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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六书”是中国古代文字学的核心概念，东汉时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对于六书的次序问题，后人认为许慎为六书所定的次序不能反映汉字发展的实际情况。一般认为，“六书”的名称当依许慎，而次序应从班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关于“六书”的次序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本文将着重讨论“六书”中假借与形声的次序问题，笔者认为，假借的次序应位于形声之前，而不应位于其后。
关键词：假借 形声 六书 次序
“六书”作为汉语义文字学的核心概念，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指出了“六书”之名：“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继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了“六书”的性质：“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稍后，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中首次给“六书”分别下了明确的定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至此，“六书”开始成为我国古代文字学的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
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依朱宗莱的主张，从许慎“六书”的名称而遵班固“六书”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文字起源于图画，“画成其物”的象形字最先出现，这毋庸置疑。指事字是在象形字上加指示符号构成，必然出现在象形字之后。会合几个象形符号，综合表意的会意字，也必然出现在象形字之后。“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构字模式，属于典型的以形表意阶段，对于它们的次序问题，无需过多讨论。然而形声与假借的次序问题，至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首先，从发展历程来说，假借字大量出现于形声字之前。“象形、指事、会意”三书创造的文字，都是纯表意字。运用这三种方法创造的文字在人类还处于比较蒙昧的时代是够用的。但随着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进步，语言日益丰富精密，词汇量不断增加，需要有更多的文字来如实地记录、传达，“象形、指事、会意”三种造字方法已不能满足语言发展的需要。用这三种造字法创造的文字数量有限，并且有些字难以创造出来，这些字不但包括那些只有语法意义的虚词，也包括某些实词，而且这三种方法创造出来的字都是没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也不能如实地记录和传达有声语言。于是，人们发明了假借法。假借是在表意的方法造不出所需的汉字时，选取同音字来记音。假借字的大量使用，虽然临时解决了造字难与用字多的矛盾，并使汉字在记录有声语言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后来假借字使用泛滥，“一字借表多词”“一词借用多字”成为常见现象，这就造成了汉字这一符号体系的混乱。常常是一个字不仅要用它的本义，还要表众多的引申义，这种现象不符合记录语言的要求。原有表意功能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日益符号化，它们的形体许多已经不能反映它们的本义，加上假借字的大量使用，汉字体系的表意性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种情况下，汉字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人们在一些假借字的基础上加注形旁，便创造出了分化职务的形声字。由此看来，形声的造字方法是在假借的方法引起汉字体系的混乱、不能满足人们使用需要的情况下才开始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的，其出现的顺序晚于假借。因此，对于六书的次序，应稍作调整，将假借移到形声之前较为合适。
其次，大量例字表明，假借早于形声。如“师”字，“师”的本义是古代军队编制的一级，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当“狮”这个事物出现时，只有“shi”这个音，却没有汉字来记录它，便假借了与其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师”字来记录这个事物。但在使用过程中，“师”字承载的意义太多，容易发生混淆，后来便在“师”字的基础上加注形旁“犭（犬）”来分化词义，造出形声字“狮”字来专门表示“狮”这个事物。此时，分化字“狮”就记录了“师”字的假借义，“师”字的职务便减少了。在“师”字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先有假借，后有形声。这类例字还有“直（值）”“工（贡）”“正（征）”等。又如“其”字，甲骨文字形象簸箕形，为“箕”之本字，后来在表示“他、他们、那”等意思时，因为代词“其”本无，遂将“其”假借为代词，此时“其”字功能太多，为了避免发生混乱，便将“其”固定表示代词，另造形声字“箕”来表示其本义。此时，分化字“箕”字就记录了“其”字的本义，“其”字的职务也就减少了。这类例字还有“它（蛇）”“易（蜴）”“西（棲、栖）”等。这些例字表明，很多形声字的出现，不论代表本义还是假借义，都是为了分担汉字的功能，减轻假借造成的混乱局面，从而也证实了假借早于形声出现。
再次，许多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假借位于形声之前。如1956年，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其《殷墟朴茨综述》一书的“文字”一章中，提出了“三书说”，包括“象形、假借、形声”三类。1957年，文字学家和训诂学家刘又辛在其《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的改革》一文中，把汉字的演变史分为“表形、假借、形声”三个阶段。先不论其概念与内涵，单就次序来说，这两位文字学家都将假借置于了形声之前。其实早在汉代，郑众就置“假借”于“谐声”之前（说见《周礼·地官·保氏》注），在他看来，假借先于形声而发生。随着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相关的甲骨文、金文材料的证据也完全验证了郑众的这个次序。
总的来说，假借是形声的先驱，形声是对假借的优化。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假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没有假借也就不可能有形声手段的成熟。因此，在“六书”中，将“假借”的次序置于“形声”之前，更符合汉字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阳明强.对“六书”中几个问题的看法[J].语文学刊（基础教育
版），2010，（9）.
