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群雄逐鹿。天下之雄，其类有三：起于乱世，统天下猛士、骁悍雄杰者，枭雄也。甚得人心，弄权欺世，登万人之上者，奸雄也。唯有凌云壮志，斩毒棘而以身辟其路者，英雄也。
　　杨雄曰：“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
　　公，自少时励志于父业，为撰通史而苦修数年，洛阳相会后，承父职，任太史令。迁以人之耿直，谈吐之才起立于朝中，竟因护将李陵，以反逆而落狱。生路者有二，曰缴钱五十万，曰腐其身而就其刑。迁境窘，以胸怀撰史之大志，择受其刑。后事诸君皆明矣，无需赘述。
　　或曰：“太史公之大义者，正君子也。”
　　古之成大事者，或俯或仰，皆有浩浩然之风，明辨事之先后，超然乎置身于世外。处世者飘飘乎若清岚，轻渺而去，余些许残芳而别无所留。为人者潺潺乎若流水，可塑万形，渡万物而柔无本形，正君子也。
　　反观迁者，大志在胸，寒窗苦读数十载，而终殆于其性之耿直，其怀之刚烈，以袒一败将而亡其仕格。使迁具正君子之浩然气半者，焉得以降仕格，而处蚕室乎！
　　迁者，英雄也，非正君子也。
　　世代之变法先驱者，多亡于非命。卫鞅者，英雄也，革贫秦而立强秦，终以犯太子而得车裂。晁错者，英雄也，削藩以固汉室江山，终以群藩并起而异身首乎。谭嗣同者，英雄也，戊戌变法，欲自立华夏，强于世界，而亡其身。无论卫鞅，晁错，谭嗣同者，后之世人皆叹其英雄之气。而何奈其志未成而身先死乎？曰：“性耿直也。”以其性过耿直，卫鞅犯太子而得车裂；以其性过耿直，晁错直言其意而因群藩攻之；以其性过耿直，谭嗣同糙糙而略慈禧之意，得身首异处。后世之人，未尝不叹其浩浩然，而泣其凄凄者乎！
　　而太史公者，得非英雄乎？以腐之身，摒弃士大夫之意，忍辱负重而著成《史记》，遂如云烟，并日暮之浮晕，升腾而无踪。世人皆叹惋，得遗《史记》而芳传万世。“则仆偿前辱之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世间行乐者，多如牛毛。使太史公轻名节，顺其性，得存于世间至花甲，至古稀，得开眼于世间之乐，得以长存而苟活。而若何委《报任安书》于将死之罪将！若夫非其性之耿直，安得遗《报任安书》以封笔，以无踪而示人？嗟乎！若非其性之耿直，则单《史记》流芳万世，而非太史公之贞烈，若非其性之耿直，则今日无叹太史公之英雄气者！
　　胸存大志而性耿直者，英雄也，挥人泪者，英雄也。英雄者，以身践其志，以死殉其节，悲壮贞烈蓬勃而发之英气，浩荡乎长留于人间世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二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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