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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祁小春（日本立命馆大学博士，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画学院书法篆刻工作室主任）
◇ 地点：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南京）
一、 相关研究的现状
(1)代表性的研究主体—书学界与书法界及其刊物
日本的书法研究主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书学界，一是书法界。书学界主要为大学、美术馆、博物馆、出版社或其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多为专门从事书法史或者东方文化、文学、史学、文字学、哲学、美学、艺术史学以及美术造型等领域的学者。书法界的研究平台主要在书坛，研究者多为书法家、书法评论家等，研究活动通常只限于书坛范围内，成果亦多反映在各种书法团体的会刊杂志上。这两类研究主体基本代表了当代日本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主流，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也有相互协作的一面，但各自的治学理念和研究目的并非完全一致。一般来说，书法界致力于实践性研究(教学、技法与创作等)，书学界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书法史论、书迹考证、书家研究等)。
a、学界的情况
日本书学界的情况，基本上是由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构成，其学术研究活动和成果，主要通过相关学会和学刊反映。从日本开设书法专业的大学情况来看，国、公立大学基本将书法专业置于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中，私立大学则置于文学部的日本文学之下。而日本的美术、艺术大学则基本不设置书法专业。此现象反映出日本对书法的学科定位，即不是把书法作为纯艺术或美术看待，而是属于文化教养方面的一门学艺。
设置书法专业的大学一般都有相应的研究会，有条件的还发行研究刊物。全国性的高校书法研究组织，有被称之为“大学书道三学会”的“日本教育大学协会全国书道教育部门”、“全国大学书道学会”和“全国大学书写书道教育学会”，是得到日本官方学术机构“日本学术会议”支持的全国高校学术团体，研究人员来自日本高校从事书法教育的教师及研究生，其中与中国书法史研究有关的主要是“全国大学书道学会”，会刊《全國大學書道研究》(2007年后更名，前为《全國大學書道學會紀要》)中时有相关研究论文刊载。
在日本大学从事书法史的研究者多为社会、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研究成果通常发表在本研究领域的学会刊物中，更多的是发表在其供职大学的“研究纪要”上。就书法史研究专业的领域而言，除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外，在社会上最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团体有：“书论”和“书学书道史研究”。
1971年由杉村邦彦创立的“书论研究会”发行研究会刊《書論》；得到“日本学术会议”支持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书学书道史学会”(1990年创立)，发行研究会刊《書學書道史研究》。
在日本著名的书法专业杂志是艺术新闻社发行的《墨》。《墨》尽管是没有学会背景的商业性杂志，但以学术水准高、资料性强、印刷精美、内容形式生动多样及图文并茂为特征。
1987年美术新闻社创刊的月刊《書道研究》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专业研究刊物，现虽已停刊，但已刊内容非常值得注意。
日本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一般都发行研究纪要和展览图录，这类图录中与书法史研究有关的论文虽然不多，但研究纪要有时会登载一些专业论文。
日本还没有全国规模的书法研究目录专书，但有与东洋美术相关的文献目录，其中最著名的有论说资料保存会编的《中國關係論說資料》。该书收集复印每年发表在全国学刊杂志上登载的有关中国学方面的论文，检索方便。
b、书界的情况
日本书法家按照其师承关系，分别依属各自的“会派”，从上至下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书法师承关系网，也是当代日本书法团体的基本谱系。从明治后半期以来，日本民间中小型书法组织纷纷成立，从大正至昭和初期，大型的书法团体也应运而起，推动了日本书法的近代化进程。各个书法会一般都发行会刊，但研究水平基本不高。不过在早期的日本书坛，情况有些不同，一些书法家的汉学素养很高，大部分人既能创作又能研究，故日本早期的书法杂志(其中大部分已经停刊)中有不少文章学术水平很高。
(2)代表性的出版机构：二玄社
在日本，出版各种美术方面书籍的出版社很多，其中一些也出版书法方面的书籍，但象二玄社这样的大量出版书法研究书籍的专门出版社却并不多。二玄社是日本出版书法图书方面首屈一指的著名出版社,自1955年创立，二玄社建社当初，是以书法为主的东亚美术书籍的专门书店，五十多年来，出版了大量高质量、高水准的书法图书。
二、代表性的观点、学刊及学者
（1）书法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日本学者的一种观点
