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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语教育上，汉语有至少几千年历史，一点也不落后于国外，但是国产的语文教学法讲经验，讲描述性的总结，而西方现代教育心理学往往讲实证，让数据说话。例如，多读多写是提高语文水平不二法门、背书默书有助于记忆、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等经验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言而明的道理，但国外心理学研究就需要用事实来证明。德国维茨堡学派心理学就通过实验证明：“同样记忆一段学习材料，带有记忆目的的背诵比反复朗读更节省时间。”
“五四”以来，随着西方先进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育心理学理论知识的引进，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借鉴国外教育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这些人大多是带有“教育救国”理想学成归国的大学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陶行知、廖世承、陈鹤琴。这里面也有些值得一提的而过去常常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学者，其中艾伟就是一个典型，他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利用教育心理学科学实验方法研究汉字汉语规律以及国文教学的“第一人”。
一、艾伟行状简介
艾伟，字险舟，原籍湖北江陵，1890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沙市，1955年9月27日病逝于台湾新竹，享年仅66岁。艾伟早年为钱庄学徒，因鉴于清廷腐败而参加了孙中山所创的“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先后求学于武昌美华书院、安庆圣保罗高等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获学士学位。1921年秋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心理学，次年获硕士学位。继入华盛顿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5年获博士学位后归国任东南大学心理学教授。后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科主任教授。1931年6月发起成立“中国测验学会”。当时参加的有张士一、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等名家。1933年秋教育部聘其为首届“部聘教授”。1934年和夫人范冰心在南京寓所开办万青试验小学，1937年发起成立中国心理学学会，被推选为该会理事。他首创我国“教育心理研究所”并任所长，招硕士学位研究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开办心理学实验班，研究初中生的国语、英语、算术三门课业的学习过程和心理机制问题，致力于编制各类智力测验量表。1949年直至病逝，一直居住在台湾。
艾伟主要著作有《高级统计学》《初级统计学》《初级教育心理学》《师范科教育心理学（上下册）》《教育心理学（上下册）》《教育心理学大观（上中下三册）》。关于国文教学的有《阅读心理：汉字问题》《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论文。
二、艾伟著作《阅读心理：汉字问题》述评
艾伟在国文教学科研中的代表作是《阅读心理：汉字问题》，该书于194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艾伟领导的科研团队为这个实验整整工作了二十五年。他在这本书的“鸣谢”一节里说：“关于书中已载各种实验之进行，昉于民纪十二年，距今已二十五年矣。”从1923年到1947年，跨越年头正好二十五年。他说在这二十五年间，实验得到“美京华盛顿、佐治城西大学之在校学生近一百五十人”的帮助，还有他的同学、朋友、学生参与。其中有的负责“汉字横排直列之比较研究”，即直排横排究竟哪种读起来容易；有的负责“汉字测验之编辑并统计”；有的负责“词汇分析”；有的负责“书法实验”；有的负责“字量方面统计”。
