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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改革已经30年了。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发展和变化举世瞩目。
“包”字引发的四川农村改革
·1978年10月，省委总结了广汉县金鱼公社生产责任制经验，将“包”字引进农业生产责任制，拉开了四川农村改革的序幕。
·1980年，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进行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典型。
四川是全国农村改革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基础设施的加强，使全省农村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农民收入逐年增加，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同30年前相比，全省粮食产量由人均600斤多一点提高到现在的780斤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27元提高到去年的3546元。农村改革的成功，农业取得的成就，对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川是个农业大省，成都平原是我国粮仓之一。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四川曾调出几十亿斤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持京、津、沪度过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发展缓慢，人口却增长很快。1975年和1976年，“四人帮”横行，加上旱灾和地震，四川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走到低谷。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下降到508亿斤（包括重庆市），人均只有530斤，隆昌县一带的农民甚至扒火车外出逃荒。为安排城市和灾区人民生活，中央从东北调粮入川，原定调进10.2亿斤，由于铁路运输困难，未能全部运到。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的经济要恢复，首先要振兴农业、发展农业。当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实际出发，采取一套趋利避害的增产措施。其中影响大、效果明显的，首先是在全省多数地方取消种双季稻，改为主攻一季中稻；其次是对无水源保证的水田，提倡“水路不通走旱路”，改种高产的旱地作物，做到趋利避害，夺取丰收。同时，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立支农工业体系。
二是制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先是恢复“文革”以前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办法，健全劳动组织，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1978年10月，省委总结了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的方式转发全省，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定产”实际上就是“包产”。从此，“包”字引进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拉开了四川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一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1979年11月，省委制定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试行草案）》，即省委100号文件，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肯定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对多种经营项目提倡“包产到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员”，田坎可以“包到户经营”，“还可以划出一部分零星、边远或瘦薄地，按常年产量包到户经营，所包产量顶一部分口粮或饲料，超产部分全部归己”。在那个时候，作为省委的正式文件开口子允许包产到户，是比较早的。这个文件发出后，大大促进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农村经济进一步放开、搞活。不久，《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文件的内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全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0年，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进行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改“政社合一”为政企分开，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乡政府和乡农工商公司，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典型。
那一段时间，四川的农村改革有声有色，蓬勃发展。通过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后来的20多年里，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处理好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最集中的是制定了10个中央1号文件和两个中央全会决定，即：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2004—2008年又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和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党中央两次作出了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决定。特别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总结了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与方针。这个决定，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规范为“家庭承包经营”，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我省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把农村改革向前推进。
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几个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破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催生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紀初，党和政府花很大的精力减轻农民负担，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农业税。
·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七大再次强调，这是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在认识上的升华。
回顾30年，农村改革和发展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几个小段。一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主要是破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农业获得很大发展。我省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639.3亿斤增加到1984年的815.9亿斤（包括重庆市），人均粮食第一次突破800斤，解决了长期供给短缺的问题，也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产品多了，但农民收入上不去，增产不增收，出现“卖粮难”和收购粮食“打白条”，催生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时，中央提出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农产品适应市场需求。然而抓了若干年，虽然有些效果，但就农业抓农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三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却不断加重，各方面都向农民伸手。党和政府花很大的精力减轻农民负担，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后来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最终取消农业税。但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仍然呈现扩大的趋势，看来单项性的改革还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四是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不久又明确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以工支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十七大再次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在认识上的升华，这种认识和决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强大动力。当前的农村改革，就是要做好统筹城乡发展这篇文章。重庆市和成都市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希望能够提供成功的经验。
农村改革的宝贵经验
·一定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重视群众的实践和创造。
·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
·一定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一定要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机制。
·一定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村改革30年的经验很丰富、很宝贵，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有益于今后的改革事业。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总结了20年农村改革的5条经验，总结得很好，这5条今天还是适用的。我体会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一定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重视群众的实践和创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改革初期，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后来都搞了包产到户，这是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2001年，中央18号文件规定，“农村土地流转应当主要在农户间进行”，不提倡工商企业、城镇居民到农村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后来在实践中也都突破了。