一般来说，在文化史上发生的一切与书法艺术有关的现象,都应作为研究对象而纳入书法史研究的范围内。在这一方面中日学界并无二致，然而在研究的具体角度、理论、方法及处理资料的手法等方面却未必一致。以下就书法史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中的问题，介绍日本学者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
杉村邦彦在《中國書法史を研究するための心構えと方法について》一文中，就书法史研究阐述了他的主要观点：书法史总体可分为书人、书迹和书论三个研究领域。此三领域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
a、书人研究
书人的范围较书家更宽泛，只要其人创作了一定数量的优秀书法作品，并在社会和历史上获得一定评价，都应归类书人之列。而欲深刻理解书家的作品，就必须透彻地了解书家其人。因此杉村提出探究书家“人物形象”的概念，主张以“语言”与“形象”作为考察手段。“语言”包括：书家自作和他作的作品；作品以外的文字资料(自作诗文、传记资料)。通过分析考察传记资料，达到还原书法家“人物形象”之目的。“形象”就是书法作品，通过欣赏分析书法作品，以究明书法家“人物形象”及其追求的艺术本质。杉村认为书法是“语言”与“形象”合二为一的艺术。主张用“读解”和“观赏”两种不同的方式欣赏书法作品。
b、书迹研究
研究对象会因研究目的和角度的不同而变化。比如，可以某一书家的书迹作为考察对象，也可以某一作品群(如龙门造像二十品)作为研究对象。以前者为例，研究过程大致为：首先，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作品资料；其次，分辨考订真伪(有些特殊场合需要注意。如不是真迹的摹拓本、临本等，其本身就具有“作品”意义，不能以真伪标准一概而论)；再次，取其有年代可考的作品，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以分析归纳其人一生固有的书法风格，还可以根据其各个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划分其作品的风格期，并且考察作品风格转变的原因。这里还包括个人书风与时代书风的转变，涉及到书法样式史问题。
c、书论研究
从广义上来说，凡是与书法有关的所有论说均属书论范围。本来，专门讨论书法艺术的论说，应是书论的核心内容。但这类书论文献毕竟太少，反而古人一些与书法有关的各种言谈论说数量很多，范围亦广。在讨论如何研究书论时，杉村强调必须探讨书论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基于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说出或撰写的。他认为在书法史上，最能理解和反映A书人的书法艺术及其“人物形象”的书论，往往在A的书论中找不到，反而需从与A同时的B或后世的C的书论中寻找，而后者往往有比A本人有更为准确客观的评说。了解这个现象关乎对书论的正确读解。另外，他还提出应结合作品阅读书论，或借助书论读解作品的方法。
（2）代表性的学刊—《書論》和《書學書道史研究》
《書論》和《書學書道史研究》分别隶属于“书论研究会”和“书学书道史学会”，是当今日本关于中国书法史研究最专业、学术水平最高的学刊。
a、《書論》
杉村邦彦1972年4月创立书论研究会，并任会长(中田勇次郎先后任名誉会长、顾问)，同年8月发行创刊号《書論》杂志。“书论”并非只是狭义上的书法理论，正如该杂志宗旨所言，乃“书法与书法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書論》名义上是研究会发行，而实际上由杉村邦彦一人身兼组稿、编辑、发行等工作，所有出版费用也基本是他一人负担。全以个人之力维持一份学术杂志，而且三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十分不易。《書論》问世以来，现已发行了36期，为学界公认的高水平学术杂志。从1979年以来，书论研究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书论研究会大会”，已举办了三十次。一般在大会期间还同时举办“特别展示”。研究者在大会上宣读的优秀论文多收入《書論》。《書論》所收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近三十年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和水平，论文作者也是著名的研究权威或者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知名学者。
b、《書學書道史研究》
1990年，日本成立了“书学书道史学会”，该学会是得到日本官方机构“日本学术会议”支持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学会以“推进书学与书法史学及其相关的文化研究向前发展，增进国际交流”为宗旨。现任理事长古谷稔(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副会长大桥修一(埼玉大学教授)、杉村邦彦(四国大学教授)。全国会员约五百余人，其中以大学教师、博物馆或美术馆的研究人员为主，每年定期举行一次研究大会，不定期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会刊《書學書道史研究》创刊号问世以来，至今已发行了17期。书学书道史学会聚集了全国书法史研究方面实力最强的专家学者，对于投稿《書學書道史研究》的论文，采取专家匿名审查制度，以维护学术研究的高度与公正性。就目前状况来说，活跃于以上两个学会的研究者(很多人都是二会的会员)，是现今书法史研究领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群体，他们的研究基本反映了本领域的最高水平。
（3）代表性的学者—西川宁（1902～1989年）和中田勇次郎(1905～1998年）