二十五年过去了，等到书出版时，有五位参与者已经去世，而“参与实验和测验的数千个学子在此二十五年中诸君固已长大成人，而服务于社会为其中坚矣”。艾伟和他的团队为什么要研究汉字问题呢？他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说：因为四十年来（指清以后）“关于汉字问题之讨论殊费学人之苦心，披荆斩棘成就自多，然而有时不免筑室道旁，谋多行少，似学人所见或仁或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结果也，政府既忌惮于采择施行，社会亦艰于勇往推进，长此濡滞，影响甚巨。心理学家有鉴于此对汉字作科学之整理，所谓科学之整理不外乎实事求是，盖初学者对于汉字之感觉有难有易。何种字易于学习？从教学经验中故可探知一二，然而欲管窥全豹必须用实验方法作大量初学者之心理观察，并须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学习历程，如是则症结所在不难查出，改进之道方能求得。”本书总的指导思想是研究汉字规律以帮助提高教学效率，因为任何语言学习阅读的主要障碍就是难读的词汇，词汇积累多了阅读就会顺畅，故本书名为《阅读心理：汉字问题》。全书一共九章七十五节，分别是：字形研究，字量问题，识字测量，词汇研究，音义分析，简化问题，排列（横排竖排对阅读的影响），书法研究，全书总结。全书共附录的各种实验数据图表达78张之多，各种插图16幅。
由于艾伟是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教育心理学家，又精通统计，所以对每一个问题研究都取严谨的科学态度。每一章不单单有实验数据及其分析、结论，而且对本研究中各家成果详细介绍，例如，第一章“字形研究”后面几节概述了另一些归国的心理学家刘廷芳、蔡乐生等人的同类研究，第四章“词汇研究”介绍了王文新、王显思、周其辰等人的相关研究。因为母语教学范围很广，汉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第二章“字量问题”的研究涉及汉字的历史，通用字典、普通书报杂志常用字汇、语体文的字汇、小学的分级字汇、儿童民众盲人字汇、大众实用字汇、市民常用字汇、农民常用字汇、店号常用字汇等。在国外，如美国考“托福”每年出“字汇总表”，也对每年全世界各大报刊常用词汇进行统计，以确定考核的范围。本书出版时已在40年代末。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社会及文化教育家常有“汉字太难”“废除汉字”“以拉丁文拼音化代替汉字”等宣传鼓动声甚嚣尘上，认为可以为中国老百姓创设出一套“多快好省”扫除文盲的工具来。艾伟等学者则默默无闻地研究分析，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汉字，力图找出更快更省力地教好汉字学好汉语的办法。比起简单地凭感情赞美或批评汉字，这种科学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我们需要的。
在此书出版之前的1928年，艾伟就曾在当时的《教育杂志》第20卷第4、5期上发表了十几万字的《汉字之心理研究》的实验报告。他在这一长篇报告的“绪论”里谈到研究汉字学习问题。针对社会上多种不同主张（如取消汉字，用西方字母代替汉字，或保存国粹反对简化或是拉丁化字母道路），他说：“吾人苟具科学之眼光对于各派之主张，不存入主出奴之见；故问题如能解决用急进派之主张可，用保守派之主张亦可，而创造注音字母以化现有文字，亦未尝不可。”同时，他强调必须先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注音字母是否绝对注音，同时能否通行全国？二是中文字业有数千年之历史，行用注音字母后，此种‘社会遗传’宜如何保存？三是中国文字艰深，致多不识字之人固也；然若用科学方法从事去教授改良艰深之处可以减至何种程度？” 正是本着这三点，他们进行了二十五年的实验研究。可以说艾伟的汉字研究代表了民国期间汉字认读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艾伟关于文言文白话文阅读的研究
艾伟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涉及了现代语文教育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除“汉字问题”外，就是关于“文言白话”。1929年到30年代初，上海、北京等地文化教育界“文白之争”“汉字拉丁化之争”“大众语运动”“读经问题”等讨论十分热烈，一些文化教育界、演艺界的头面人物纷纷撰文表达意见，但是正如王力先生所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因为宣传的口气越多，科学的态度就越不够。凡是宣传，就不免对于不利的事实有所掩饰，同时对于有利的事实有所夸张。掩饰和夸张，就会失了科学的真理。”（《汉字改革》1940年）与宣传相反，采取科学研究态度的一批人，如艾伟、廖世承、陈鹤琴、龚启昌、张九如等却在做扎扎实实的科学实验，而艾伟尤为其中杰出的人物。
