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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秋季以来，湖南卫视制作的大型真人秀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火爆荧屏。节目让五位明星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到条件相对较为艰苦的乡村生活72小时，孩子由父亲全程照顾，并设置一系列需要由父亲与孩子一起完成的任务。在镜头下，父亲脱离社会身份，还原成一个真实的父亲角色，这其中，受众可以体验父亲的角色，获取孩子成长的经验，更可以窥探明星们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是在电视镜头的掩盖之下，是由几对父子关系组成的真人秀之下的某种虚拟的文化关系。最为显在的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父亲是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家庭的社会地位和诸多权力关系，均取决于父亲的社会角色；而母亲则是家庭事件的中心，在后代的孕育中承担重要角色。所以，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父亲并不是孩子成长的完整陪伴者，而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于是，父亲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为老幼妇孺共同的心理渴求。在其中，明星和大众、城市和乡村、父权和女权、理性和娱乐，都成为节目叙事当中不可缺少的内在要素。因此，在显在的层面，节目构建的是一种美好的社会与文化愿景，亦是对受众心理的一种极大的虚拟满足；而从传播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受众对节目期待视野的满足和某种情绪的释放，则是在亲子真人秀的美好图景掩盖之下的，社会文化诸多权力关系的聚合、表达、传播和阐释。
一、亲子活动：内容中的理性与娱乐调和
育儿和亲子行为本是人类最为原始、最为基本的活动之一，但是由于性别社会分工的差异，以及社会层级的划分，使得这种最为常见和普通的行为在两个层面得以分化：一方面是男性和女性；另一方面是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显然，《爸爸去哪儿》以亲子活动作为线索，在其所叙事的事件中，通过这两个层面展示了一幅以育儿为内容的真实与虚拟并存的生活图景。
节目的嘉宾由五对明星父子担任。林志颖是台湾歌手、演员和职业赛车手；田亮则是奥运会跳水冠军，退役后转型做演员；郭涛也是演员，曾因黑色幽默喜剧片《疯狂的石头》而红极一时；王岳伦是知名导演，是著名主持李湘的丈夫；另外还有国际名模张亮。毫无疑问，嘉宾所代表的并不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他们所呈现的，是通过摄像机和某种刻意的流程安排，也是对普通大众日常育儿和亲子行为进行的一种复制。所以，嘉宾们作为社会精英的身份并不能改变，受众通过电视节目所窥见的，是作为精英和时尚代表的明星们日常的、甚至隐私的生活，在满足大众窥探欲望的时候，精英与大众的距离被无限拉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目制造了精英向大众看齐的效果，或者说是为满足受众追求收视效果的一种妥协。
电视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方式，反映着广大受众的一种社会心理，也相应地体现为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方式，因此，电视所承担的功用，在一定意义上只是社会生活的符号化过程。《爸爸去哪儿》以电视画面的形式、像说话者一样和广大极具心理渴求的倾听者进行了一场完美的陈述。所以，这一节目的叙事话语巧妙设置了故事之后的权力隐喻：一方面是通过亲子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知识理性与电视娱乐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博弈。前者显而易见，关于育儿和亲子活动，尤其是在长期的男性缺席的文化语境下，这更易引起各个层面受众的心理共鸣。育儿和亲子行为是一种科学行为，体现着一种科学知识和社会的文化趋向，所以节目一经播出，各位父亲在与小孩朝夕相处、照顾小孩过程中的言行举止、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育儿理念，便立马引发了各方热论，显然，知识理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无需赘言。同时，作为一档电视节目，为使其叙述内容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和直观感官效果，则需要娱乐性。所以，节目当中引入矛盾冲突、设置游戏等环节，调和知识理性和电视娱乐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爸爸去哪儿》较好地找到了知识理性和电视娱乐之间的平衡点，使其在成功地吸引受众的同时更能延续受众或知识性的、或物质性的媒介消费欲望。