[3]王卫峰.假借形声略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张文君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
关键词：假借 形声 六书 次序
“六书”作为汉语义文字学的核心概念，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指出了“六书”之名：“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继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了“六书”的性质：“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稍后，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中首次给“六书”分别下了明确的定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至此，“六书”开始成为我国古代文字学的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
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依朱宗莱的主张，从许慎“六书”的名称而遵班固“六书”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文字起源于图画，“画成其物”的象形字最先出现，这毋庸置疑。指事字是在象形字上加指示符号构成，必然出现在象形字之后。会合几个象形符号，综合表意的会意字，也必然出现在象形字之后。“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构字模式，属于典型的以形表意阶段，对于它们的次序问题，无需过多讨论。然而形声与假借的次序问题，至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首先，从发展历程来说，假借字大量出现于形声字之前。“象形、指事、会意”三书创造的文字，都是纯表意字。运用这三种方法创造的文字在人类还处于比较蒙昧的时代是够用的。但随着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进步，语言日益丰富精密，词汇量不断增加，需要有更多的文字来如实地记录、传达，“象形、指事、会意”三种造字方法已不能满足语言发展的需要。用这三种造字法创造的文字数量有限，并且有些字难以创造出来，这些字不但包括那些只有语法意义的虚词，也包括某些实词，而且这三种方法创造出来的字都是没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也不能如实地记录和传达有声语言。于是，人们发明了假借法。假借是在表意的方法造不出所需的汉字时，选取同音字来记音。假借字的大量使用，虽然临时解决了造字难与用字多的矛盾，并使汉字在记录有声语言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后来假借字使用泛滥，“一字借表多词”“一词借用多字”成为常见现象，这就造成了汉字这一符号体系的混乱。常常是一个字不仅要用它的本义，还要表众多的引申义，这种现象不符合记录语言的要求。原有表意功能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日益符号化，它们的形体许多已经不能反映它们的本义，加上假借字的大量使用，汉字体系的表意性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种情况下，汉字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人们在一些假借字的基础上加注形旁，便创造出了分化职务的形声字。由此看来，形声的造字方法是在假借的方法引起汉字体系的混乱、不能满足人们使用需要的情况下才开始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的，其出现的顺序晚于假借。因此，对于六书的次序，应稍作调整，将假借移到形声之前较为合适。
其次，大量例字表明，假借早于形声。如“师”字，“师”的本义是古代军队编制的一级，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当“狮”这个事物出现时，只有“shi”这个音，却没有汉字来记录它，便假借了与其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师”字来记录这个事物。但在使用过程中，“师”字承载的意义太多，容易发生混淆，后来便在“师”字的基础上加注形旁“犭（犬）”来分化词义，造出形声字“狮”字来专门表示“狮”这个事物。此时，分化字“狮”就记录了“师”字的假借义，“师”字的职务便减少了。在“师”字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先有假借，后有形声。这类例字还有“直（值）”“工（贡）”“正（征）”等。又如“其”字，甲骨文字形象簸箕形，为“箕”之本字，后来在表示“他、他们、那”等意思时，因为代词“其”本无，遂将“其”假借为代词，此时“其”字功能太多，为了避免发生混乱，便将“其”固定表示代词，另造形声字“箕”来表示其本义。此时，分化字“箕”字就记录了“其”字的本义，“其”字的职务也就减少了。这类例字还有“它（蛇）”“易（蜴）”“西（棲、栖）”等。这些例字表明，很多形声字的出现，不论代表本义还是假借义，都是为了分担汉字的功能，减轻假借造成的混乱局面，从而也证实了假借早于形声出现。
再次，许多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假借位于形声之前。如1956年，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其《殷墟朴茨综述》一书的“文字”一章中，提出了“三书说”，包括“象形、假借、形声”三类。1957年，文字学家和训诂学家刘又辛在其《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的改革》一文中，把汉字的演变史分为“表形、假借、形声”三个阶段。先不论其概念与内涵，单就次序来说，这两位文字学家都将假借置于了形声之前。其实早在汉代，郑众就置“假借”于“谐声”之前（说见《周礼·地官·保氏》注），在他看来，假借先于形声而发生。随着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相关的甲骨文、金文材料的证据也完全验证了郑众的这个次序。
总的来说，假借是形声的先驱，形声是对假借的优化。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假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没有假借也就不可能有形声手段的成熟。因此，在“六书”中，将“假借”的次序置于“形声”之前，更符合汉字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阳明强.对“六书”中几个问题的看法[J].语文学刊（基础教育
版），2010，（9）.
[3]王卫峰.假借形声略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张文君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