕业时，用了好几天时间写了一封情书，托另外一个与我十分要好的男生将它转交给我一直喜欢的女生，却石沉大海。那时，我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当然，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个男生其实并没有将我的情书转交给那个女生。这件事后来写进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红瓦》中。
读书写作长精神
余：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是什么力量让您走上了文学之路？您有文学引路人吗？
曹：18岁那年开始写作所谓的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只是因为当时的农村，生产劳动不堪负荷。我一直在心里希望着有一天能摆脱这样的劳动。可是除了劳动，当时在农村就再也没有出路。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文学创作。当时叫业余文学创作。我读书时作文一直写得不错，一搞起所谓文学创作来，马上就引起了县文化馆的老师的注意，很快我就被抽调到了县文化馆业余文学创作组。有一个人对于我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就是李有干先生。他很早就是一个作家，因为政治的原因，一直在县文化馆做一个普通馆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谈他的。是他将我引导到了文学这条路上。对于他，我能说的就是一句话：永远心存感激。
余：您觉得文学对人生有什么作用？过去的文学青年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曹：人类的进步是与文学绝对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无法想象，人类如果没有文学，又将会是怎样。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就是谈文学与人类的关系的。文学在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方面，功劳巨大。人类成为有情调的物种，文学功不可没。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文学的照应，不会是多么有质量的人生。过去的文学青年不玩文学。也许选择文学的动机很功利，但一旦选择了就很尊敬文学，更不会亵渎它。那时的文学青年，将文学看得很神圣。文学什么时候成为过中心吗？文学从来就不是中心，但文学是我们无法丢弃的。
余：您至今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最不满意的呢？
曹：这个问题，我已被问过多次。我曾在一所小学问孩子们，如果不是计划生育，你的母亲生了好几个孩子，这时有人问你母亲喜欢哪一个孩子。你的母亲会怎样回答？孩子们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大声说：都喜欢。
余：您怎么看像韩寒这样的“偏科”现象？您怎么看文学明星化、娱乐化现象？
曹：韩寒是一个无法模仿的人才，韩寒就是韩寒，他不是造物主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例外。我是最早欣赏他才能的人之一，早在新概念作文比赛中就认识了他的文字。我还曾经与北大交涉过，希望能给这样特殊的人一条“旁门左道”。我不喜欢文学明星化，我赞成娱乐，但今天的娱乐是质量十分低下的娱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总得有一杆精神标尺矗立在那里，如果这个标尺倒下了，就剩下一个乐子，是十分糟糕的。
余：您能谈谈您的新作《大王书》吗？您为什么要改变您最拿手的写实风格改写幻想小说？
曹：我曾对一些媒体说过，其实，我在骨子里始终喜欢恢宏场面，我平时的思想风格以及表达思想的方式也都是那样一种路数，我很难在思想和表达思想时控制我的激情。我平时喜欢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也是偏重于大调作品。但我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分裂的人，在写小说时会忽然变得十分安静，十分细致，十分有耐心，甚至有点女性化。那时会有一种氛围包裹着你，你的叙述自然而然地就走向了那样一个方向。一种情调，一种趣味，会弥漫在你的心头。所以就有了《草房子》《红瓦》《细米》《青铜葵花》以及《天瓢》等。可是我知道，我的欲望里还有别样的向往。海明威既写了《老人与海》这样很有气势的作品，也写了《雨中的猫》这样很细腻的作品。但如果仔细去研究，还是能够发现，尽管看上去风格有这样大的差异，但底部衬着的美学、伦理、哲学与情感还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王书》不一定就是突破。当然说突破也可以，因为它毕竟是另一种面孔了。为了维持那样一种氛围，最近我阅读的书都是一些大调的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我要找到那样的场面感：风起云涌、呼啸而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宏大、壮阔、具有铁质。
余：您最想对中学生说的一句话是——
曹：读书长精神。
曹文轩，著名作家、学者。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最新创作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大王书》第一部《黄琉璃》正在热销中，后续作品也将陆续和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