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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剧表现形态上以演员的形体作为塑造形象的物质手段,而小说是思维艺术的一种,它是由文学符号引发出的一种形象思维,靠读者的想象来塑造空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在主题上对原著进行了解构,建构起了新的主题,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因此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关键词] 《倾城之恋》 改编 解构 建构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2.026
《倾城之恋》是一代才女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写的是一个关于发生于沪港双城中的爱情传奇故事。张爱玲本身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后面的“可怜 ”,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从来却是从衣着打扮到待人接物,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40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风头出尽,几乎得到电影明星般的风光,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致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
电视剧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电视是声画结合的胶片艺术,而小说是语言描写的艺术。当电视剧将原著中的一个个文字符号幻化成荧屏上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时,我们仿佛看到人物从书中走了出来,但事实上,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在人物、情节上与原著是貌合神离的,在主题上电视剧已经对原著进行了解构,建构起了新的主题,增添了许多情节。电视剧版《倾城之恋》的编剧邹静之在改编过程中曾说过:“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不同,若要忠实原著,就是什么也不做,既然要做,不一样就不一样吧。”[1]因此,创作电视剧剧本对原著解构,进行新的建构也是必然的。
一、人物的解构与建构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永远是苍凉的,《倾城之恋》虽是她作品中难得的以圆满的结局收场的,但其中还是一如既往的批判人性阴暗自私和表现人生无尽的苍凉。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出现的胡琴的意象,给人制造了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虚无感,文中的白流苏是自私、狡黠的,她夺取妹妹的宝物,与范柳原斗智,终于获得了一纸婚书的承诺。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倾城之恋》中,从腐朽家庭走出来的白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应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但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2]不错,白流苏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一个庸俗的女子,离婚后回娘家遭尽兄嫂的白眼,面临无望的生活,范柳原的出现,让她把自己的后半生作为赌注,来博弈这场金钱与美色的战争,为了抓住范柳原这个长期饭票,凭着自己的美色,一次次地和他周璇,终于,一个城的陷落成全了一段无爱的婚姻,人在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又生活无望时,往往会做出无奈的选择,字里行间尽显苍凉悲凉和苦涩。
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倾城之恋》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形象已经彻头彻尾地被编剧解构,进行重新塑造。白流苏的形象成为了一个爱护妹妹、孝敬长辈、深明大义的形象,范柳原也不再是对感情玩世不恭的花心男子,从他对洪莲的爱情来看,编剧把他塑造成一个用情至深的痴情男子,为后面他与流苏的爱情发展的需要做了铺垫,他们之间的爱情的起伏不再是原著中彼此不信任相互的感情博弈,而是有真情实感融入进去。文学名著的改编,实质上是改编者用当代眼光对已成“历史”的文学名著进行的一次新的阐释,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会体现出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当代人的审美情趣。[3]
另外,除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位主人公之外,编剧也对其他的次要人物进行了解构与重塑。原著中的白母,也如同张爱玲的一贯风格那样,被塑造成一个缺失母爱的母亲,她对于流苏在家里生活受到挤兑,也沉默了,本来,作为一个大家庭的长者,平衡家里人的矛盾是应该的,但她全当流苏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流苏兄嫂的态度表示了默认。流苏在受了委屈后寻求母亲的安慰,却得到不痛不痒的关心,让她发现现实的母亲和她想象的母亲是两个人的事实。而在电视剧中,白母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她不仅费心地为流苏张罗婚事,保护女儿,且一直做女儿避难的港湾,她爱护每一个子女,虽然有时免不了带点封建思想的痕迹,如她不允许白流苏离婚、再嫁,但她为家庭操劳,为儿女费心,对不成材的儿子恨铁不成钢,是一个真实而又温馨的母亲形象,与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已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电视剧对原著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的表现。
二、情节的解构与建构
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开故事的重要手段。由于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早已家喻户晓,观众对名作改编的电视剧情节的精彩程度和心理期待值就显得更高。将一篇两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扩展成四十多万字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是经过编剧的精心发掘和想象的,这也得益于原著中有足够的头绪可供扩展。电视剧对原著中白流苏和范柳原相遇前没有过多的描述的部分进行了填补。把这部分情节建构了起来,是出于对电视剧篇幅的要求,也是对情节补充的需要,比如在白流苏离婚前在唐家的生活,范柳原在拿到遗产前过着贫穷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小说中对这些都是一笔带过的,而在电视剧中,邹编剧把它们深度地挖掘出来,把白流苏和唐一元从结婚到离婚到回娘家一步步的发展的情节都很详尽的展现出来。另一反面,在范柳原这条线上,不仅增添了洪莲这条人物线,使之与范柳原之间谈了一场缠绵悱恻的恋爱,而且还把他在拿到遗产前很苦的生活状态表现出来,包括在码头上干苦力、在酒吧当应侍生、给印度公主当司机等这些情节。