第二，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我国各个阶层和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唯独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没有自己的组织。说共产党可以代表农民的利益，党就要自觉地切实维护好农民的权益。否则，农民没法对话，只能以各种方式抵制。过去我省少数地方发生的群体事件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
第三，一定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克服过去存在的“城市偏向”，不再以损害“三农”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相反，在公共财政、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向“三农”倾斜，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第四，一定要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机制。要进一步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特别在“放活”上多做文章。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减少农村人口。同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以现代设施装备农业。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滞后、自身无力以工支农的地区，国家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多给惠农政策，加以扶持。
第五，一定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缩小，但它始终是安天下的基础产业，加上农村地域广阔，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大半，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确实是重点和难点。因此，要切实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筹划、安排和抓好。
加大力度继续深化改革
·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尚未破除，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
·深化农村改革应围绕破除二元结构体制，解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真正打破束缚农村发展的旧体制。
30年来农村改革成就巨大，但改革尚未完成，需要加大力度继续深化。当前，城乡发展差别过大，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严峻问题。中央本来想扭转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的趋势，也确实采取了措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差别依然继续扩大。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个体制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尚未破除，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二元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对工业、对城市、对市民实行一套政策，对农业、对农村、对农民实行另一套政策，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现在这套体制还未根本改变，农民还不能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乘农村改革30年之机，希望党中央总结30年农村改革的经验，提出到2020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以工支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提出深化农村改革的新思路，制定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十七大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为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结合“三农”实际，深化农村改革应围绕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着重加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和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力度，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真正打破束缚农村发展的旧体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保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者简介：
赵文欣，著名“三农”问题专家。1985年后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四川省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四川省扶贫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四川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赵文欣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和农村工作，参与了前5个中央“1号文件”以及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发表了大量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方面的文章。
“包”字引发的四川农村改革
·1978年10月，省委总结了广汉县金鱼公社生产责任制经验，将“包”字引进农业生产责任制，拉开了四川农村改革的序幕。
·1980年，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进行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典型。
四川是全国农村改革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基础设施的加强，使全省农村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农民收入逐年增加，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同30年前相比，全省粮食产量由人均600斤多一点提高到现在的780斤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27元提高到去年的3546元。农村改革的成功，农业取得的成就，对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川是个农业大省，成都平原是我国粮仓之一。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四川曾调出几十亿斤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持京、津、沪度过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发展缓慢，人口却增长很快。1975年和1976年，“四人帮”横行，加上旱灾和地震，四川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走到低谷。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下降到508亿斤（包括重庆市），人均只有530斤，隆昌县一带的农民甚至扒火车外出逃荒。为安排城市和灾区人民生活，中央从东北调粮入川，原定调进10.2亿斤，由于铁路运输困难，未能全部运到。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的经济要恢复，首先要振兴农业、发展农业。当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实际出发，采取一套趋利避害的增产措施。其中影响大、效果明显的，首先是在全省多数地方取消种双季稻，改为主攻一季中稻；其次是对无水源保证的水田，提倡“水路不通走旱路”，改种高产的旱地作物，做到趋利避害，夺取丰收。同时，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立支农工业体系。
二是制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先是恢复“文革”以前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办法，健全劳动组织，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1978年10月，省委总结了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的方式转发全省，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定产”实际上就是“包产”。从此，“包”字引进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拉开了四川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一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1979年11月，省委制定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试行草案）》，即省委100号文件，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肯定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对多种经营项目提倡“包产到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员”，田坎可以“包到户经营”，“还可以划出一部分零星、边远或瘦薄地，按常年产量包到户经营，所包产量顶一部分口粮或饲料，超产部分全部归己”。在那个时候，作为省委的正式文件开口子允许包产到户，是比较早的。这个文件发出后，大大促进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农村经济进一步放开、搞活。不久，《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文件的内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全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0年，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进行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改“政社合一”为政企分开，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乡政府和乡农工商公司，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典型。
