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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抱住谣言，一如抱住平凡生活难得的夸张刺激，似乎砒霜加上死猪，如此的魔幻，避开了一粥一饭的琐碎，直击庸常生活的无奈和无聊，圆满了心灵对幻想未知的少年pig漂流的渴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这样评价这场“砷论”谣言闹剧。
在黄浦江死猪打捞数量不断攀升的时候，猪的死因结论却远远滞后。就在这时间差内，有网友提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砷论”：死猪因砷中毒（砒霜）而死。
此猜测一出，立即在微博上大量被转载。然而，随着各大媒体记者的深度调查以及地方相关部门的检测报告发布，“砷论”逐渐被证伪，并在农业部新闻办公室3月20日发布的通报中被一锤定音：“日前，上海市兽医饲料检测所采集了30份从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打捞的漂浮死猪的组织样品进行砷检测，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砷。”
“一点都没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不超标吧？”长期从事砷污染研究的中科院科学与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砒霜”属于无机砷，是一种剧毒物质；有机胂是一类砷化三氢衍生物。“砷”和“胂”虽是一字之差，但两类物质却不同。饲料中加入的虽然是有机胂制剂，但90%以上的有机胂会随畜禽粪便排泄出来，并在自然界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变为无机砷。
就此，另一种“胂论”——“有机胂该禁了”的舆论战争，才刚刚开始。
抢手的肥料
猪粪一直是农民种树的抢手肥料。
在北京市顺义木林镇茶棚村，刘春凤正在日夜不停地为自家50亩果园上猪粪肥。4月，是全年唯一需要上肥的时节。十年来，刘春凤每年都会承包自家附近一个大型猪场的猪粪，每天会有2000斤左右的猪粪拉到她家。
但对于刘春凤承包的50亩果园来说，这一年300吨的猪粪远远不够。望着几百平方米发酵场地上小山一样的猪粪堆，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我算幸运的，就在猪场旁边，一半的肥料不用愁，另一半要去怀柔县买。上一百多公里外买猪粪，花钱拉回来，成本非常高不说，还经常买不到。”
刘春凤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茶棚村的苹果出名的甜，因为这里的农民们都用猪粪浇地。“我家苹果无论大小，每年都能以将近4元的价格批发出去，到市场上价格起码要翻一番。”她得意地说道。
得意的同时，刘春凤并不知道果园之外发生的事情。黄浦江“砷论”被证伪后，公众却对有机胂作为农业部允许的饲料添加剂的安全性及环保性产生质疑。很快，一篇旧论文被翻了出来，在默默无闻了7年后，得以重见天日。
2006年，华南农业大学王付民等人发表了《有机胂饲料添加剂对猪场周围及农田环境污染的调查研究》一文，他们对广东省长期使用阿散酸（学名“氨苯胂酸”，有机胂的一种）为饲料添加剂的15个大型猪场的周围环境及农田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使用猪粪种植的农作物砷含量、猪场鱼塘水砷含量皆出现超标数倍的情况；猪粪浇灌的土壤以及猪场附近的土壤含砷量皆超过了自然界含砷量的最高背景值数倍，且农作物砷含量与土壤砷含量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将猪粪卖给刘春凤的大型猪场副场长张宏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养殖场的饲料是用大型饲料集团生产的饲料预混料加上玉米、麸皮调制而成，在养殖场调制过程中，并没有添加有机胂，但是预混料中是否含有机胂并不清楚。
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表示，大多预混料都含有有机胂。通常厂家会把有机胂混在高浓度的预混料（业界也称之为“核心料”）中，再用核心料生产预混料。
这就意味着，被果农视为珍品并常年混入土壤的猪粪，也可能含有有机胂。
1975年、1999年，在一个畜禽养殖较为集中的某地区，卫生防病机构曾两次进行饮用水含砷量检测（以下简称“水砷检测”），两次的检测结果分别为每升含砷128-178微克、84-231微克，远远超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水含砷量应低于50微克/升的标准。国际研究表明，长期饮用每升砷含量50微克以上超标的水，会引发肺癌、皮肤癌、肾癌和肌肉萎缩等疾病。
2001—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牵头组织的中国地方性砷中毒分布研究工作展开，对农村饮用水井水进行了含砷量调查，其中重点检测了“历史高砷区”的水砷含量。结果显示上述地区收集的144个样品中，水砷超标率为8.06%。
经过问卷调查和现场体检，在该地区没有发现皮肤色素异常等砷中毒临床表现。但是由于水砷仍然超过国家卫生标准，该地区人群生活在高砷环境中，所以仍属于潜在型饮水砷中毒地区。