在现当代日本，于中国书法史研究领域中贡献最大、成就最多者，应首推西川宁与中田勇次郎二位先生。关于二位的学术声望在中国书界亦广为人知。
西川宁生于东京的书法世家，其父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著名书家西川春洞。西川宁1926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任文学部助教。1933年与金子庆云等人创立谦慎书道会。1938～1940年以日本文部省在外特别研究员身份前往北京留学三年，其间前往山东、山西、河南等史迹作实地考察。1949年与松井如流一起创办了《書品》杂志。1960年发表博士论文《晉代墨蹟の書道史的研究》，获庆应义塾大学文学博士。1989年获文化勋章，同年去世，后被追赠从三位勋一等瑞宝章。西川宁是日本现当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与日比野五凤（1901～1985年）、手岛右卿（1901～1987年）三人被誉为“昭和三笔”。此外，作为学者西川宁学识高深，在文化领域尤其在书学研究领域贡献甚巨，被称为不世出的“书法巨人”。西川宁不但具有研究者广博的文史知识和深厚的文献功底，更有书法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这两方面的才能在他的考论中被发挥到极致，这也正是西川宁研究的特征所在。
中田勇次郎出生于京都，号有庐，书斋号心花室。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中田就读于京都大学期间，正值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所开创的京都学派最兴盛之时，他从中国文学权威铃木虎雄(1878～1963年)、青木正儿（1887～1964年）二教授治宋词。毕业论文为《兩宋詞人姓氏考》，按照当时京都大学惯例，用汉文(文言文)以毛笔书写。1935年毕业后任文学部助教，之后进大学院继续深造。1941年任大谷大学教授，1954年转任京都市立美术大学教授、1963～1965年任同大学校长。1969年同大学退休后，任大手前女子大学教授、文学部长。1976年获勋三等瑞宝章。1988年大学退休。1987年任文字研究所首任所长、兼理事长。1990年获京都市文化功劳者受到表彰。1997任文字文化研究所名誉会长，所长由其师弟、著名古文字学家白川静教授接任。在大学任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书法史等课程。他的研究业绩涵盖以下六方面:1、有关词的研究；2、有关书法史的研究；3、有关文房清玩的研究；4、有关文人画、文人画论的研究；5、有关篆刻的研究；6、其他。
（4）日本学者的书法史学观之一：关于书法时代风格的讨论。
关于书法的时代风格问题，日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a、中田说
他在1970年发表的《書の時代性》(《中田勇次郎著作集》第1卷)一文，继承董其昌说并且详加阐发。
b、西川说
西川宁《中國書道史研究について》（《西川寧著作集》第2卷），反对以王朝为时间单位作为划分书法时代的标尺，认为书法的艺术意志是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应与政治史有所区分。寻找发现并归纳书法中的各类型态，是西川书法史研究的核心。
C、神田说
神田喜一郎于1959年发表的《中国書法の二大潮流》论文，是在反对阮元“南北书派”说的前提下提出了新说。神田认为南北书派之别无非就是“都鄙之别”，即文化先进的南都建康（南京）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北朝之间的区别，书法的正统当然传于南朝。神田也认同中国书法史中存在着“两大潮流”，但那不是阮氏的南北书派，而是王羲之(303～361年)和颜真卿(709～785年)这两大书法流派。他认为王羲之与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完全不同，自宋代以来，中国书法就是以王、颜这两大流派彼此消长隆替而展开的。
D、杉村说
杉村邦彦在《文字造形に現れた時代性》一文中提出了“矢量”说。此说以“文字造型”为基点探讨各时代书法样式的变化，亦属样式史讨论范畴。他认为书法是由人书写出来的，因此必然直接反映时代性，亦即那个时代的样式。考察文字造型，需要设定一个测量模式，即“作用于文字造型的动力矢量”，考察矢量在不同时代的动力。
总之，日本学者以上诸说发表时期比较早，如西川说发表于1929年、神田说1959年、中田说1970年、杉村说1981年，可以说在探讨书法时代性或者风格样式史方面，日本学者走在了前面。虽然有些观点不过为一家之言，并未形成定说，但作为探索书法样式和时代风格方面的尝试，值得借鉴。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相关问题的探讨，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遗憾的是限于当时条件，似乎未能看到日本先行研究，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三、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
(1)书法史类
