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理论上讲，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一定会有所改变，但人性的变化却是极为缓慢的。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性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
　　这种人性的相对稳定性，应该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深层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人性改变了人类历史，而非历史改变了人性。
　　人性的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人性。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类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界、学界和商界领袖们来说，尤其不能片面地看待人性，不应该试图通过改造人性来实现其社会变革蓝图。
　　反对腐败，实现政治廉洁，应该说就是一个宏伟的社会改造计划，但也不应该试图通过彻底改造人性来实现。以反腐败的一个理想境界，即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来看，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前两个“不”，即使试图实现“不想”，也主要不是通过改造人性使然。
　　腐败现象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很长的历史。腐败虽然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但深层的原因却主要是根植于人性，更具体地说，是人性中的消极层面，特别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欲望、好色、攀比等等。
　　人性变化极其缓慢的特点就是导致腐败现象十分顽固，人类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彻底铲除的主要原因。考察迄今為止的人类文明史，腐败、贪污、贿赂总是绵延不绝。与腐败现象关系密切的社会风气也是时好时坏。
　　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具有长期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应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来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不能犯急性病等，是非常有道理的。
　　然而，《历史的教训》作者杜兰特在进行多学科考察后，认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像工业文明出现以后呈现出明显进步的趋势那样，人类在反腐败上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套用杜兰特给文明进步所下的定义，可以给人类的反腐败进展下一个定义，即：增加了对腐败的控制，或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进步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后，显得尤其显著——当今世界，的确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在防控腐败上取得了质的进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就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例子。
　　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这些成就是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坚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只要政治决心足够，战略正确，策略合理有效，我们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质的进步，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宏伟目标。
　　如何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进步？主要还是要依靠“制度”——通过实质性地推进法治和民主，改进教育工作，以及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微观制度建设上作出不懈努力，就可以肯定地实现“不敢腐”和“不能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反腐败和作风建设的“长期性”“永远在路上”，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矛盾。仍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例，它们在3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迄今为止，都毫无例外地保留了各自的高度专业的反腐败机构和队伍，每年仍拨付可观的预算用以支持反腐败机构防控腐败的工作。
　　因此我们一方面绝对不能有短期行为的想法，而必须坚持长期性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因为强调“长期性”和“永远在路上”，就不去在短期内努力追求质的进步。我们理应以更高的效率、更小的社会代价实现这样的质的进步。
　　（摘编自《上海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