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责任在我，希望你们给侯彧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轻处罚。”直到坐在检察院的审讯室里，侯行知还在保护自己的儿子。
　　侯行知，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逮捕，而其受贿款的半数以上却是由他的儿子侯彧收受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此时，侯行知的“父爱”已被彻底透支——除了大包大揽，他再也没有办法庇护自己的儿子了。
　　
　　爱子心切
　　
　　２００２年初的一天，重庆某地产公司。
　　总经理韩某对担任公司董事长的哥哥说：“‘侯二哥’跟我说，他儿子侯彧差一辆汽车，让我们支持一下。”
　　“侯二哥”便是时任重庆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侯行知。
　　“行！”董事长知道，侯行知的这个要求，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拒绝。
　　侯行知是韩氏兄弟的“老朋友”，不久前，他们的公司在侯行知的帮助下，得以减免相当数额的债务。而且，早在１９９７年，韩氏兄弟经营的企业在兼并重庆一家国有企业时，也得到了侯行知的帮助。因此，韩氏兄弟一致同意“支持”侯彧买车。
　　２００２年２月，侯彧的银行账户上新进了４０万元。侯彧用这笔钱买了一辆尼桑轿车。
　　侯行知对儿子的溺爱，源于侯彧小时候的一次意外骨折。当时，侯行知夫妇四处求医，才将儿子的双腿治好。
　　经过这件事，侯行知对儿子怜爱有加，不论儿子提出什么要求，他总是尽力满足儿子的愿望。
　　在侯行知的呵护下，侯彧渐渐长大成人。但爱子心切的侯行知晓得，儿子没什么本事，又不肯好好上班。因此，侯行知决定“趁在位的时候，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别人协调生意，让侯彧从中收取点好处费，希望他以后能过得好点”。
　　
　　小侯的“大本事”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侯行知调任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此后，有求于侯彧的人更多了。
　　２００８年５月的一天，晚饭后，侯行知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爸，能帮我一个朋友做点有‘优惠条件’的精煤业务吗？”侯彧凑到侯行知身边说，“事成之后，他会分点利润给我。”
　　“我可以给能投集团下属的一个煤矿企业打个招呼。”侯行知听后表示。
　　不久，侯行知的一个电话就让侯彧的朋友冯某（另案处理）获利丰厚。通过类似方式，从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侯彧就收获了１８２万余元的“利润”。
　　其实，接近侯彧的人都明白：小侯虽然年轻，却自有“大本事”。不管是生意往来还是人事调动，只要侯彧愿意帮忙，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这些人知道，对于侯彧提出的要求，侯行知基本上是照单全收。所以，那些有求于侯行知的人，往往通过侯彧来获得侯行知的“帮忙”。
　　同样是在２００８年，重庆某实业公司想入股重庆能投集团所属的一家二级企业。
　　该实业公司总经理曹某（另案处理）经朋友介绍找到侯彧，希望通过他求得侯行知帮忙。面对曹某开出的巨额“好处费”，侯彧当即答应下来，回家后便向侯行知说了此事。
　　２００９年年底，在侯行知的帮助下，该实业公司成功入股重庆能投集团所属的这家二级企业。与此同时，侯彧也顺利拿到了曹某当初许诺的“好处费”６０万元。
　　这些年来，恐怕侯行知自己都记不清替侯彧办了多少单类似的“业务”。
　　
　　祸起萧墙
　　
　　２０１０年９月，重庆市能投集团所属某矿业公司因人事变动，需要选拔一名副总经理。
　　候选对象之一的吴某（另案处理）明白：对该矿业公司拥有绝对控股权的能投集团，在此事上有最终决断权。
　　恰巧此前，侯彧在做行车和钻头代理生意的过程中，吴某给了他很大的方便。于是，吴某便打着“小算盘”找到侯彧：“请你父亲……”
　　侯彧一口答应了吴某的请求，回家就给侯行知说了吴某的事。但是，由于吴某在民主推荐中排名第二，与第一名差距较大，吴某没能如愿当上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年２月，吴某所在的矿业公司再次要选拔一名副总经理。就在能投集团开党委会研究拟提拔副总经理人选时，侯行知收到侯彧的一条短信——“老爸，关照某矿业的吴某”。
　　虽然侯行知心有不快，但他在党委会上还是投了吴某一票。最终，吴某顺利当上了矿业公司的副总经理。
　　事后，侯行知告诫侯彧：“这种事以后不要发短信，你也不要插手公司的人事。”
　　然而，这样的告诫为时已晚。
　　随着吴某所在单位受贿案件的爆发，吴某被检察机关调查，侯行知父子的受贿事实也浮出水面。
　　２０１１年５月，重庆市纪委开始调查侯行知的经济问题。同年８月，侯彧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逮捕。
　　据统计，在法院认定的侯行知收受的６２５万余元受贿金里，有一半以上是通过侯彧收受的。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侯行知以受贿罪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而等待侯彧的也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