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节目嘉宾所代表的精英阶层事实上对于这种理性内容有如同社会大众一样的精准理解，所以，前面几期节目，父亲们在照料孩子们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均是较为生疏笨拙的。社会精英在瞬间被通俗、大众的电视受众解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某种光环，而还原成一个受众所认可的“父亲”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爸爸去哪儿》的父亲角色，与其说是明星私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示，还不如说是电视媒介本身、受众及明星嘉宾等多重力量的一种建构。“在文化工业操纵下的媒介领域中，媒介文本的解读同样需要受众积极的解码与甄别。消费主义所传递的认同与媒介产品丰富的符号象征系统建构了受众所处世界的意义指涉。媒介产品的编码可以说是一系列符号体系的确立，而其背后则隐含着表达媒介控制权力的话语系统。”①所以，《爸爸去哪儿》所传递的，正是当前文化形态当中的一种权力隐喻，在媒介、受众的意义理解中，对诸如理性和娱乐、精英与大众的处理和调和达成共识，实现受众和电视媒介所传递的话语规则的相互建构。电视节目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正在于此，使受众接受电视节目的传播意图并予以积极反馈，实现了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仪式的功用，于此，就不难理解《爸爸去哪儿》的普及和流行了。
二、儿童形象：媒介中的城市与乡村想象
当然，通过亲子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理性与娱乐、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博弈与平衡，相对于电视节目的叙事行为来说了，都是隐在的。电视节目所展示的真人真事在时间的线性维度展开，主要是以儿童形象的建构和展示作为突破口的，天真、可爱的孩童形象更容易契合受众的感性需求，从而与“父亲”的角色联系在一起。所以，儿童的形象建构是媒介与受众融合的桥梁。《爸爸去哪儿》对儿童形象的构建或呈现思路非常清晰：它通过由城市到乡村的空间转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城市和乡村作为二元对立结构的存在，当城市精英回到农村的原生态生活之中时，在对童趣的回忆和想象性构建中，受众对乡村生活的体认，或者城市对乡村的建构、抑或是乡村对城市精英生活方式的窥探，均在节目中得到呈现和满足。 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是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无法绕开的话题。中国当代的文化变迁，也非常深刻地反映在城乡距离的变化之中。城乡之间的文化距离被打破，各自的文化形态、文化认同观念都发生着不同的变化。由于电视节目的大众文化属性，这个问题同样不可避免，因此也是探讨电视节目文化属性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城乡的空间流变，总是充满着机会、想象、对立和隐喻，体现着权力的博弈，也彰显着普通大众的向往。《爸爸去哪儿》以儿童形象的真实生活作为切入点，以电视媒介来展示由城市到乡村的空间变迁，为人们提供了多样的生活经验，真实而有足够想象空间，于是，对乡村的向往，以及对城市的艳羡，都在与孩子的哭笑之中，精彩呈现。
一方面，是乡村对于城市的窥探。明星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生活对普通大众来说，总是充满着诱惑和许多未知。尤其在当城乡之间的屏障被现代化的进程所打开之后，由下向上实现阶层流动的大众，或者渴望融入精英生活圈的社会大众，往往迅速被城市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所吸引。可是有时候，当他们的身体置身于城市的高楼与霓虹之中时，却发现，他们在本质上仍与被膜拜的明星甚至普通的精英有着无法填满的沟壑，他们的身份界限是模糊的。“在当代都市中，传统的身份认定标准开始崩溃，个体身份变得更加破碎和分裂：或者是刚刚进入城市，挣扎于生存，努力于融合的开拓者；或者是徘徊在都市边缘，迷惘于未来，痛苦于现在的流浪者；或者是置身在城市中心，包围于物质，贫困于精神的逃离者。”