经过改编的《倾城之恋》可以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主要以讲述白流苏与唐一元的婚姻矛盾和范柳原与洪莲的爱情悲剧为主,为下部分白、范两人的相遇、相知、相爱做了铺垫。影片对文本的改动,也大大推迟了白、范两人相遇的时间,在他们相遇之前,白流苏经历着痛苦的婚姻,却始终不卑不亢,范柳原对洪莲痴心绝对,却没有修成正果。电视剧对文本改动较大的可以说有两处:一、洪莲的出现。洪莲可以说是剧中新增的一个重要情节线索,而剧中设置范留意白,从而开始他们的爱情,也是因为白流苏像他的初恋情人洪莲。二、对战争把握的重点程度不同。小说中对战争的描写很模糊,只是当一个时代背景,战争的爆发在男女主角的爱情里只是一个偶然,反衬出两个自私的男女结合的荒诞。而电视剧中把战争的时代背景置于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并融入了宝络的爱情,把她和流苏在战争中获得的圆满爱情进行了着重刻画,反映出了爱情的圆满与战争黑暗的强烈对比。另外,在小说中,情节进入高潮的那个晚上,范柳原对白流苏说出了“死生契阔,与子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他不想担当婚姻责任的暗示,而在电视剧中,编剧把这句话放在了剧末,范柳原深情地吟诵出这句话,消解了原著中对爱情的虚幻,歌颂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结局,从根本上解构了原著中爱情的苍凉意境。
电视剧是基于一种“生活流模式”,没有开场,没有结局,只是不断地进行下去,体现出一种“没有尽头”、“没完没了”的叙事格局和播放方式,它也是一种大幅度、多方位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样式,在文化形态上要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相适应,呈现为生活化的特点。电视剧《倾城之恋》把这种“生活流模式”很细腻的展现出来了,比如唐一元在与白流苏结婚后陪白流苏回娘家,他的大张旗鼓的送礼物的做法,被白家所看不惯,白母想要一展白家贵族地位,设置了丰盛的饭局款待唐一元,却被唐一元抱怨海参里有沙而搅了局。这些“回娘家,送礼,吃饭”等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场景,通过对原著的改编增加了许多类似这些的情节,像流苏与唐一元生活中的争吵、她与宝络之间的互相关心问候等,使电视艺术的特色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三、结语
电视剧表现形态上以演员的形体作为塑造形象的物质手段,而小说是思维艺术的一种,它是由文学符号引发出的一种形象思维,靠读者的想象来塑造空间。从小说《倾城之恋》到电视剧《倾城之恋》,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因此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参考文献
[1]《倾城之恋》邹静之 刘亚玲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2]《流言》张爱玲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P174
[3]秦俊香 《从改编的四要素看文学名著影视改编的当代性》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6
作者简介
毛迪宙,女,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
[关键词] 《倾城之恋》 改编 解构 建构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2.026
《倾城之恋》是一代才女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写的是一个关于发生于沪港双城中的爱情传奇故事。张爱玲本身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后面的“可怜 ”,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从来却是从衣着打扮到待人接物,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40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风头出尽,几乎得到电影明星般的风光,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致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
电视剧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电视是声画结合的胶片艺术,而小说是语言描写的艺术。当电视剧将原著中的一个个文字符号幻化成荧屏上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时,我们仿佛看到人物从书中走了出来,但事实上,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在人物、情节上与原著是貌合神离的,在主题上电视剧已经对原著进行了解构,建构起了新的主题,增添了许多情节。电视剧版《倾城之恋》的编剧邹静之在改编过程中曾说过:“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不同,若要忠实原著,就是什么也不做,既然要做,不一样就不一样吧。”[1]因此,创作电视剧剧本对原著解构,进行新的建构也是必然的。
一、人物的解构与建构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永远是苍凉的,《倾城之恋》虽是她作品中难得的以圆满的结局收场的,但其中还是一如既往的批判人性阴暗自私和表现人生无尽的苍凉。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出现的胡琴的意象,给人制造了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虚无感,文中的白流苏是自私、狡黠的,她夺取妹妹的宝物,与范柳原斗智,终于获得了一纸婚书的承诺。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倾城之恋》中,从腐朽家庭走出来的白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应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但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2]不错,白流苏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一个庸俗的女子,离婚后回娘家遭尽兄嫂的白眼,面临无望的生活,范柳原的出现,让她把自己的后半生作为赌注,来博弈这场金钱与美色的战争,为了抓住范柳原这个长期饭票,凭着自己的美色,一次次地和他周璇,终于,一个城的陷落成全了一段无爱的婚姻,人在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又生活无望时,往往会做出无奈的选择,字里行间尽显苍凉悲凉和苦涩。
