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维埃帝国的崩解，冷战的先决条件也随之烟消云散，可是在第三世界一直未曾销声匿迹的传统战争一下便跃上国际舞台最显眼的位置，随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爆发，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以某种方法让传统形式的战争复活，可大家旋即又察觉，战争已经不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敌对阵营间进行。
　　在昔日的战争中，敌人被拘禁起来（或者屠杀）。一个在敌方领土发言支持敌方的我方人士在战争结束时该受绞刑处死。各位想必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人因为本国同胞约翰·亚梅利曾在法西斯的广播电台发声攻击过自己的祖国而绞死了他。
　　那么，所谓的“新战争”具有哪些特征呢？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谁是敌人。”所有的伊拉克人？所有的塞尔维亚人？该被歼灭的人是谁？
　　“战争不再是正面冲突。”新战争不可能是面对面的，原因是跨国资本主义的特色。武装伊拉克的其实是西方的工业势力。同样的，10年后武装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还是那批工业势力。这绝对不是凑巧，这是成熟资本主义的逻辑，那种早已不受个别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
　　我想提醒各位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无关痛痒，但往深处看却别具意义之事：有一次当波斯湾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时，西方的飞机以为摧毁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处战车或军机基地，后来却发现，那些被炸掉的其实都是假的模型，而这些假模型是一家意大利公司透过完全合法的管道卖给侯赛因的。
　　在旧战争时代，受惠的是交战各国自己的军事工业。到了新战争阶段，从中捞取好处的竟是在战场两边都吃得开的跨国企业。要是说旧战争喂肥了大炮贩子，而且他们丰厚的利润使一般贸易往来的暂时停止显得不太重要，新战争虽然一样喂肥了大炮贩子，可是却让全世界的航空运输业、观光休闲业以及传播媒体陷入危机（比方说，后者拉不到商业广告）。而且一般来说，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及汽车制造业也会应声倒地。在新战争中，某些经济势力和其他经济势力发生竞争，而它们冲突的逻辑已经超越国家势力的逻辑。当年我就提过一种看法：新战争的典型特色便是不能持久，因为战争一旦拉长，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可是，如果说在新战争的年代，交战国的逻辑必须退居在跨国企业的工业逻辑之后，那么这还没完，前一种逻辑还得迁就信息传播业。海湾战争期间，我们曾听说过，人类有史以来头一次，西方传播媒体不仅传达了西方和平立场代表者的保留态度及抗议（最显著是教皇），并且也披露了同情萨达姆·侯赛因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大使及新闻记者的意见。
　　传播媒体不停地给敌方发言机会，然而所有传统的战争策略却是封锁敌方的宣传攻势，这使得各国公民在面对自己政府的作为时感觉少了自信。以前，《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说过，所有战斗人员都要同仇敌忾，才有胜利的希望。
　　支持旧战争的理念是所有的公民都认同自己这方的正当性而且急着将敌方杀个片甲不留。可是我们在海湾战争期间看到的情形却非如此，传播媒体不仅让公民的信念开始动摇，而且还让他们在面对敌人的伤亡时内心感觉痛苦，因为敌人的死不再是遥远不可预料的事件，而是一幕幕叫人难以承受的视觉真实。在人类历史上，交战国首度同情敌方。(在越战期间，类似现象已开始显现。不过当年发声的只有少数美国边缘团体，而且也只在很特定的场合中才会说话。可是你不会在英国广播公司听见胡志明或武元甲大使说话。此外，你也绝对看不到美国新闻记者从河内哪家旅馆向外发布新闻稿。）
　　有人估计，海湾战争后，在当今的新战争中，敌人都是在大后方。纵使传播媒体受到钳制，不断跃进的通讯新科技也还是能通过封锁散布信息。这种信息来源和旧战争时代情报人员的角色一样：它使突击制胜的老招变得全无用武之地。