②大众媒介的迅速普及弥补了这种身份和经验的缺失。正如英国学者多米尼克· 斯特里纳蒂所说，当代社会个体在社群和道德崩溃的语境中，变得孤独、疏远和失范，他们仅仅接受经济和契约关系，他们变得毫无个性，成为大众的一份子，而他们可以得到的唯一资源就是接受大众媒介的摆布。③所以，当《爸爸去哪儿》的父亲们与孩子们的穿着打扮、日常话语及喜怒哀乐以合乎情理的真实面貌呈现之时，通过媒介而呈现的虚拟的城市生活图式，尤其是以育儿活动这个切入点而体现的行为，更是细致入微，使大众在虚拟的真实中得到体验，获取心理慰藉和审美愉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爸爸去哪儿》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构建了一种乡村视野中的城市生活景观。或者，换句话说，大众媒介支配了乡村视野中的城市想象。
另一方面，是城市对于乡村的想象性描述。如果说乡村对于城市的想象是不得不接受大众媒介的一种权利的布置和规约的话，那么，节目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对于乡村生活的描述和向往，多少则是城市视角当中的一种乡村构想。节目中，5位父亲带领自己的孩子离开城市，到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的乡村生活作为叙事线索，在线性的时间维度上完成了节目的空间变化，毫无疑问，电视媒介通过这几组人物在其中展现的是城市话语权力在乡村的置换。所以，当节目以农村人的生活方式来进行日常日常生活之时，节目一方面描述了人们对乡村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另一方面，尽量在传统的农村方式中展示一系列的亲子活动。尽管在形式上来说，是农村生活为载体的日常生活呈现，但其话语本质，却脱离不了城市的视角，城市的话语霸权无时不在其中体现——返回乡村的亲子真人秀归根结底只是城市话语的一种视觉想象。美好的乡村意象，只是城市精英的一种文化趣味的体现，也是大众媒介供大众以消费的影像符号。这是城市的权力作用，也是大众媒介的权力作用，大众无力抗拒。
因此，《爸爸去哪儿》儿童形象的建构，是其在传播媒介中娱乐功能表现的桥梁和途径，是节目所设置的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变换的一个联结点，也是满足人们期待视野的一个入口。而更为深层次的，是通过这几个真实形象的展现，宣告了现代大众媒介的传播，在本质上仍是遵循着城市话语的强势逻辑，在现代媒介中，城市仍然是影响符号的生产者、以及流行文化的阐释者。但在另外一个角度上，乡村对于城市的映衬和窥探，也使普通大众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三、家庭叙事：语境中的父权与女权博弈
电视叙事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涉及到不同类型的角色、场所和事件的一个逻辑联系的聚合，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但是通过一个确定统一的主题连成整体。{14}电视节目的叙事模式需要由特定的叙事目的，能够通过电视屏幕叙述的故事，达到某种文化的传播及其相应的社会效果。从形象层面和叙事的内容来看，《爸爸去哪儿》既遵循了逻辑的顺序，也遵循着时间的顺序，展现了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对受众心理的顺应和满足。但是，如果从受众的角度来剖析其内在的叙事结构的话，也即故事开展背后的思想观点的话，便不能发现其中的社会文化和观念冲突，最为明显的，是节目对于性别文化的一种预设。正是围绕这种思想轴心，故事展开，男性从社会文化的主宰回归到家庭角色，当成被女性品头论足被看的对象，而呈现于大众媒介之中，男性与女性、父亲与母亲的关系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被颠覆。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在中国式的家庭结构中，父权仍是主导者。父亲是在社会各个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角色，社会文化的规约，似乎划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正如男性的社会地位被确定一样，女性的家务和育儿行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传统的文化语境并不要求男性对家庭生活的贡献和付出，相反，男性对女性的形象和在家庭中 “爱”的表现有绝对的欣赏和评判资格。所以，在大多数大众媒介的家庭叙事中，母亲作为女性的角色，本质上仍是男权秩序下对女性的凝视，对性别关系的叙述，无一不体现着对女性的遮蔽和统治。所以就会有女权主义者大声呐喊，要拯救女性，把女性从男性的视角和被其构造的画面中解放出来，把自己从那种被强加的毁灭性的认同中解放出来。⑤大众媒介对于性别角色的介入，是霸权式的，不由分说，当然也是文化权力分配的真实写照。