早在20年代前期，“艾伟就通过在江苏、浙江等省中小学的实地调查和实验研究，指出中学白话与文言应该兼教，初中以语体为主，高中全部采用文言。初一到初三，语体与文言最恰当的比例应该是7：3、6：4、5：5。这一研究成果获得教育界的广泛认同。1929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暂行标准》就采用了这一结论，从而确立了白话文在国文教育中的地位。”（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这里谈到的在江浙二省的实验研究，指的是艾伟在1927年发表的《初中国文成绩之实验研究》及其“续”（载《教育杂志》卷24第4、5期）。两篇报告有十余万字，是利用国外测验学科最新理论研究“教学评价”的实验，已经包括了初中生学习的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不同速率结果的比较。艾伟为确定白话文在国文教学中的地位做出了科学研究，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30年代初文白之争又起，“大众语运动”走得更远，一度有“打倒文言”的趋势。教育家总是以科学研究结果说话。艾伟在1934年发表的《关于语体文言的几种比较实验》（载《教育杂志》卷24第4期）报告里，又重申了前一次报告（指《初中国文成绩之实验研究》）里的一些话，指出：小学到初中白话文学习的曲线已经到了“中间或后面的一段”，并强调这一结果是由一千人参与实验得出的，而不是偶然的。据此，他在当时提出：“文言文是否被打倒，白话文能否取而代之，在文学家方面，争论已甚嚣尘上，不容科学家置喙于其间。科学家也岂敢妄参末议，本节第二条（主张文理分量由初一以上至初三应逐步加多）稍涉袒护文言之嫌疑，将来难免主张白话之质问。然吾辈之客观研究，事实俱在。固非信口雌黄者可比也。夫阅书用白话文为一种工具，用文言文亦为一种工具。二年级之白话文程度既几相等于三年级，且有过之者，而文言文程度则尚加高。是一种工具已渐完整、他种工具尚需磨冶，假使文言文不能完全推翻之时，中学毕业时两种工具俱懂，可以运用无穷，较之只有白话文一种工具者，其生活之丰富不可同日而语也。”
然后，他在1934年的这一份有数万字的实验报告内，又用高中测验结果证实了两种文体学习的结果。其中一张张数据分析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引述。艾伟在结论部分说：“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现在我觉得对于七年前的第一次报告中的结论尚有维持必要，这结论是：若语体文言两种同为吾人表达意思之工具，则在求学时代应当磨冶此种工具。此种工具若有分期磨冶之必要，则在小学应当为语体文，在中学应为文言文。”因为他的实验报告显示：高中生在语体文（白话文）上的测验成绩与初中生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高中生读现代文的理解程度并不比初中生高。
不但这些，艾伟还有更进一步的实验。1939年，他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学习心理实验班。他在这个班上做了多种项目的实验，实验结果都记录在《教学报告》内，其中关于初中文言文诵读的问题，具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
一是篇幅长短和诵读速率的关系。他取文言文书籍一本，其中有长短不一的篇目，最短的为64字，最长的为302字。每天由受试学生诵读一篇，读之前先由教师串讲内容。实验时，主试者的秒表计算学生每诵读一遍所需时间，直到背诵为止。以181字数为例，一个被试学生需读34遍才能背熟，费时1881秒。初读第一遍需70秒，第二遍65秒以下，依此降至背诵。实验发现了学生智力之间的差异。
二是文章内容在背诵与默写上的影响。他以七篇文言文做实验，要求每篇背诵，过一学期再要求逐篇默写。这七篇文言文是《陋室铭》《六月十四日曾氏家书》《不死之药》《孔子世家赞》《春夜宴桃李园序》《七月十七日曾氏家书》《马说》。实验结果是：每百字需要秒数最多的是《孔子世家赞》，次多的是“曾氏家书”两篇，这说明内容枯燥难解会影响到学生诵读的速率。《陋室铭》《马说》背书后一学期记住了大半，而“曾氏家书”强记背熟了，但一学期后全忘记，没有人能默出一字。（艾伟《战后中国之教育实验》，载《教育杂志》卷32第1期）这里也无形中证实了德国维茨堡学派关于记忆的一个实验结论：“1907年维塔泽克发现，仅仅被动的朗读再朗读绝对不如读后跟着主动背诵更加奏效。在主动背诵中受试者强制自己回想他所读过的材料。