在日本，冠以“中国书道史”书名的相关著作很多，但大抵为概述历史时代背景、归纳书家风格、添附书迹图版并作解说、罗列历代书家年表大事记等。这类著作繁多，内容却大同小异，多属普及性读物。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难题，即应如何编纂书法史。因为经验不多，可供编纂取法的成功范例不多，故大部分书道史类著作基本仿照一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凡例。尽管如此，在众多的“书道史”以及相关研究著作中，还是有不少佳作的。如中田勇次郎著《中國書道史》、神田喜一郎著《中國書道史》、石川九杨著《中國書史》。另外还有一些专家文集值得注意，如松井如流著《中國書道史随想》、青山杉雨著《書の実相—中国書道史話》、杉村邦彦著《書苑彷徨》等，其中考论随笔多见卓识。又如西林昭一著《中國新出土の書》、福本雅一著“書の周辺”系列论集，尽管研究角度与手法不同，但均能着眼于书法周边的文化现象，从文化现象出发思考阐述与书法的关联，其中不乏重要发明。日本学者非常关注中国新出土新发现的资料，并能很快运用到书法史研究当中，如上举《中國新出土の書》外还有福田哲之《文字の発見が歷史をゆるがす—20世紀中国出土文字資料の証言》，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2)书法全集类
日本出版各类美术全集的历史比较长，经验丰富，质量亦佳，书法全集也同样如此。一般来说，书法全集的编纂原则是，汇集整理历代较具代表性的、能够揭示和反映那个时代的书法风格特点的书迹、书家和相关事迹，作系统地排列并予以解说。每卷之首都有总论序论，提纲挈领，再附若干篇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撰写的文章。日本在20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版书道全集，以后陆续有新版、再版以及相关全集问世。这些书法全集各有千秋，一般来说，新版增补旧版所阙，不重复旧版已有内容。总之，日本陆续出版的各种书法全集应视为一个集合体，是日本学者近一个世纪以来共同努力的结晶和记录。现在我国出版的《中國書法全集》，在编辑体例等方面对日本书道全集均有参考借鉴。
(3)书法丛刊、集成类
书法史研究三领域(书人、书迹、书论)中，书迹(作品)研究最为重要。因此，为研究者、书法家和一般书法爱好者提供代表性的经典名迹，附加考证解说，是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工作。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也作了不少工作，其中神田喜一郎、西川宁监修的《書跡名品叢刊》全208册最值得称道。这是一部卷帙庞大的书法资料集成，208册每册均附专家解说。帖后一般均完整保留后人的题跋、观记、题赞等内容，以全面反映“名迹”流传的经过、鉴赏、考释等信息。在20世纪60到80年代，研究者能看到208册这样大型的书法资料集成，确实很不容易，二玄社此举，亦犹如其后(1979年)原色复制台湾故宫的历代书画精品一样，实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此外，二玄社出版的《中國法書選》虽然是一套供学书者临习用的法帖范本，但另附的60册《中國法書選ガイド》则是对法帖的专题研究，或可称之为小型研究专集，其中收有研究者针对某碑帖撰写的专题研究文章。
(4)法帖资料以及研究类
日本在法帖研究方面成就很大。因为法帖研究比较单一，不需要借助考古等新资料发现就能有所作为。加上日本国内碑帖资料的藏品丰富，质量亦佳。比如三井氏听冰阁旧藏、中村不折旧藏、宇野雪村旧藏(其后分别归书道博物馆和五岛美术馆和三井文库)等都很有名。有了丰富的收藏基础，才可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比如藤原楚水《書道金石學》中所使用的大部分资料，多取自于书道博物馆。又比如宇野雪村《法帖事典》“图录编”中的法帖图版资料，也基本出自他个人所藏。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很多，其中中田勇次郎《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和宇野雪村主编《王羲之書跡大系》有关王羲之法帖的专著，对王羲之书迹分门别类，考订校读，编号索引，作了系统详尽的整理，初步奠定了本领域研究的基础。福本雅一编著的《淳化閣帖》全10卷对法帖之祖《淳化閣帖》作了详细注释，卷一收录作者考论文章，备述法帖渊源由绪，罗列相关文献，是迄今为止法帖释文研究最为完备的重要著作。宇野雪村著的《法帖事典》是对法帖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是日本帖学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5)书论研究类
日本自古以来有训读中国古典文献的传统和方法，凡是比较重要的古典文献，都有学者来做训读翻译乃至更详细的校勘注释工作，书法研究亦然。因为欲正确解读中国古典书论，解说、校勘、训读、注释、翻译(译成训读文和现代文)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之一。书论研究是日本学者的一个强项，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成果有中田勇次郎主编的《中國書論大系》全18卷。此书博采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最重要的书论文献，各卷按各时代编排，中田勇次郎撰“中国书论史”作为“总论”分置诸卷之首，全书均由当代研究中国书法史的知名学者专家分别担任解说、校勘、训读、注释和翻译，在日本的中国书论基础研究领域，代表了当今最高水准。
(6)辞典、字典类
关于这方面日本的出版物可谓多不胜数，其中有特点的工具书也有不少，如草书字典就是其代表。一般检索草书，必须要先假定其为楷书某字，然后根据楷书检索，如果无法假定则无法检索。圆道祐之编《草書大字典》检索方法比较独特，完全按照文字形态检索，因为不识草书无法从正字部首字划检索，作者特创从草书的第一起笔字形“、”“-”“|”“ノ”四部分类寻检方法，接下来还有第二起笔字形十余类、第三起笔字形十余类，按顺序检索，基本可以解决不识草书而出现的检索困难。