不仅水砷含量高，这片土地上种出来的蔬菜含砷量也稍偏高。
2001年—2006年，在中科院进行的一项针对蔬菜和菜地土壤含砷量的调查中，上述地区东北部被发现蔬菜砷含量较高，每千克蔬菜砷含量大于41微克，但并未超过国家食品中砷限量卫生标准。此调查的牵头人陈同斌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蔬菜含砷量稍偏高的问题与养殖场粪便污染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尚不清楚。“可能没有因果关系，因为施肥导致土壤积累大量砷需要一定时间。”
“反胂派”们的舆论战场
湖南农业大学的退休教授袁慧最近频频接到各大媒体记者的电话，问询关于2000年发表的《畜禽配合饲料中砷的污染量及其分析报告》一文的相关情况。文中介绍，2000年袁慧等人选取了湖南六市20种饲料产品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85%的样品砷超标，这无疑反映了相关部门对有机胂使用的监管不力。
“我做的是动物中毒研究，我们暴露在一个富含砷的环境中，饲料在单独添加有机胂之前已经含砷，还需要专门添加有机胂吗？”袁慧表示，实验开展之前，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很大的争议。
“当时做这个调研是想看看添加有机胂后，饲料当中的总砷含量是否会超标。”对于检测结果，袁慧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我个人是主张不要添加了。” 身为“反胂派”之一的朱毅也有意利用这场“砷论”闹剧引发的公众关注，为自己的“禁胂”立场摇旗呐喊。“猪不因有机胂制剂而死，但有机胂制剂若能因死猪而禁，那是死猪的无上荣光，谣言的无量功德。”
长期以来，砷被认为是一种有毒元素。直到1975年，砷被证实是一种必须的微量元素，能够增强机体的同化作用、促进蛋白质合成、加速骨骼生长、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增进食欲、提高饲料消化率等。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有机胂作为添加剂进入国际饲料舞台，已有70年历史。1944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首次批准洛克杀胂的使用，1983年正式批准作为畜禽促生长添加剂。我国农业部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批准氨苯砷酸和洛克沙胂两种有机胂作为饲料添加剂上市使用。
“我是主张禁有机胂的。”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朱毅阐述了其主禁止的理由：“首先，我国对有机胂使用的监管不够规范，存在滥用的可能；第二，超过90%的有机胂会转变为无机砷，造成土壤水源砷污染，继而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很大危害，这是我主张禁砷的最根本原因；第三，禁用有机胂是全球趋势，欧盟完全禁用，而美国虽然允许使用，但近年来很多养殖、食餐饮大企业如辉瑞、麦当劳等已主动禁用，而市面上也早已出现有机胂的环境友好替代品，为什么还要用污染环境的有机胂呢？”
“目前国内第三方专家明确表示支持有机胂使用的，我估计很少了。支持继续使用有机胂的，基本上都是养殖行业内部人士。”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常务副主任曾振灵表示。
但是长期从事砷污染环境修复的陈同斌却对此持审慎态度。他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在没有权威数据确证其对人体和环境无害之前，农业部对这类砷制剂应“从严把握”。鉴于砷制剂的使用是养殖业主张的，因此主张人应提供相关环境安全性和食品安全性的第三方证据，这样更利于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
“这些年很多人在提倡禁用有机胂，但却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事实上，养殖业使用有机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有多大，一直没有大规模权威的调研结果，这么多年这个领域依然空白。”陈同斌表示。
这也正是近十年关于有机胂争论的最大瓶颈——证据缺乏。
无人打破的证据瓶颈
在农业部从事畜禽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工作的曾振灵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大约五年前农业部曾就“有机胂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一议题召集全国专家和行业人士，召开过几次研讨会。“当时农业部也意识到了有机胂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部里没有充足的证据，就请全国专家共同研讨，希望了解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广泛、多严重，希望专家们提供相关实验数据供参考。”