这一论述由盖茨简化为清楚的数量形式，他不仅肯定了维塔泽克的结论，而且证明不论是学习效率的提高，还是记忆总量的增加，两者都是由于把不断增加的学习时间百分比用于背诵促成的；甚至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用来背诵也仍然比之较小的百分比更为有效。”（[美]加德纳·墨菲、约瑟夫·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8页）因为同样一篇文章需要诵读34遍后才能背诵，而如果带着背诵默写的目的去记忆，显然从总时间上少于“朗读再朗读”。艾伟曾经自豪地说：“在学习心理实验班里近八年来所作类似的研究非常之多。其所获得的材料并由此而拟定的原则，足够我们编辑一部分合乎儿童学习心理的初中国文读本。”（艾伟《战后中国之教育实验》，载《教育杂志》卷32第1期）可惜由于战争动乱，1946年以后艾伟所创实验班中途夭折，而他的研究也没能很好地运用到国文教学上来。尽管如此，他自己却写成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介绍。
四、几点启示
钩沉索隐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中获得对于当下的启示。
一是看看我们的前辈已经做了些什么。因为近年来常常听到一些讨论语文教育的专家会发一些宏论，好像现代语文教育是没有什么科学研究的，有的只是一些经验性的总结。在他们眼中，包括叶圣陶、夏丏尊、黎锦熙诸位老先生的著述也不过是一些缺乏现代课程论教学论意识的经验性描述，只有外国人的东西才可靠。他们有一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气概；岂知孔子以前，天早就有了。现代语文教育的研究也不是近二十年来才有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或因无知或因偏见，有意无意忽略了前人的成果，自己陷于“盲瞽”而不自知，反而以此欺世盗名，这是殊为可笑的。
二是看看前辈们是怎样扎扎实实搞科研的。他们没有参与意气之争，不发空泛的宏论，不提似是而非的口号。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可以用来治治时下的燥热风气。
三是通过学习可以了解他们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例如文白两种文体在中学里的比例究竟怎样才合适，语文学习方法怎样才有效率等。珠玉在前，尽可让我们去分析研究，去继承和发展。因为像艾伟这一批人可称得上学贯中西，既读线装书，又懂“洋装书”。不像现在的有些人在中国学英文，到外国去学一点东西然后拿回来吓唬国人。国文既未通，教育理论也一知半解，以此态度岂能研究好语文教育？
“五四”以来，随着西方先进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育心理学理论知识的引进，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借鉴国外教育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这些人大多是带有“教育救国”理想学成归国的大学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陶行知、廖世承、陈鹤琴。这里面也有些值得一提的而过去常常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学者，其中艾伟就是一个典型，他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利用教育心理学科学实验方法研究汉字汉语规律以及国文教学的“第一人”。
一、艾伟行状简介
艾伟，字险舟，原籍湖北江陵，1890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沙市，1955年9月27日病逝于台湾新竹，享年仅66岁。艾伟早年为钱庄学徒，因鉴于清廷腐败而参加了孙中山所创的“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先后求学于武昌美华书院、安庆圣保罗高等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获学士学位。1921年秋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心理学，次年获硕士学位。继入华盛顿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5年获博士学位后归国任东南大学心理学教授。后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科主任教授。