(7)传记资料、人名索引、书法史迹地图、书法相关博物馆类
重视基础作业的整理，是日本学界研究的特点之一，因而在传记资料、人名索引方面的书籍也有不少出版，使用方便。
◇ 地点：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南京）
一、 相关研究的现状
(1)代表性的研究主体—书学界与书法界及其刊物
日本的书法研究主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书学界，一是书法界。书学界主要为大学、美术馆、博物馆、出版社或其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多为专门从事书法史或者东方文化、文学、史学、文字学、哲学、美学、艺术史学以及美术造型等领域的学者。书法界的研究平台主要在书坛，研究者多为书法家、书法评论家等，研究活动通常只限于书坛范围内，成果亦多反映在各种书法团体的会刊杂志上。这两类研究主体基本代表了当代日本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主流，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也有相互协作的一面，但各自的治学理念和研究目的并非完全一致。一般来说，书法界致力于实践性研究(教学、技法与创作等)，书学界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书法史论、书迹考证、书家研究等)。
a、学界的情况
日本书学界的情况，基本上是由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构成，其学术研究活动和成果，主要通过相关学会和学刊反映。从日本开设书法专业的大学情况来看，国、公立大学基本将书法专业置于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中，私立大学则置于文学部的日本文学之下。而日本的美术、艺术大学则基本不设置书法专业。此现象反映出日本对书法的学科定位，即不是把书法作为纯艺术或美术看待，而是属于文化教养方面的一门学艺。
设置书法专业的大学一般都有相应的研究会，有条件的还发行研究刊物。全国性的高校书法研究组织，有被称之为“大学书道三学会”的“日本教育大学协会全国书道教育部门”、“全国大学书道学会”和“全国大学书写书道教育学会”，是得到日本官方学术机构“日本学术会议”支持的全国高校学术团体，研究人员来自日本高校从事书法教育的教师及研究生，其中与中国书法史研究有关的主要是“全国大学书道学会”，会刊《全國大學書道研究》(2007年后更名，前为《全國大學書道學會紀要》)中时有相关研究论文刊载。
在日本大学从事书法史的研究者多为社会、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研究成果通常发表在本研究领域的学会刊物中，更多的是发表在其供职大学的“研究纪要”上。就书法史研究专业的领域而言，除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外，在社会上最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团体有：“书论”和“书学书道史研究”。
1971年由杉村邦彦创立的“书论研究会”发行研究会刊《書論》；得到“日本学术会议”支持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书学书道史学会”(1990年创立)，发行研究会刊《書學書道史研究》。
在日本著名的书法专业杂志是艺术新闻社发行的《墨》。《墨》尽管是没有学会背景的商业性杂志，但以学术水准高、资料性强、印刷精美、内容形式生动多样及图文并茂为特征。
1987年美术新闻社创刊的月刊《書道研究》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专业研究刊物，现虽已停刊，但已刊内容非常值得注意。
日本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一般都发行研究纪要和展览图录，这类图录中与书法史研究有关的论文虽然不多，但研究纪要有时会登载一些专业论文。
日本还没有全国规模的书法研究目录专书，但有与东洋美术相关的文献目录，其中最著名的有论说资料保存会编的《中國關係論說資料》。该书收集复印每年发表在全国学刊杂志上登载的有关中国学方面的论文，检索方便。
b、书界的情况
日本书法家按照其师承关系，分别依属各自的“会派”，从上至下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书法师承关系网，也是当代日本书法团体的基本谱系。从明治后半期以来，日本民间中小型书法组织纷纷成立，从大正至昭和初期，大型的书法团体也应运而起，推动了日本书法的近代化进程。各个书法会一般都发行会刊，但研究水平基本不高。不过在早期的日本书坛，情况有些不同，一些书法家的汉学素养很高，大部分人既能创作又能研究，故日本早期的书法杂志(其中大部分已经停刊)中有不少文章学术水平很高。
(2)代表性的出版机构：二玄社
在日本，出版各种美术方面书籍的出版社很多，其中一些也出版书法方面的书籍，但象二玄社这样的大量出版书法研究书籍的专门出版社却并不多。二玄社是日本出版书法图书方面首屈一指的著名出版社,自1955年创立，二玄社建社当初，是以书法为主的东亚美术书籍的专门书店，五十多年来，出版了大量高质量、高水准的书法图书。
二、代表性的观点、学刊及学者
（1）书法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日本学者的一种观点
一般来说，在文化史上发生的一切与书法艺术有关的现象,都应作为研究对象而纳入书法史研究的范围内。在这一方面中日学界并无二致，然而在研究的具体角度、理论、方法及处理资料的手法等方面却未必一致。以下就书法史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中的问题，介绍日本学者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