那一段时间，四川的农村改革有声有色，蓬勃发展。通过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后来的20多年里，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处理好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最集中的是制定了10个中央1号文件和两个中央全会决定，即：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2004—2008年又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和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党中央两次作出了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决定。特别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总结了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与方针。这个决定，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规范为“家庭承包经营”，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我省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把农村改革向前推进。
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几个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破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催生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紀初，党和政府花很大的精力减轻农民负担，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农业税。
·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七大再次强调，这是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在认识上的升华。
回顾30年，农村改革和发展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几个小段。一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主要是破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农业获得很大发展。我省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639.3亿斤增加到1984年的815.9亿斤（包括重庆市），人均粮食第一次突破800斤，解决了长期供给短缺的问题，也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产品多了，但农民收入上不去，增产不增收，出现“卖粮难”和收购粮食“打白条”，催生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时，中央提出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农产品适应市场需求。然而抓了若干年，虽然有些效果，但就农业抓农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三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却不断加重，各方面都向农民伸手。党和政府花很大的精力减轻农民负担，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后来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最终取消农业税。但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仍然呈现扩大的趋势，看来单项性的改革还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四是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不久又明确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以工支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十七大再次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在认识上的升华，这种认识和决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强大动力。当前的农村改革，就是要做好统筹城乡发展这篇文章。重庆市和成都市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希望能够提供成功的经验。
农村改革的宝贵经验
·一定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重视群众的实践和创造。
·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
·一定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一定要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机制。
·一定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村改革30年的经验很丰富、很宝贵，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有益于今后的改革事业。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总结了20年农村改革的5条经验，总结得很好，这5条今天还是适用的。我体会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一定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重视群众的实践和创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改革初期，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后来都搞了包产到户，这是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2001年，中央18号文件规定，“农村土地流转应当主要在农户间进行”，不提倡工商企业、城镇居民到农村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后来在实践中也都突破了。
第二，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我国各个阶层和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唯独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没有自己的组织。说共产党可以代表农民的利益，党就要自觉地切实维护好农民的权益。否则，农民没法对话，只能以各种方式抵制。过去我省少数地方发生的群体事件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
第三，一定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克服过去存在的“城市偏向”，不再以损害“三农”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相反，在公共财政、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向“三农”倾斜，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第四，一定要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机制。要进一步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特别在“放活”上多做文章。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减少农村人口。同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以现代设施装备农业。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滞后、自身无力以工支农的地区，国家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多给惠农政策，加以扶持。
第五，一定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缩小，但它始终是安天下的基础产业，加上农村地域广阔，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大半，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确实是重点和难点。因此，要切实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筹划、安排和抓好。
加大力度继续深化改革
·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尚未破除，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
·深化农村改革应围绕破除二元结构体制，解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真正打破束缚农村发展的旧体制。
30年来农村改革成就巨大，但改革尚未完成，需要加大力度继续深化。当前，城乡发展差别过大，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严峻问题。中央本来想扭转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的趋势，也确实采取了措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差别依然继续扩大。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个体制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尚未破除，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二元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对工业、对城市、对市民实行一套政策，对农业、对农村、对农民实行另一套政策，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现在这套体制还未根本改变，农民还不能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乘农村改革30年之机，希望党中央总结30年农村改革的经验，提出到2020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以工支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提出深化农村改革的新思路，制定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十七大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为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结合“三农”实际，深化农村改革应围绕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着重加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和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力度，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真正打破束缚农村发展的旧体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保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者简介：
赵文欣，著名“三农”问题专家。1985年后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四川省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四川省扶贫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四川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赵文欣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和农村工作，参与了前5个中央“1号文件”以及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发表了大量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