1931年6月发起成立“中国测验学会”。当时参加的有张士一、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等名家。1933年秋教育部聘其为首届“部聘教授”。1934年和夫人范冰心在南京寓所开办万青试验小学，1937年发起成立中国心理学学会，被推选为该会理事。他首创我国“教育心理研究所”并任所长，招硕士学位研究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开办心理学实验班，研究初中生的国语、英语、算术三门课业的学习过程和心理机制问题，致力于编制各类智力测验量表。1949年直至病逝，一直居住在台湾。
艾伟主要著作有《高级统计学》《初级统计学》《初级教育心理学》《师范科教育心理学（上下册）》《教育心理学（上下册）》《教育心理学大观（上中下三册）》。关于国文教学的有《阅读心理：汉字问题》《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论文。
二、艾伟著作《阅读心理：汉字问题》述评
艾伟在国文教学科研中的代表作是《阅读心理：汉字问题》，该书于194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艾伟领导的科研团队为这个实验整整工作了二十五年。他在这本书的“鸣谢”一节里说：“关于书中已载各种实验之进行，昉于民纪十二年，距今已二十五年矣。”从1923年到1947年，跨越年头正好二十五年。他说在这二十五年间，实验得到“美京华盛顿、佐治城西大学之在校学生近一百五十人”的帮助，还有他的同学、朋友、学生参与。其中有的负责“汉字横排直列之比较研究”，即直排横排究竟哪种读起来容易；有的负责“汉字测验之编辑并统计”；有的负责“词汇分析”；有的负责“书法实验”；有的负责“字量方面统计”。
二十五年过去了，等到书出版时，有五位参与者已经去世，而“参与实验和测验的数千个学子在此二十五年中诸君固已长大成人，而服务于社会为其中坚矣”。艾伟和他的团队为什么要研究汉字问题呢？他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说：因为四十年来（指清以后）“关于汉字问题之讨论殊费学人之苦心，披荆斩棘成就自多，然而有时不免筑室道旁，谋多行少，似学人所见或仁或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结果也，政府既忌惮于采择施行，社会亦艰于勇往推进，长此濡滞，影响甚巨。心理学家有鉴于此对汉字作科学之整理，所谓科学之整理不外乎实事求是，盖初学者对于汉字之感觉有难有易。何种字易于学习？从教学经验中故可探知一二，然而欲管窥全豹必须用实验方法作大量初学者之心理观察，并须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学习历程，如是则症结所在不难查出，改进之道方能求得。”本书总的指导思想是研究汉字规律以帮助提高教学效率，因为任何语言学习阅读的主要障碍就是难读的词汇，词汇积累多了阅读就会顺畅，故本书名为《阅读心理：汉字问题》。全书一共九章七十五节，分别是：字形研究，字量问题，识字测量，词汇研究，音义分析，简化问题，排列（横排竖排对阅读的影响），书法研究，全书总结。全书共附录的各种实验数据图表达78张之多，各种插图16幅。
由于艾伟是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教育心理学家，又精通统计，所以对每一个问题研究都取严谨的科学态度。每一章不单单有实验数据及其分析、结论，而且对本研究中各家成果详细介绍，例如，第一章“字形研究”后面几节概述了另一些归国的心理学家刘廷芳、蔡乐生等人的同类研究，第四章“词汇研究”介绍了王文新、王显思、周其辰等人的相关研究。因为母语教学范围很广，汉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第二章“字量问题”的研究涉及汉字的历史，通用字典、普通书报杂志常用字汇、语体文的字汇、小学的分级字汇、儿童民众盲人字汇、大众实用字汇、市民常用字汇、农民常用字汇、店号常用字汇等。在国外，如美国考“托福”每年出“字汇总表”，也对每年全世界各大报刊常用词汇进行统计，以确定考核的范围。本书出版时已在40年代末。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社会及文化教育家常有“汉字太难”“废除汉字”“以拉丁文拼音化代替汉字”等宣传鼓动声甚嚣尘上，认为可以为中国老百姓创设出一套“多快好省”扫除文盲的工具来。艾伟等学者则默默无闻地研究分析，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汉字，力图找出更快更省力地教好汉字学好汉语的办法。比起简单地凭感情赞美或批评汉字，这种科学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我们需要的。