杉村邦彦在《中國書法史を研究するための心構えと方法について》一文中，就书法史研究阐述了他的主要观点：书法史总体可分为书人、书迹和书论三个研究领域。此三领域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
a、书人研究
书人的范围较书家更宽泛，只要其人创作了一定数量的优秀书法作品，并在社会和历史上获得一定评价，都应归类书人之列。而欲深刻理解书家的作品，就必须透彻地了解书家其人。因此杉村提出探究书家“人物形象”的概念，主张以“语言”与“形象”作为考察手段。“语言”包括：书家自作和他作的作品；作品以外的文字资料(自作诗文、传记资料)。通过分析考察传记资料，达到还原书法家“人物形象”之目的。“形象”就是书法作品，通过欣赏分析书法作品，以究明书法家“人物形象”及其追求的艺术本质。杉村认为书法是“语言”与“形象”合二为一的艺术。主张用“读解”和“观赏”两种不同的方式欣赏书法作品。
b、书迹研究
研究对象会因研究目的和角度的不同而变化。比如，可以某一书家的书迹作为考察对象，也可以某一作品群(如龙门造像二十品)作为研究对象。以前者为例，研究过程大致为：首先，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作品资料；其次，分辨考订真伪(有些特殊场合需要注意。如不是真迹的摹拓本、临本等，其本身就具有“作品”意义，不能以真伪标准一概而论)；再次，取其有年代可考的作品，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以分析归纳其人一生固有的书法风格，还可以根据其各个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划分其作品的风格期，并且考察作品风格转变的原因。这里还包括个人书风与时代书风的转变，涉及到书法样式史问题。
c、书论研究
从广义上来说，凡是与书法有关的所有论说均属书论范围。本来，专门讨论书法艺术的论说，应是书论的核心内容。但这类书论文献毕竟太少，反而古人一些与书法有关的各种言谈论说数量很多，范围亦广。在讨论如何研究书论时，杉村强调必须探讨书论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基于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说出或撰写的。他认为在书法史上，最能理解和反映A书人的书法艺术及其“人物形象”的书论，往往在A的书论中找不到，反而需从与A同时的B或后世的C的书论中寻找，而后者往往有比A本人有更为准确客观的评说。了解这个现象关乎对书论的正确读解。另外，他还提出应结合作品阅读书论，或借助书论读解作品的方法。
（2）代表性的学刊—《書論》和《書學書道史研究》
《書論》和《書學書道史研究》分别隶属于“书论研究会”和“书学书道史学会”，是当今日本关于中国书法史研究最专业、学术水平最高的学刊。
a、《書論》
杉村邦彦1972年4月创立书论研究会，并任会长(中田勇次郎先后任名誉会长、顾问)，同年8月发行创刊号《書論》杂志。“书论”并非只是狭义上的书法理论，正如该杂志宗旨所言，乃“书法与书法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書論》名义上是研究会发行，而实际上由杉村邦彦一人身兼组稿、编辑、发行等工作，所有出版费用也基本是他一人负担。全以个人之力维持一份学术杂志，而且三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十分不易。《書論》问世以来，现已发行了36期，为学界公认的高水平学术杂志。从1979年以来，书论研究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书论研究会大会”，已举办了三十次。一般在大会期间还同时举办“特别展示”。研究者在大会上宣读的优秀论文多收入《書論》。《書論》所收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近三十年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和水平，论文作者也是著名的研究权威或者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知名学者。
b、《書學書道史研究》
1990年，日本成立了“书学书道史学会”，该学会是得到日本官方机构“日本学术会议”支持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学会以“推进书学与书法史学及其相关的文化研究向前发展，增进国际交流”为宗旨。现任理事长古谷稔(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副会长大桥修一(埼玉大学教授)、杉村邦彦(四国大学教授)。全国会员约五百余人，其中以大学教师、博物馆或美术馆的研究人员为主，每年定期举行一次研究大会，不定期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会刊《書學書道史研究》创刊号问世以来，至今已发行了17期。书学书道史学会聚集了全国书法史研究方面实力最强的专家学者，对于投稿《書學書道史研究》的论文，采取专家匿名审查制度，以维护学术研究的高度与公正性。就目前状况来说，活跃于以上两个学会的研究者(很多人都是二会的会员)，是现今书法史研究领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群体，他们的研究基本反映了本领域的最高水平。
（3）代表性的学者—西川宁（1902～1989年）和中田勇次郎(1905～1998年）
在现当代日本，于中国书法史研究领域中贡献最大、成就最多者，应首推西川宁与中田勇次郎二位先生。关于二位的学术声望在中国书界亦广为人知。