　　新战争由于令太多势力纠缠在一起，而且这些势力又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因此，在这个现象中，主角的计算和意图已不再具备决定性价值。基于所涉入的势力数目急剧增加（这已是全球化的肇始），新战争所导致的结局常是根据不可预见的微妙平衡所达成。因此，如下事件很有可能发生：最后结局对于敌对的其中一方尚可接受，不过原则上“双方都输了那场战争”。
　　如果断言在冲突的某一特定时刻对于某一方显出胜面，这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将“暂时的”胜面等同于最终的优势。假设战争还像克劳塞维茨所想的那样，那就还会有所谓的结局，这就意味着，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战争就结束了，而大家也就可以回复政治层面。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大家都亲眼目睹，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不管用什么方法，反正都是由战争所定义之前提的延续。无论战争结局为何，既然它导致了无法令敌对国完全称心如意的全面秩序重组，它便以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令人惊心动魄的失衡现象拖延下去，时间长达几十年，而且只能产生“战争政治”。
　　有人认为：人类几万年以来一直把战争当做解决失衡状态的方法。但这件事也不比另一种说法更具说服力：在相同的一段时间中，人类也决定借助酒精或其他药物来解决心理失衡问题。
　　如何证明那时我的思考绝非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证据便是海湾战争后发生的那些事件。西方国家的武力解救了科威特，可是接下来这些国家便歇手了，因为他们无法容许自己的军队乘胜追击，直到将敌人全数歼灭为止。
　　结果便是，战后的平衡和战前情势并无太大不同，因为大家仍在那里绞尽脑汁、苦思如何摧毁萨达姆·侯赛因的方法，而且这继续成为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重要事件。
　　过去历史中的那些伟大战将常在打了胜仗后便连夜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奔跑，而且对于躺在自己脚下那些成千上万的死者中有一半是己方士兵的事实一点也不惊讶。他们用勋章及令人动容的盛大仪式来赞扬己方阵亡将士并揭开英雄崇拜的序幕，同时敌方的死伤情况不但加以公开，而且还要大肆宣扬才好。
　　海湾战争期间似乎建立了两个原则：一、我方将士不应折损半个；二、若非得杀死敌人不可，那么数量也要尽可能的少。面对敌人伤亡时，我们见识了一种既暧昧保留又虚伪的态度，因为在沙漠中，伊拉克人可说死伤枕藉，可是西方国家却尽量不突显这个事实，这种改变已是值得注意的迹象。无论如何，自此之后，新战争的一项鲜明特色便是尽量不要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因为任意屠戮他们只会招致国际媒体的同声谴责。
　　于是便使用了所谓的“聪明炸弹”并推广之。或许由于冷战时代长达50年的非战状态，许多年轻人认为“聪明炸弹”理所当然。
　　至于对我方士兵的看法，在海湾战争过程中，大家似乎连折损一名士兵的事实都无法接纳。参战国家似乎不肯承受一项旧战争时代的逻辑：为了赢得最终胜利，我们成千上万的子弟已随时准备从容就义。西方国家才折损一架战机，就被心怀痛楚的大众视为天大灾难，同时人家也忙着在电视机屏幕上称许那些被敌方俘虏的我方士兵，而那些士兵为了保住自己一命，竞也同意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敌方宣传的样板工具（大家就说：可怜的小伙子，他们是受到暴力胁迫才出此下策啊）。大家全都忘了战争的金科玉律、不容撼动的原则是：士兵一旦遭俘，无论受到何种折磨，都不能吐露只字片语。
　　在旧战争的逻辑中，上述那种被俘士兵的作为一定受到千夫所指，或者人家对于他们不幸的命运宁可以慈善的胸怀故意视而不见、尽量避免谈论。可是到了新战争时代，这一切彻底改观。他们被人谅解，受到热情的支持拥戴，收下补偿。话说回来，那些士兵至少有幸活了下来。
　　总而言之，新战争已然变成一种大众传媒产品，而且这种情况明显到布什亚甚至能利用这当中的矛盾现象断言：波斯湾这场新战争根本没有发生，因为那只是电视上的表演摆布而已。大众传媒的一项基本定义是贩卖幸福快乐而非哀痛愁苦，因此大众传媒必须在战争逻辑中导入最大幸福（或者至少是最小牺牲）的至上原则。然而，一场被认为不应造成人命伤亡，同时又要讲求最大幸福原则的战争是不能打太久的。海湾战争正是这种型态的战争。
　　只是，这场战争打得如此之短，以至于几乎变成无用的了。从此以后，新战争竟和原先滋养它的基本理由处于不一致的困境之中。
　　（摘自漓江出版社《倒退的年代：跟着大师艾柯看世界》 作者：[意]安贝托·艾柯 译者：翁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