在此书出版之前的1928年，艾伟就曾在当时的《教育杂志》第20卷第4、5期上发表了十几万字的《汉字之心理研究》的实验报告。他在这一长篇报告的“绪论”里谈到研究汉字学习问题。针对社会上多种不同主张（如取消汉字，用西方字母代替汉字，或保存国粹反对简化或是拉丁化字母道路），他说：“吾人苟具科学之眼光对于各派之主张，不存入主出奴之见；故问题如能解决用急进派之主张可，用保守派之主张亦可，而创造注音字母以化现有文字，亦未尝不可。”同时，他强调必须先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注音字母是否绝对注音，同时能否通行全国？二是中文字业有数千年之历史，行用注音字母后，此种‘社会遗传’宜如何保存？三是中国文字艰深，致多不识字之人固也；然若用科学方法从事去教授改良艰深之处可以减至何种程度？” 正是本着这三点，他们进行了二十五年的实验研究。可以说艾伟的汉字研究代表了民国期间汉字认读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艾伟关于文言文白话文阅读的研究
艾伟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涉及了现代语文教育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除“汉字问题”外，就是关于“文言白话”。1929年到30年代初，上海、北京等地文化教育界“文白之争”“汉字拉丁化之争”“大众语运动”“读经问题”等讨论十分热烈，一些文化教育界、演艺界的头面人物纷纷撰文表达意见，但是正如王力先生所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因为宣传的口气越多，科学的态度就越不够。凡是宣传，就不免对于不利的事实有所掩饰，同时对于有利的事实有所夸张。掩饰和夸张，就会失了科学的真理。”（《汉字改革》1940年）与宣传相反，采取科学研究态度的一批人，如艾伟、廖世承、陈鹤琴、龚启昌、张九如等却在做扎扎实实的科学实验，而艾伟尤为其中杰出的人物。
早在20年代前期，“艾伟就通过在江苏、浙江等省中小学的实地调查和实验研究，指出中学白话与文言应该兼教，初中以语体为主，高中全部采用文言。初一到初三，语体与文言最恰当的比例应该是7：3、6：4、5：5。这一研究成果获得教育界的广泛认同。1929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暂行标准》就采用了这一结论，从而确立了白话文在国文教育中的地位。”（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这里谈到的在江浙二省的实验研究，指的是艾伟在1927年发表的《初中国文成绩之实验研究》及其“续”（载《教育杂志》卷24第4、5期）。两篇报告有十余万字，是利用国外测验学科最新理论研究“教学评价”的实验，已经包括了初中生学习的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不同速率结果的比较。艾伟为确定白话文在国文教学中的地位做出了科学研究，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30年代初文白之争又起，“大众语运动”走得更远，一度有“打倒文言”的趋势。教育家总是以科学研究结果说话。艾伟在1934年发表的《关于语体文言的几种比较实验》（载《教育杂志》卷24第4期）报告里，又重申了前一次报告（指《初中国文成绩之实验研究》）里的一些话，指出：小学到初中白话文学习的曲线已经到了“中间或后面的一段”，并强调这一结果是由一千人参与实验得出的，而不是偶然的。据此，他在当时提出：“文言文是否被打倒，白话文能否取而代之，在文学家方面，争论已甚嚣尘上，不容科学家置喙于其间。科学家也岂敢妄参末议，本节第二条（主张文理分量由初一以上至初三应逐步加多）稍涉袒护文言之嫌疑，将来难免主张白话之质问。然吾辈之客观研究，事实俱在。固非信口雌黄者可比也。夫阅书用白话文为一种工具，用文言文亦为一种工具。二年级之白话文程度既几相等于三年级，且有过之者，而文言文程度则尚加高。是一种工具已渐完整、他种工具尚需磨冶，假使文言文不能完全推翻之时，中学毕业时两种工具俱懂，可以运用无穷，较之只有白话文一种工具者，其生活之丰富不可同日而语也。”
然后，他在1934年的这一份有数万字的实验报告内，又用高中测验结果证实了两种文体学习的结果。其中一张张数据分析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引述。艾伟在结论部分说：“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现在我觉得对于七年前的第一次报告中的结论尚有维持必要，这结论是：若语体文言两种同为吾人表达意思之工具，则在求学时代应当磨冶此种工具。此种工具若有分期磨冶之必要，则在小学应当为语体文，在中学应为文言文。”因为他的实验报告显示：高中生在语体文（白话文）上的测验成绩与初中生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高中生读现代文的理解程度并不比初中生高。