经过渲染的这种性别权力冲突，往往引起关于性别文化和影响消费的狂欢。《爸爸去哪儿》的成功之处在于，在节目中彻底颠覆了性别的权力关系，母亲对于父亲、女性对于男性的评判，成为叙事结构展开的逻辑推动力。所以，正如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所说的，这种消费文化影像，是负载着身体刺激和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独特而带着梦想和欲望，是情感宣泄的出口，因此，大受欢迎。⑥家庭生活总是温馨的代名词，但是当剥离温情的表面而呈现赤裸裸的性别权力干系时，家庭伦理的失衡瞬间清晰暴露。所以，以儿童形象作为联结点，女性作为母亲或者未来母亲角色的人性遮蔽在瞬间被释放，她的某种精神匮乏和安全感的缺失得以弥补。当几位父亲在为照顾孩子们弄得窘态百出的时候，其被认同、被体验的快感通过媒介的铺垫和渲染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爸爸去哪儿》的家庭叙事，是关于男权和女权的一种隐蔽叙事。
这从《爸爸去哪儿》的受众群体可见一斑。据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数托邦创意分析工作室抓取的新浪微博上提及“爸爸去哪儿”的45.5万条原创微博，并对36.7万独立原发作者用户（去除疑似水军账户）、1300余万条用户微博及近1亿的关系进行数据分析，其中女性观众占到了八成。而且在《爸爸去哪儿》偏好度前十省份中，有5个GDP十强省份，涵盖3个直辖市。这也说明，越是发达的地区和受教育层次较高的人群，对于“家庭秩序”有着更深的感悟和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爸爸去哪儿》揭示的仍是社会文化中大众传播中的男性权力，通过儿童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女性受众的满足，节目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关乎家庭叙事的影视幻象。当然，至于它是否会促进女性眼中的男性的“觉醒”，而制造一种更平衡的家庭伦理，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注释：
①谢明香：《符号与权力：电视文化的“隐秘之脸”——电视文化的符号学解读》，《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②邱宝林、钱春莲：《城市影像中的电视：个体身份和群体身份——大陆、香港、台湾青年电影导演影片中的“城市”表征》，《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
③[英]多米尼克· 斯特里纳蒂著，阎嘉译：《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④[英]泰勒，威利斯著，吴靖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页。
⑤[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董之林等译：《承认的政治》，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2-293页。
⑥[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卫视自制剧的消费话语研究”、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
一、亲子活动：内容中的理性与娱乐调和
育儿和亲子行为本是人类最为原始、最为基本的活动之一，但是由于性别社会分工的差异，以及社会层级的划分，使得这种最为常见和普通的行为在两个层面得以分化：一方面是男性和女性；另一方面是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显然，《爸爸去哪儿》以亲子活动作为线索，在其所叙事的事件中，通过这两个层面展示了一幅以育儿为内容的真实与虚拟并存的生活图景。
节目的嘉宾由五对明星父子担任。林志颖是台湾歌手、演员和职业赛车手；田亮则是奥运会跳水冠军，退役后转型做演员；郭涛也是演员，曾因黑色幽默喜剧片《疯狂的石头》而红极一时；王岳伦是知名导演，是著名主持李湘的丈夫；另外还有国际名模张亮。毫无疑问，嘉宾所代表的并不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他们所呈现的，是通过摄像机和某种刻意的流程安排，也是对普通大众日常育儿和亲子行为进行的一种复制。所以，嘉宾们作为社会精英的身份并不能改变，受众通过电视节目所窥见的，是作为精英和时尚代表的明星们日常的、甚至隐私的生活，在满足大众窥探欲望的时候，精英与大众的距离被无限拉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目制造了精英向大众看齐的效果，或者说是为满足受众追求收视效果的一种妥协。
