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这部德国影片假借东德秘密警察维斯特上尉一双冷峻犀利的眼睛，洞察了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夕的黑夜，生活在东德的人们经历了怎样的黎明前的挣扎，而最终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理防线的溃败，导致了整个物理意义上柏林墙以势不可挡的局势真正倒塌。心理防线的溃败主要体现在两个灵魂人物身上，其一是维斯特上尉，而另一个则是该剧的悲剧式人物——克里斯塔·西兰德。
　　克里斯塔·西兰德作为当时笼罩着黑色极权主义的东德政府下的艺术家，具有双重特殊身份。
　　首先作为女人，出于天性的软弱和历史上索来的弱者地位，对于文化部长的权力有一种无助无望的恐惧心理，尽管这种心理是一种莫名的，出于想象的，但必须承认它的可怕。事实上，在它的威慑下扭曲的又何止是这一个女人，在当时告密成风的环境下，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老子，学生揭发老师……每个人都受到数万双眼睛的监视，这无处不在的权力“监狱”使得全民无不屈服于这看似虚设的权力威慑之下，正如英国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所揭示的那样：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的”，即被囚禁者不断地目睹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
　　在当时的东德，被“监视”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这“狱中的囚徒”，他们不仅身处黑暗，也因屈服于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淫威，连内心也逐渐染成了一片片黑暗。无论是出于对权力淫威的想象还是人性之恶，都不能不说“被监视”的东德人民是用自己那层层的“监视的目光”加固了的柏林墙，使之越发“无坚不摧”。从此，也遮蔽了柏林墙外通往内心，射入灵魂的微薄光线。所以，若没有对当时环境的深刻认识，这种种现象又如何能理解呢?西兰德作为一个弱小的女人对这种权力之畏惧，不单是一种为求上位或是为多演几部舞台剧的名利需求，更是在政治阴霾和看不见硝烟的恶劣环境中为求得自保。也许我们一再对“明哲保身”这个词语不屑一顾，但却往往忽略了我们并不是当事人的这个事实。一位伟人的语录或许能让我们反思，并设身处地地为这位可怜的女主人公着想：“理解到了的东西未必能真正地感觉它，只有感觉到了的东西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它。”
　　因此，我们无从揣测这种对被人们夸大和想象的政治权力的莫名恐慌，但却能从影片中清晰地看到在真爱的彷徨与权力的震慑下，这个身心备受摧残和折磨的女人，她的两难处境与内心极端的挣扎和冲突，以至于要吃“禁药”才能缓和内心纠缠不清的交战。影片里克里斯塔·西兰德的种种表现让我们又爱又恨。在不公不义的国家强权下，从她身上逼迫出人性的“恶”，更体现出作为女人的懦弱，直接反映到我们心理上的又何尝不是一场愈辩愈不明的困惑呢?我们也许没有权利说，作为一个女人就可以受到原谅。只是作为一个孱弱无助的女人，应该被更多的理解与宽容。
　　其次，她是东德的艺术家，是东德政府的，也是东德人民的，却唯独不是自己的。这样一个交缠的角色，正注定她容易在这样的“高处”不胜寒。影片里塑造了两股明显而决裂的势力，一个是以文化部长为代表的黑暗极权势力，另一个则是艺术剧作家德莱曼所代表的光明和希望。同样身为艺术家的克里斯塔·西兰德则没有这么鲜明的立场，她夹杂在两个男人之间，黑白之间，爱与惧之间，正反力量的斡旋，让她在追求艺术常青和名利双收的“自保”道路上，最终迷失了自己，迷失了做人的底线。正是这种迷失与立场信念上的不坚定，造成了她最后悲剧的必然。
　　如果说，她一开始就决定为了留在艺术舞台的理想而放弃真爱，直接投身文化部长的怀抱，屈服于这种无形的政治权力的高压，或许她倒可以“坏”得更彻底一些，或许她内心的纠结反倒可以得到释然与解脱一些。相反，如果她一开始就坚定了自己对真爱的执着与艺术的底线，她就不会陷入被动受牵制的境地，那么文化部长所谓的权力或许能真的永远停留在“被想象”的层面，就不至于使文化部长咽不下这口气，果真要利用“权力”行使种种报复。深爱着西兰德的德莱曼曾对她说“你不需要他”(这里指文化部长)，这句话本没有错，只是错在说得太晚了。既入棋局，就要遵守游戏的规则，一着错，则满盘皆输，若要悔棋，有时势必要付出鲜血的代价。
　　当然导演并没有这么“如果”，而是塑造了我们所看到的一直处于极端痛苦矛盾中徘徊不定的西兰德。当她刚告密后被释放，就回到家中沐浴，欲借这股清水冲刷掉内心浑浊的罪恶，只是这次她内心的“善”却已无法承受所犯“恶”的折磨，更无法饶恕自己，最终崩溃的她裹着浴巾；中出街道，“不幸”被横冲而来的大车撞飞致死。强权、舞台和真爱的纠葛，在这一刻，随着她生命的逝去，也顿时灰飞烟灭。舞台的留与去和真爱的得与舍，成为她一生最大的悲剧所在。或许，导演要诠释的这种“不幸”正是其生命的终结，或许，这才是如西兰德这般人物矛盾的归宿。
　　在剧中不得不提到的另一个艺术人物则是杰斯卡，他被政府下令禁止创作达七年之久，最后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即使是圈内的朋友也难以理解作为一个艺术家被剥夺创作自由的巨大痛苦。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自由的创作，有时候是艺术的根本。但在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东德，这一切都是妄想。其实在影片一开始，剧作家德莱曼的作品还能公映，也是被政府宣传部“修正”之后才允许面世，这也是出于一名艺术家的无奈与妥协，谁没有一点委曲求全的矛盾呢?即使是全剧光辉形象的德莱曼也曾在这种国家极权的权威下被动屈服。只是德莱曼的好友杰斯卡用艺术和鲜血唤起了德莱曼对于艺术真谛的渴望与最后执着的追求，一曲《好人奏鸣曲》则成为该剧的核心。我们在这里提杰斯卡鲜血般的证明与德莱曼由开始的“妥协”到唤醒之后开始的“抗争”，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西兰德，对于一个艺术家，其舞台意味着艺术的恒久。失去了舞台，同样意味着失去生命。“自保”对于西兰德而言，已不单单是保全“性命”，更是保全“艺术生命”。就如同杰斯卡一样，虽然肉体犹在，灵魂其实早已被当时的东德政府无情“扼杀”，生不如死的艺术之痛楚，除了杰斯卡自己，恐怕也只有西兰德能深深体会。所以，无论西兰德如何选择，她的“生命”都将死去。正如龙应台在评价该剧时所言：“文人和艺术家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在面对社会政治强权的不公与极端压力下，克里斯塔·西兰德未能坚守信念，是屈于对权力想象的恐慌，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懦弱与无奈，也出于一个艺术家的妥协与屈服。可以说，文化部长的淫威得以从“被想象”到实现，再到最后的报复，部分源于西兰德这样“低免疫力”的悲剧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