不但这些，艾伟还有更进一步的实验。1939年，他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学习心理实验班。他在这个班上做了多种项目的实验，实验结果都记录在《教学报告》内，其中关于初中文言文诵读的问题，具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
一是篇幅长短和诵读速率的关系。他取文言文书籍一本，其中有长短不一的篇目，最短的为64字，最长的为302字。每天由受试学生诵读一篇，读之前先由教师串讲内容。实验时，主试者的秒表计算学生每诵读一遍所需时间，直到背诵为止。以181字数为例，一个被试学生需读34遍才能背熟，费时1881秒。初读第一遍需70秒，第二遍65秒以下，依此降至背诵。实验发现了学生智力之间的差异。
二是文章内容在背诵与默写上的影响。他以七篇文言文做实验，要求每篇背诵，过一学期再要求逐篇默写。这七篇文言文是《陋室铭》《六月十四日曾氏家书》《不死之药》《孔子世家赞》《春夜宴桃李园序》《七月十七日曾氏家书》《马说》。实验结果是：每百字需要秒数最多的是《孔子世家赞》，次多的是“曾氏家书”两篇，这说明内容枯燥难解会影响到学生诵读的速率。《陋室铭》《马说》背书后一学期记住了大半，而“曾氏家书”强记背熟了，但一学期后全忘记，没有人能默出一字。（艾伟《战后中国之教育实验》，载《教育杂志》卷32第1期）这里也无形中证实了德国维茨堡学派关于记忆的一个实验结论：“1907年维塔泽克发现，仅仅被动的朗读再朗读绝对不如读后跟着主动背诵更加奏效。在主动背诵中受试者强制自己回想他所读过的材料。这一论述由盖茨简化为清楚的数量形式，他不仅肯定了维塔泽克的结论，而且证明不论是学习效率的提高，还是记忆总量的增加，两者都是由于把不断增加的学习时间百分比用于背诵促成的；甚至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用来背诵也仍然比之较小的百分比更为有效。”（[美]加德纳·墨菲、约瑟夫·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8页）因为同样一篇文章需要诵读34遍后才能背诵，而如果带着背诵默写的目的去记忆，显然从总时间上少于“朗读再朗读”。艾伟曾经自豪地说：“在学习心理实验班里近八年来所作类似的研究非常之多。其所获得的材料并由此而拟定的原则，足够我们编辑一部分合乎儿童学习心理的初中国文读本。”（艾伟《战后中国之教育实验》，载《教育杂志》卷32第1期）可惜由于战争动乱，1946年以后艾伟所创实验班中途夭折，而他的研究也没能很好地运用到国文教学上来。尽管如此，他自己却写成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介绍。
四、几点启示
钩沉索隐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中获得对于当下的启示。
一是看看我们的前辈已经做了些什么。因为近年来常常听到一些讨论语文教育的专家会发一些宏论，好像现代语文教育是没有什么科学研究的，有的只是一些经验性的总结。在他们眼中，包括叶圣陶、夏丏尊、黎锦熙诸位老先生的著述也不过是一些缺乏现代课程论教学论意识的经验性描述，只有外国人的东西才可靠。他们有一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气概；岂知孔子以前，天早就有了。现代语文教育的研究也不是近二十年来才有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或因无知或因偏见，有意无意忽略了前人的成果，自己陷于“盲瞽”而不自知，反而以此欺世盗名，这是殊为可笑的。
二是看看前辈们是怎样扎扎实实搞科研的。他们没有参与意气之争，不发空泛的宏论，不提似是而非的口号。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可以用来治治时下的燥热风气。
三是通过学习可以了解他们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例如文白两种文体在中学里的比例究竟怎样才合适，语文学习方法怎样才有效率等。珠玉在前，尽可让我们去分析研究，去继承和发展。因为像艾伟这一批人可称得上学贯中西，既读线装书，又懂“洋装书”。不像现在的有些人在中国学英文，到外国去学一点东西然后拿回来吓唬国人。国文既未通，教育理论也一知半解，以此态度岂能研究好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