西川宁生于东京的书法世家，其父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著名书家西川春洞。西川宁1926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任文学部助教。1933年与金子庆云等人创立谦慎书道会。1938～1940年以日本文部省在外特别研究员身份前往北京留学三年，其间前往山东、山西、河南等史迹作实地考察。1949年与松井如流一起创办了《書品》杂志。1960年发表博士论文《晉代墨蹟の書道史的研究》，获庆应义塾大学文学博士。1989年获文化勋章，同年去世，后被追赠从三位勋一等瑞宝章。西川宁是日本现当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与日比野五凤（1901～1985年）、手岛右卿（1901～1987年）三人被誉为“昭和三笔”。此外，作为学者西川宁学识高深，在文化领域尤其在书学研究领域贡献甚巨，被称为不世出的“书法巨人”。西川宁不但具有研究者广博的文史知识和深厚的文献功底，更有书法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这两方面的才能在他的考论中被发挥到极致，这也正是西川宁研究的特征所在。
中田勇次郎出生于京都，号有庐，书斋号心花室。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中田就读于京都大学期间，正值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所开创的京都学派最兴盛之时，他从中国文学权威铃木虎雄(1878～1963年)、青木正儿（1887～1964年）二教授治宋词。毕业论文为《兩宋詞人姓氏考》，按照当时京都大学惯例，用汉文(文言文)以毛笔书写。1935年毕业后任文学部助教，之后进大学院继续深造。1941年任大谷大学教授，1954年转任京都市立美术大学教授、1963～1965年任同大学校长。1969年同大学退休后，任大手前女子大学教授、文学部长。1976年获勋三等瑞宝章。1988年大学退休。1987年任文字研究所首任所长、兼理事长。1990年获京都市文化功劳者受到表彰。1997任文字文化研究所名誉会长，所长由其师弟、著名古文字学家白川静教授接任。在大学任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书法史等课程。他的研究业绩涵盖以下六方面:1、有关词的研究；2、有关书法史的研究；3、有关文房清玩的研究；4、有关文人画、文人画论的研究；5、有关篆刻的研究；6、其他。
（4）日本学者的书法史学观之一：关于书法时代风格的讨论。
关于书法的时代风格问题，日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a、中田说
他在1970年发表的《書の時代性》(《中田勇次郎著作集》第1卷)一文，继承董其昌说并且详加阐发。
b、西川说
西川宁《中國書道史研究について》（《西川寧著作集》第2卷），反对以王朝为时间单位作为划分书法时代的标尺，认为书法的艺术意志是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应与政治史有所区分。寻找发现并归纳书法中的各类型态，是西川书法史研究的核心。
C、神田说
神田喜一郎于1959年发表的《中国書法の二大潮流》论文，是在反对阮元“南北书派”说的前提下提出了新说。神田认为南北书派之别无非就是“都鄙之别”，即文化先进的南都建康（南京）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北朝之间的区别，书法的正统当然传于南朝。神田也认同中国书法史中存在着“两大潮流”，但那不是阮氏的南北书派，而是王羲之(303～361年)和颜真卿(709～785年)这两大书法流派。他认为王羲之与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完全不同，自宋代以来，中国书法就是以王、颜这两大流派彼此消长隆替而展开的。
D、杉村说
杉村邦彦在《文字造形に現れた時代性》一文中提出了“矢量”说。此说以“文字造型”为基点探讨各时代书法样式的变化，亦属样式史讨论范畴。他认为书法是由人书写出来的，因此必然直接反映时代性，亦即那个时代的样式。考察文字造型，需要设定一个测量模式，即“作用于文字造型的动力矢量”，考察矢量在不同时代的动力。
总之，日本学者以上诸说发表时期比较早，如西川说发表于1929年、神田说1959年、中田说1970年、杉村说1981年，可以说在探讨书法时代性或者风格样式史方面，日本学者走在了前面。虽然有些观点不过为一家之言，并未形成定说，但作为探索书法样式和时代风格方面的尝试，值得借鉴。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相关问题的探讨，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遗憾的是限于当时条件，似乎未能看到日本先行研究，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三、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
(1)书法史类
在日本，冠以“中国书道史”书名的相关著作很多，但大抵为概述历史时代背景、归纳书家风格、添附书迹图版并作解说、罗列历代书家年表大事记等。这类著作繁多，内容却大同小异，多属普及性读物。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难题，即应如何编纂书法史。因为经验不多，可供编纂取法的成功范例不多，故大部分书道史类著作基本仿照一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凡例。尽管如此，在众多的“书道史”以及相关研究著作中，还是有不少佳作的。如中田勇次郎著《中國書道史》、神田喜一郎著《中國書道史》、石川九杨著《中國書史》。另外还有一些专家文集值得注意，如松井如流著《中國書道史随想》、青山杉雨著《書の実相—中国書道史話》、杉村邦彦著《書苑彷徨》等，其中考论随笔多见卓识。又如西林昭一著《中國新出土の書》、福本雅一著“書の周辺”系列论集，尽管研究角度与手法不同，但均能着眼于书法周边的文化现象，从文化现象出发思考阐述与书法的关联，其中不乏重要发明。日本学者非常关注中国新出土新发现的资料，并能很快运用到书法史研究当中，如上举《中國新出土の書》外还有福田哲之《文字の発見が歷史をゆるがす—20世紀中国出土文字資料の証言》，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2)书法全集类
