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学刊》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地迈过30余年精彩的历程，出版了200期。这是学界一件大喜事。
　　该期刊的实践证明，它不愧是一座优秀的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平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它有某种愈益增长的缘分，从内心里将其当成良师益友。良师，我常常能从那里获得此前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新东西，尤其理论观点上的启发；益友，我在那里不断地结识新的学术同人，并通过间或的撰稿而同大家相互切磋。我一生从事理论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深知该学科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若缺乏一定的相关学科的功底便寸步难行。仅在这方面，作为社会-人文科学综合杂志的《求是学刊》，对才疏学浅的我就助益良多。
　　根据长期间的体验和相关的比较考量，我感到《求是学刊》办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与提升“求是”这个既定的宗旨。求是，即追求真理，不仅探讨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客观的物质存在和运动的规律，更要探讨主观的精神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就后者而言，该刊既排除以往极左年代纯意识形态化的偏见，也避免西方一些自由主义者非意识形态化的虚构。马克思早在1842年便指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信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4页）以此论述做参照，可以发现，《求是学刊》颇为注重学术价值的酌量，没有设置任何学术禁区，当然也非政治权力的工具。在这个园地里，作者各抒己见，彼此砥励，气氛活跃。而且，它视野开阔，内容丰盈，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但是，这种学术自由不是骚人墨客式的孤芳自赏，其表达的是人民的自由和自由的人民之各种诉求，体现的是时代的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和世界进步的现实。正因为如此，《求是学刊》在型塑理想化的文化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一份应有的贡献。我这样讲毫无恭维之意，而是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
　　目下，社会上风行着一句话叫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可谓至理名言。毋庸置疑，人类对自由、尊严和幸福的追求及其实现，永无尽期。面对这种情况，“自由的出版物”之成果，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最”字。如果说每个学者的攻研是无止境的，那么，各种形式学术研究的传媒，也应当像个“过河卒子”，只能奋勇向前。
　　我期冀并深信，《求是学刊》必会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