电视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方式，反映着广大受众的一种社会心理，也相应地体现为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方式，因此，电视所承担的功用，在一定意义上只是社会生活的符号化过程。《爸爸去哪儿》以电视画面的形式、像说话者一样和广大极具心理渴求的倾听者进行了一场完美的陈述。所以，这一节目的叙事话语巧妙设置了故事之后的权力隐喻：一方面是通过亲子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知识理性与电视娱乐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博弈。前者显而易见，关于育儿和亲子活动，尤其是在长期的男性缺席的文化语境下，这更易引起各个层面受众的心理共鸣。育儿和亲子行为是一种科学行为，体现着一种科学知识和社会的文化趋向，所以节目一经播出，各位父亲在与小孩朝夕相处、照顾小孩过程中的言行举止、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育儿理念，便立马引发了各方热论，显然，知识理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无需赘言。同时，作为一档电视节目，为使其叙述内容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和直观感官效果，则需要娱乐性。所以，节目当中引入矛盾冲突、设置游戏等环节，调和知识理性和电视娱乐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爸爸去哪儿》较好地找到了知识理性和电视娱乐之间的平衡点，使其在成功地吸引受众的同时更能延续受众或知识性的、或物质性的媒介消费欲望。
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节目嘉宾所代表的精英阶层事实上对于这种理性内容有如同社会大众一样的精准理解，所以，前面几期节目，父亲们在照料孩子们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均是较为生疏笨拙的。社会精英在瞬间被通俗、大众的电视受众解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某种光环，而还原成一个受众所认可的“父亲”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爸爸去哪儿》的父亲角色，与其说是明星私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示，还不如说是电视媒介本身、受众及明星嘉宾等多重力量的一种建构。“在文化工业操纵下的媒介领域中，媒介文本的解读同样需要受众积极的解码与甄别。消费主义所传递的认同与媒介产品丰富的符号象征系统建构了受众所处世界的意义指涉。媒介产品的编码可以说是一系列符号体系的确立，而其背后则隐含着表达媒介控制权力的话语系统。”①所以，《爸爸去哪儿》所传递的，正是当前文化形态当中的一种权力隐喻，在媒介、受众的意义理解中，对诸如理性和娱乐、精英与大众的处理和调和达成共识，实现受众和电视媒介所传递的话语规则的相互建构。电视节目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正在于此，使受众接受电视节目的传播意图并予以积极反馈，实现了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仪式的功用，于此，就不难理解《爸爸去哪儿》的普及和流行了。
二、儿童形象：媒介中的城市与乡村想象
当然，通过亲子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理性与娱乐、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博弈与平衡，相对于电视节目的叙事行为来说了，都是隐在的。电视节目所展示的真人真事在时间的线性维度展开，主要是以儿童形象的建构和展示作为突破口的，天真、可爱的孩童形象更容易契合受众的感性需求，从而与“父亲”的角色联系在一起。所以，儿童的形象建构是媒介与受众融合的桥梁。《爸爸去哪儿》对儿童形象的构建或呈现思路非常清晰：它通过由城市到乡村的空间转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城市和乡村作为二元对立结构的存在，当城市精英回到农村的原生态生活之中时，在对童趣的回忆和想象性构建中，受众对乡村生活的体认，或者城市对乡村的建构、抑或是乡村对城市精英生活方式的窥探，均在节目中得到呈现和满足。 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是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无法绕开的话题。中国当代的文化变迁，也非常深刻地反映在城乡距离的变化之中。城乡之间的文化距离被打破，各自的文化形态、文化认同观念都发生着不同的变化。由于电视节目的大众文化属性，这个问题同样不可避免，因此也是探讨电视节目文化属性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城乡的空间流变，总是充满着机会、想象、对立和隐喻，体现着权力的博弈，也彰显着普通大众的向往。《爸爸去哪儿》以儿童形象的真实生活作为切入点，以电视媒介来展示由城市到乡村的空间变迁，为人们提供了多样的生活经验，真实而有足够想象空间，于是，对乡村的向往，以及对城市的艳羡，都在与孩子的哭笑之中，精彩呈现。