日本出版各类美术全集的历史比较长，经验丰富，质量亦佳，书法全集也同样如此。一般来说，书法全集的编纂原则是，汇集整理历代较具代表性的、能够揭示和反映那个时代的书法风格特点的书迹、书家和相关事迹，作系统地排列并予以解说。每卷之首都有总论序论，提纲挈领，再附若干篇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撰写的文章。日本在20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版书道全集，以后陆续有新版、再版以及相关全集问世。这些书法全集各有千秋，一般来说，新版增补旧版所阙，不重复旧版已有内容。总之，日本陆续出版的各种书法全集应视为一个集合体，是日本学者近一个世纪以来共同努力的结晶和记录。现在我国出版的《中國書法全集》，在编辑体例等方面对日本书道全集均有参考借鉴。
(3)书法丛刊、集成类
书法史研究三领域(书人、书迹、书论)中，书迹(作品)研究最为重要。因此，为研究者、书法家和一般书法爱好者提供代表性的经典名迹，附加考证解说，是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工作。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也作了不少工作，其中神田喜一郎、西川宁监修的《書跡名品叢刊》全208册最值得称道。这是一部卷帙庞大的书法资料集成，208册每册均附专家解说。帖后一般均完整保留后人的题跋、观记、题赞等内容，以全面反映“名迹”流传的经过、鉴赏、考释等信息。在20世纪60到80年代，研究者能看到208册这样大型的书法资料集成，确实很不容易，二玄社此举，亦犹如其后(1979年)原色复制台湾故宫的历代书画精品一样，实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此外，二玄社出版的《中國法書選》虽然是一套供学书者临习用的法帖范本，但另附的60册《中國法書選ガイド》则是对法帖的专题研究，或可称之为小型研究专集，其中收有研究者针对某碑帖撰写的专题研究文章。
(4)法帖资料以及研究类
日本在法帖研究方面成就很大。因为法帖研究比较单一，不需要借助考古等新资料发现就能有所作为。加上日本国内碑帖资料的藏品丰富，质量亦佳。比如三井氏听冰阁旧藏、中村不折旧藏、宇野雪村旧藏(其后分别归书道博物馆和五岛美术馆和三井文库)等都很有名。有了丰富的收藏基础，才可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比如藤原楚水《書道金石學》中所使用的大部分资料，多取自于书道博物馆。又比如宇野雪村《法帖事典》“图录编”中的法帖图版资料，也基本出自他个人所藏。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很多，其中中田勇次郎《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和宇野雪村主编《王羲之書跡大系》有关王羲之法帖的专著，对王羲之书迹分门别类，考订校读，编号索引，作了系统详尽的整理，初步奠定了本领域研究的基础。福本雅一编著的《淳化閣帖》全10卷对法帖之祖《淳化閣帖》作了详细注释，卷一收录作者考论文章，备述法帖渊源由绪，罗列相关文献，是迄今为止法帖释文研究最为完备的重要著作。宇野雪村著的《法帖事典》是对法帖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是日本帖学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5)书论研究类
日本自古以来有训读中国古典文献的传统和方法，凡是比较重要的古典文献，都有学者来做训读翻译乃至更详细的校勘注释工作，书法研究亦然。因为欲正确解读中国古典书论，解说、校勘、训读、注释、翻译(译成训读文和现代文)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之一。书论研究是日本学者的一个强项，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成果有中田勇次郎主编的《中國書論大系》全18卷。此书博采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最重要的书论文献，各卷按各时代编排，中田勇次郎撰“中国书论史”作为“总论”分置诸卷之首，全书均由当代研究中国书法史的知名学者专家分别担任解说、校勘、训读、注释和翻译，在日本的中国书论基础研究领域，代表了当今最高水准。
(6)辞典、字典类
关于这方面日本的出版物可谓多不胜数，其中有特点的工具书也有不少，如草书字典就是其代表。一般检索草书，必须要先假定其为楷书某字，然后根据楷书检索，如果无法假定则无法检索。圆道祐之编《草書大字典》检索方法比较独特，完全按照文字形态检索，因为不识草书无法从正字部首字划检索，作者特创从草书的第一起笔字形“、”“-”“|”“ノ”四部分类寻检方法，接下来还有第二起笔字形十余类、第三起笔字形十余类，按顺序检索，基本可以解决不识草书而出现的检索困难。
(7)传记资料、人名索引、书法史迹地图、书法相关博物馆类
重视基础作业的整理，是日本学界研究的特点之一，因而在传记资料、人名索引方面的书籍也有不少出版，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