曾振灵也受邀参加了研讨会。“没想到专家们集中起来，才发现谁也没有这方面大规模的实验数据，有机胂对环境的污染到底有多严重，谁也说不清。”
对于当初批准使用有机胂的依据，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主任徐士新表示：“这是我们看到国外（美国）已经批准使用十年了，证明安全也有效了，我们才批准在畜禽上使用的。”
“事实上，我国在批准有机胂使用的时候，就缺乏实验数据。”曾振灵回忆道，美国批准使用有机胂，是在严密的实验基础上做出的决定。但我国批准有机胂时，国内对批准新药物的申报要求较低，只要是仿制的药品，就不要求国内做实验论证。“当时考虑到有机胂不是创新性的药物，只是仿制，就没有做严密的实验，照搬了很多美国的实验结果，直接推定有机胂在我国也能使用。”
“这明显是不科学的，毕竟两国的养殖密度相差甚远，环境压力差别太大。”曾振灵表示。
虽然一系列研讨会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农业部也开始收紧有机胂的审批与生产。“从那以后，农业部便暂停批准新的有机胂生产申请。之前批准的厂商可以继续生产，但一旦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农业部也会立即取消其生产资格并不予恢复。几年下来，生产有机胂的企业确实在减少。”曾振灵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但五年来，瓶颈问题依然存在。“这些年这方面的课题或多或少都有，但是全面、系统、大规模的，能够决定有机胂存亡的科研课题依然是空白的。”曾振灵表示。
“这件事情理应是由农业部来做的，因为有机胂的审批和监管是农业部的职责。但是农业部的最主要职能是增加产量，保障食品安全，因此它没有足够的动力花很大代价去牵头做一个全国性的粪便砷污染调查。”陈同斌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光靠科学家自己不太可能对养殖业砷污染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目前，科学家们的研究数据往往存在样本量偏小的缺陷，不足以说明全国和全行业的砷污染问题。由于国家层面对此问题并未充分重视，加之工矿业引发的砷污染比养殖业更加严重。”陈同斌对砷污染问题做过20多年的专门研究。
似乎走进一条死胡同里。
“其实也有捷径可走。”曾振灵提出，农业部可以一方面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做一些相关的风险评估，评估有机胂使用造成的环境风险，如果能在全国取得基本一致的结论，也能够作为自己的政策依据，成本比做大规模全国实验小得多。
因此，纵然“反砷派”拼命借机为“禁砷”摇旗呐喊，但真正关键的证据方面，依然几乎一片空白。有机胂的禁与不禁，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也就难怪其沦为一个争论十年而没有答案的命题了。
在黄浦江死猪打捞数量不断攀升的时候，猪的死因结论却远远滞后。就在这时间差内，有网友提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砷论”：死猪因砷中毒（砒霜）而死。
此猜测一出，立即在微博上大量被转载。然而，随着各大媒体记者的深度调查以及地方相关部门的检测报告发布，“砷论”逐渐被证伪，并在农业部新闻办公室3月20日发布的通报中被一锤定音：“日前，上海市兽医饲料检测所采集了30份从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打捞的漂浮死猪的组织样品进行砷检测，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砷。”
“一点都没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不超标吧？”长期从事砷污染研究的中科院科学与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砒霜”属于无机砷，是一种剧毒物质；有机胂是一类砷化三氢衍生物。“砷”和“胂”虽是一字之差，但两类物质却不同。饲料中加入的虽然是有机胂制剂，但90%以上的有机胂会随畜禽粪便排泄出来，并在自然界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变为无机砷。
就此，另一种“胂论”——“有机胂该禁了”的舆论战争，才刚刚开始。
抢手的肥料
猪粪一直是农民种树的抢手肥料。
在北京市顺义木林镇茶棚村，刘春凤正在日夜不停地为自家50亩果园上猪粪肥。4月，是全年唯一需要上肥的时节。十年来，刘春凤每年都会承包自家附近一个大型猪场的猪粪，每天会有2000斤左右的猪粪拉到她家。
但对于刘春凤承包的50亩果园来说，这一年300吨的猪粪远远不够。望着几百平方米发酵场地上小山一样的猪粪堆，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我算幸运的，就在猪场旁边，一半的肥料不用愁，另一半要去怀柔县买。上一百多公里外买猪粪，花钱拉回来，成本非常高不说，还经常买不到。”
刘春凤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茶棚村的苹果出名的甜，因为这里的农民们都用猪粪浇地。“我家苹果无论大小，每年都能以将近4元的价格批发出去，到市场上价格起码要翻一番。”她得意地说道。