一方面，是乡村对于城市的窥探。明星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生活对普通大众来说，总是充满着诱惑和许多未知。尤其在当城乡之间的屏障被现代化的进程所打开之后，由下向上实现阶层流动的大众，或者渴望融入精英生活圈的社会大众，往往迅速被城市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所吸引。可是有时候，当他们的身体置身于城市的高楼与霓虹之中时，却发现，他们在本质上仍与被膜拜的明星甚至普通的精英有着无法填满的沟壑，他们的身份界限是模糊的。“在当代都市中，传统的身份认定标准开始崩溃，个体身份变得更加破碎和分裂：或者是刚刚进入城市，挣扎于生存，努力于融合的开拓者；或者是徘徊在都市边缘，迷惘于未来，痛苦于现在的流浪者；或者是置身在城市中心，包围于物质，贫困于精神的逃离者。”②大众媒介的迅速普及弥补了这种身份和经验的缺失。正如英国学者多米尼克· 斯特里纳蒂所说，当代社会个体在社群和道德崩溃的语境中，变得孤独、疏远和失范，他们仅仅接受经济和契约关系，他们变得毫无个性，成为大众的一份子，而他们可以得到的唯一资源就是接受大众媒介的摆布。③所以，当《爸爸去哪儿》的父亲们与孩子们的穿着打扮、日常话语及喜怒哀乐以合乎情理的真实面貌呈现之时，通过媒介而呈现的虚拟的城市生活图式，尤其是以育儿活动这个切入点而体现的行为，更是细致入微，使大众在虚拟的真实中得到体验，获取心理慰藉和审美愉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爸爸去哪儿》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构建了一种乡村视野中的城市生活景观。或者，换句话说，大众媒介支配了乡村视野中的城市想象。
另一方面，是城市对于乡村的想象性描述。如果说乡村对于城市的想象是不得不接受大众媒介的一种权利的布置和规约的话，那么，节目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对于乡村生活的描述和向往，多少则是城市视角当中的一种乡村构想。节目中，5位父亲带领自己的孩子离开城市，到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的乡村生活作为叙事线索，在线性的时间维度上完成了节目的空间变化，毫无疑问，电视媒介通过这几组人物在其中展现的是城市话语权力在乡村的置换。所以，当节目以农村人的生活方式来进行日常日常生活之时，节目一方面描述了人们对乡村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另一方面，尽量在传统的农村方式中展示一系列的亲子活动。尽管在形式上来说，是农村生活为载体的日常生活呈现，但其话语本质，却脱离不了城市的视角，城市的话语霸权无时不在其中体现——返回乡村的亲子真人秀归根结底只是城市话语的一种视觉想象。美好的乡村意象，只是城市精英的一种文化趣味的体现，也是大众媒介供大众以消费的影像符号。这是城市的权力作用，也是大众媒介的权力作用，大众无力抗拒。
因此，《爸爸去哪儿》儿童形象的建构，是其在传播媒介中娱乐功能表现的桥梁和途径，是节目所设置的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变换的一个联结点，也是满足人们期待视野的一个入口。而更为深层次的，是通过这几个真实形象的展现，宣告了现代大众媒介的传播，在本质上仍是遵循着城市话语的强势逻辑，在现代媒介中，城市仍然是影响符号的生产者、以及流行文化的阐释者。但在另外一个角度上，乡村对于城市的映衬和窥探，也使普通大众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三、家庭叙事：语境中的父权与女权博弈
电视叙事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涉及到不同类型的角色、场所和事件的一个逻辑联系的聚合，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但是通过一个确定统一的主题连成整体。{14}电视节目的叙事模式需要由特定的叙事目的，能够通过电视屏幕叙述的故事，达到某种文化的传播及其相应的社会效果。从形象层面和叙事的内容来看，《爸爸去哪儿》既遵循了逻辑的顺序，也遵循着时间的顺序，展现了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对受众心理的顺应和满足。但是，如果从受众的角度来剖析其内在的叙事结构的话，也即故事开展背后的思想观点的话，便不能发现其中的社会文化和观念冲突，最为明显的，是节目对于性别文化的一种预设。