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倾城之恋》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形象已经彻头彻尾地被编剧解构,进行重新塑造。白流苏的形象成为了一个爱护妹妹、孝敬长辈、深明大义的形象,范柳原也不再是对感情玩世不恭的花心男子,从他对洪莲的爱情来看,编剧把他塑造成一个用情至深的痴情男子,为后面他与流苏的爱情发展的需要做了铺垫,他们之间的爱情的起伏不再是原著中彼此不信任相互的感情博弈,而是有真情实感融入进去。文学名著的改编,实质上是改编者用当代眼光对已成“历史”的文学名著进行的一次新的阐释,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会体现出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当代人的审美情趣。[3]
另外,除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位主人公之外,编剧也对其他的次要人物进行了解构与重塑。原著中的白母,也如同张爱玲的一贯风格那样,被塑造成一个缺失母爱的母亲,她对于流苏在家里生活受到挤兑,也沉默了,本来,作为一个大家庭的长者,平衡家里人的矛盾是应该的,但她全当流苏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流苏兄嫂的态度表示了默认。流苏在受了委屈后寻求母亲的安慰,却得到不痛不痒的关心,让她发现现实的母亲和她想象的母亲是两个人的事实。而在电视剧中,白母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她不仅费心地为流苏张罗婚事,保护女儿,且一直做女儿避难的港湾,她爱护每一个子女,虽然有时免不了带点封建思想的痕迹,如她不允许白流苏离婚、再嫁,但她为家庭操劳,为儿女费心,对不成材的儿子恨铁不成钢,是一个真实而又温馨的母亲形象,与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已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电视剧对原著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的表现。
二、情节的解构与建构
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开故事的重要手段。由于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早已家喻户晓,观众对名作改编的电视剧情节的精彩程度和心理期待值就显得更高。将一篇两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扩展成四十多万字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是经过编剧的精心发掘和想象的,这也得益于原著中有足够的头绪可供扩展。电视剧对原著中白流苏和范柳原相遇前没有过多的描述的部分进行了填补。把这部分情节建构了起来,是出于对电视剧篇幅的要求,也是对情节补充的需要,比如在白流苏离婚前在唐家的生活,范柳原在拿到遗产前过着贫穷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小说中对这些都是一笔带过的,而在电视剧中,邹编剧把它们深度地挖掘出来,把白流苏和唐一元从结婚到离婚到回娘家一步步的发展的情节都很详尽的展现出来。另一反面,在范柳原这条线上,不仅增添了洪莲这条人物线,使之与范柳原之间谈了一场缠绵悱恻的恋爱,而且还把他在拿到遗产前很苦的生活状态表现出来,包括在码头上干苦力、在酒吧当应侍生、给印度公主当司机等这些情节。
经过改编的《倾城之恋》可以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主要以讲述白流苏与唐一元的婚姻矛盾和范柳原与洪莲的爱情悲剧为主,为下部分白、范两人的相遇、相知、相爱做了铺垫。影片对文本的改动,也大大推迟了白、范两人相遇的时间,在他们相遇之前,白流苏经历着痛苦的婚姻,却始终不卑不亢,范柳原对洪莲痴心绝对,却没有修成正果。电视剧对文本改动较大的可以说有两处:一、洪莲的出现。洪莲可以说是剧中新增的一个重要情节线索,而剧中设置范留意白,从而开始他们的爱情,也是因为白流苏像他的初恋情人洪莲。二、对战争把握的重点程度不同。小说中对战争的描写很模糊,只是当一个时代背景,战争的爆发在男女主角的爱情里只是一个偶然,反衬出两个自私的男女结合的荒诞。而电视剧中把战争的时代背景置于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并融入了宝络的爱情,把她和流苏在战争中获得的圆满爱情进行了着重刻画,反映出了爱情的圆满与战争黑暗的强烈对比。另外,在小说中,情节进入高潮的那个晚上,范柳原对白流苏说出了“死生契阔,与子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他不想担当婚姻责任的暗示,而在电视剧中,编剧把这句话放在了剧末,范柳原深情地吟诵出这句话,消解了原著中对爱情的虚幻,歌颂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结局,从根本上解构了原著中爱情的苍凉意境。
电视剧是基于一种“生活流模式”,没有开场,没有结局,只是不断地进行下去,体现出一种“没有尽头”、“没完没了”的叙事格局和播放方式,它也是一种大幅度、多方位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样式,在文化形态上要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相适应,呈现为生活化的特点。电视剧《倾城之恋》把这种“生活流模式”很细腻的展现出来了,比如唐一元在与白流苏结婚后陪白流苏回娘家,他的大张旗鼓的送礼物的做法,被白家所看不惯,白母想要一展白家贵族地位,设置了丰盛的饭局款待唐一元,却被唐一元抱怨海参里有沙而搅了局。这些“回娘家,送礼,吃饭”等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场景,通过对原著的改编增加了许多类似这些的情节,像流苏与唐一元生活中的争吵、她与宝络之间的互相关心问候等,使电视艺术的特色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三、结语
电视剧表现形态上以演员的形体作为塑造形象的物质手段,而小说是思维艺术的一种,它是由文学符号引发出的一种形象思维,靠读者的想象来塑造空间。从小说《倾城之恋》到电视剧《倾城之恋》,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因此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参考文献
[1]《倾城之恋》邹静之 刘亚玲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2]《流言》张爱玲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P174
[3]秦俊香 《从改编的四要素看文学名著影视改编的当代性》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6
作者简介
毛迪宙,女,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