得意的同时，刘春凤并不知道果园之外发生的事情。黄浦江“砷论”被证伪后，公众却对有机胂作为农业部允许的饲料添加剂的安全性及环保性产生质疑。很快，一篇旧论文被翻了出来，在默默无闻了7年后，得以重见天日。
2006年，华南农业大学王付民等人发表了《有机胂饲料添加剂对猪场周围及农田环境污染的调查研究》一文，他们对广东省长期使用阿散酸（学名“氨苯胂酸”，有机胂的一种）为饲料添加剂的15个大型猪场的周围环境及农田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使用猪粪种植的农作物砷含量、猪场鱼塘水砷含量皆出现超标数倍的情况；猪粪浇灌的土壤以及猪场附近的土壤含砷量皆超过了自然界含砷量的最高背景值数倍，且农作物砷含量与土壤砷含量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将猪粪卖给刘春凤的大型猪场副场长张宏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养殖场的饲料是用大型饲料集团生产的饲料预混料加上玉米、麸皮调制而成，在养殖场调制过程中，并没有添加有机胂，但是预混料中是否含有机胂并不清楚。
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表示，大多预混料都含有有机胂。通常厂家会把有机胂混在高浓度的预混料（业界也称之为“核心料”）中，再用核心料生产预混料。
这就意味着，被果农视为珍品并常年混入土壤的猪粪，也可能含有有机胂。
1975年、1999年，在一个畜禽养殖较为集中的某地区，卫生防病机构曾两次进行饮用水含砷量检测（以下简称“水砷检测”），两次的检测结果分别为每升含砷128-178微克、84-231微克，远远超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水含砷量应低于50微克/升的标准。国际研究表明，长期饮用每升砷含量50微克以上超标的水，会引发肺癌、皮肤癌、肾癌和肌肉萎缩等疾病。
2001—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牵头组织的中国地方性砷中毒分布研究工作展开，对农村饮用水井水进行了含砷量调查，其中重点检测了“历史高砷区”的水砷含量。结果显示上述地区收集的144个样品中，水砷超标率为8.06%。
经过问卷调查和现场体检，在该地区没有发现皮肤色素异常等砷中毒临床表现。但是由于水砷仍然超过国家卫生标准，该地区人群生活在高砷环境中，所以仍属于潜在型饮水砷中毒地区。
不仅水砷含量高，这片土地上种出来的蔬菜含砷量也稍偏高。
2001年—2006年，在中科院进行的一项针对蔬菜和菜地土壤含砷量的调查中，上述地区东北部被发现蔬菜砷含量较高，每千克蔬菜砷含量大于41微克，但并未超过国家食品中砷限量卫生标准。此调查的牵头人陈同斌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蔬菜含砷量稍偏高的问题与养殖场粪便污染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尚不清楚。“可能没有因果关系，因为施肥导致土壤积累大量砷需要一定时间。”
“反胂派”们的舆论战场
湖南农业大学的退休教授袁慧最近频频接到各大媒体记者的电话，问询关于2000年发表的《畜禽配合饲料中砷的污染量及其分析报告》一文的相关情况。文中介绍，2000年袁慧等人选取了湖南六市20种饲料产品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85%的样品砷超标，这无疑反映了相关部门对有机胂使用的监管不力。
“我做的是动物中毒研究，我们暴露在一个富含砷的环境中，饲料在单独添加有机胂之前已经含砷，还需要专门添加有机胂吗？”袁慧表示，实验开展之前，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很大的争议。
“当时做这个调研是想看看添加有机胂后，饲料当中的总砷含量是否会超标。”对于检测结果，袁慧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我个人是主张不要添加了。” 身为“反胂派”之一的朱毅也有意利用这场“砷论”闹剧引发的公众关注，为自己的“禁胂”立场摇旗呐喊。“猪不因有机胂制剂而死，但有机胂制剂若能因死猪而禁，那是死猪的无上荣光，谣言的无量功德。”
长期以来，砷被认为是一种有毒元素。直到1975年，砷被证实是一种必须的微量元素，能够增强机体的同化作用、促进蛋白质合成、加速骨骼生长、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增进食欲、提高饲料消化率等。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有机胂作为添加剂进入国际饲料舞台，已有70年历史。1944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首次批准洛克杀胂的使用，1983年正式批准作为畜禽促生长添加剂。我国农业部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批准氨苯砷酸和洛克沙胂两种有机胂作为饲料添加剂上市使用。
“我是主张禁有机胂的。”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朱毅阐述了其主禁止的理由：“首先，我国对有机胂使用的监管不够规范，存在滥用的可能；第二，超过90%的有机胂会转变为无机砷，造成土壤水源砷污染，继而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很大危害，这是我主张禁砷的最根本原因；第三，禁用有机胂是全球趋势，欧盟完全禁用，而美国虽然允许使用，但近年来很多养殖、食餐饮大企业如辉瑞、麦当劳等已主动禁用，而市面上也早已出现有机胂的环境友好替代品，为什么还要用污染环境的有机胂呢？”