正是围绕这种思想轴心，故事展开，男性从社会文化的主宰回归到家庭角色，当成被女性品头论足被看的对象，而呈现于大众媒介之中，男性与女性、父亲与母亲的关系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被颠覆。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在中国式的家庭结构中，父权仍是主导者。父亲是在社会各个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角色，社会文化的规约，似乎划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正如男性的社会地位被确定一样，女性的家务和育儿行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传统的文化语境并不要求男性对家庭生活的贡献和付出，相反，男性对女性的形象和在家庭中 “爱”的表现有绝对的欣赏和评判资格。所以，在大多数大众媒介的家庭叙事中，母亲作为女性的角色，本质上仍是男权秩序下对女性的凝视，对性别关系的叙述，无一不体现着对女性的遮蔽和统治。所以就会有女权主义者大声呐喊，要拯救女性，把女性从男性的视角和被其构造的画面中解放出来，把自己从那种被强加的毁灭性的认同中解放出来。⑤大众媒介对于性别角色的介入，是霸权式的，不由分说，当然也是文化权力分配的真实写照。经过渲染的这种性别权力冲突，往往引起关于性别文化和影响消费的狂欢。《爸爸去哪儿》的成功之处在于，在节目中彻底颠覆了性别的权力关系，母亲对于父亲、女性对于男性的评判，成为叙事结构展开的逻辑推动力。所以，正如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所说的，这种消费文化影像，是负载着身体刺激和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独特而带着梦想和欲望，是情感宣泄的出口，因此，大受欢迎。⑥家庭生活总是温馨的代名词，但是当剥离温情的表面而呈现赤裸裸的性别权力干系时，家庭伦理的失衡瞬间清晰暴露。所以，以儿童形象作为联结点，女性作为母亲或者未来母亲角色的人性遮蔽在瞬间被释放，她的某种精神匮乏和安全感的缺失得以弥补。当几位父亲在为照顾孩子们弄得窘态百出的时候，其被认同、被体验的快感通过媒介的铺垫和渲染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爸爸去哪儿》的家庭叙事，是关于男权和女权的一种隐蔽叙事。
这从《爸爸去哪儿》的受众群体可见一斑。据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数托邦创意分析工作室抓取的新浪微博上提及“爸爸去哪儿”的45.5万条原创微博，并对36.7万独立原发作者用户（去除疑似水军账户）、1300余万条用户微博及近1亿的关系进行数据分析，其中女性观众占到了八成。而且在《爸爸去哪儿》偏好度前十省份中，有5个GDP十强省份，涵盖3个直辖市。这也说明，越是发达的地区和受教育层次较高的人群，对于“家庭秩序”有着更深的感悟和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爸爸去哪儿》揭示的仍是社会文化中大众传播中的男性权力，通过儿童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女性受众的满足，节目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关乎家庭叙事的影视幻象。当然，至于它是否会促进女性眼中的男性的“觉醒”，而制造一种更平衡的家庭伦理，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注释：
①谢明香：《符号与权力：电视文化的“隐秘之脸”——电视文化的符号学解读》，《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②邱宝林、钱春莲：《城市影像中的电视：个体身份和群体身份——大陆、香港、台湾青年电影导演影片中的“城市”表征》，《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
③[英]多米尼克· 斯特里纳蒂著，阎嘉译：《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④[英]泰勒，威利斯著，吴靖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页。
⑤[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董之林等译：《承认的政治》，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2-293页。
⑥[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卫视自制剧的消费话语研究”、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