“目前国内第三方专家明确表示支持有机胂使用的，我估计很少了。支持继续使用有机胂的，基本上都是养殖行业内部人士。”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常务副主任曾振灵表示。
但是长期从事砷污染环境修复的陈同斌却对此持审慎态度。他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在没有权威数据确证其对人体和环境无害之前，农业部对这类砷制剂应“从严把握”。鉴于砷制剂的使用是养殖业主张的，因此主张人应提供相关环境安全性和食品安全性的第三方证据，这样更利于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
“这些年很多人在提倡禁用有机胂，但却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事实上，养殖业使用有机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有多大，一直没有大规模权威的调研结果，这么多年这个领域依然空白。”陈同斌表示。
这也正是近十年关于有机胂争论的最大瓶颈——证据缺乏。
无人打破的证据瓶颈
在农业部从事畜禽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工作的曾振灵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大约五年前农业部曾就“有机胂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一议题召集全国专家和行业人士，召开过几次研讨会。“当时农业部也意识到了有机胂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部里没有充足的证据，就请全国专家共同研讨，希望了解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广泛、多严重，希望专家们提供相关实验数据供参考。”
曾振灵也受邀参加了研讨会。“没想到专家们集中起来，才发现谁也没有这方面大规模的实验数据，有机胂对环境的污染到底有多严重，谁也说不清。”
对于当初批准使用有机胂的依据，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主任徐士新表示：“这是我们看到国外（美国）已经批准使用十年了，证明安全也有效了，我们才批准在畜禽上使用的。”
“事实上，我国在批准有机胂使用的时候，就缺乏实验数据。”曾振灵回忆道，美国批准使用有机胂，是在严密的实验基础上做出的决定。但我国批准有机胂时，国内对批准新药物的申报要求较低，只要是仿制的药品，就不要求国内做实验论证。“当时考虑到有机胂不是创新性的药物，只是仿制，就没有做严密的实验，照搬了很多美国的实验结果，直接推定有机胂在我国也能使用。”
“这明显是不科学的，毕竟两国的养殖密度相差甚远，环境压力差别太大。”曾振灵表示。
虽然一系列研讨会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农业部也开始收紧有机胂的审批与生产。“从那以后，农业部便暂停批准新的有机胂生产申请。之前批准的厂商可以继续生产，但一旦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农业部也会立即取消其生产资格并不予恢复。几年下来，生产有机胂的企业确实在减少。”曾振灵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但五年来，瓶颈问题依然存在。“这些年这方面的课题或多或少都有，但是全面、系统、大规模的，能够决定有机胂存亡的科研课题依然是空白的。”曾振灵表示。
“这件事情理应是由农业部来做的，因为有机胂的审批和监管是农业部的职责。但是农业部的最主要职能是增加产量，保障食品安全，因此它没有足够的动力花很大代价去牵头做一个全国性的粪便砷污染调查。”陈同斌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光靠科学家自己不太可能对养殖业砷污染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目前，科学家们的研究数据往往存在样本量偏小的缺陷，不足以说明全国和全行业的砷污染问题。由于国家层面对此问题并未充分重视，加之工矿业引发的砷污染比养殖业更加严重。”陈同斌对砷污染问题做过20多年的专门研究。
似乎走进一条死胡同里。
“其实也有捷径可走。”曾振灵提出，农业部可以一方面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做一些相关的风险评估，评估有机胂使用造成的环境风险，如果能在全国取得基本一致的结论，也能够作为自己的政策依据，成本比做大规模全国实验小得多。
因此，纵然“反砷派”拼命借机为“禁砷”摇旗呐喊，但真正关键的证据方面，依然几乎一片空白。有机胂的禁与不禁，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也就难怪其沦为一个争论十年而没有答案的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