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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起源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研究的热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从最初的以历史唯心主义为指导，到反思现实问题完成唯物史观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了阶级分析，从公共权力的演进角度进行了历史分析，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国家起源的根本影响因素以及国家的本质等，包括比如“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等经典论断。本文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路，结合考古学的发现，分析国家起源理论中的要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
一.国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
讨论国家起源问题，就要先明确国家的概念与本质。数百年来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康德等人提倡的“社会共同体说”；资产阶级政治学者格劳修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主张的“社会契约说”；还有著名的“国家三要素”、“国家四要素”说等。
以上列举了非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观点，如同众多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同样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被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吸引，但是1842年成为《莱茵报》的主编后，他接触了大量的现实政治经济问题，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对保守而抽象的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怀疑。后来《莱茵报》因为激进的立场被查封后，马克思退回书斋潜心研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否定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论述，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起点。此时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的思想并不完善，更重要的还是从哲学的逻辑层面进行思考和批判，在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真正地立足于现实世界，以唯物史观为前提，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国家起源进行了思考。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简简单单对氏族组织的全部否定。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国家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论证了国家起源的社会性。马克思去世后，在两人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恩格斯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提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二.国家起源理论中的阶级
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考察；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从生产关系的形态来考察。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伴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的增多，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然选择。起初是社會大范围的分工，进而是各劳动部门更细致的职业分化，伴随着分工理所当然出现了分配，私有制便产生了。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表示，“伴随着两次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分化逐渐加剧，从而产生了私有制。”通过分工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国家起源的私有制根源和国家的阶级实质。马克思还强调，“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②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冲突是国家产生的根源。
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恩格斯认为阶级的产生有两条途径，一是从社会的公共职务的世袭中产生统治阶级，二是奴隶阶级的产生。
在原始社会后期，为了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了社会公职人员，但是其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最后各级统治人物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根据普遍研究，我们一般认为贵族在国家中成为军事领袖、民政官僚、负责祭祀的大祭司等，其他人则是普通劳作者。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大墓，墓主人就是集中了神权、军权、生产管理和富有于一身。比如凌家滩墓葬中有一大墓陪葬有1件占卜用的玉龟，玉龟上雕有表示宇宙观的图案，这两者可以表示他在聚落中掌握着神权；还出土了钺，而这是军事权力的象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农业家庭的生活富裕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外面的劳动力进入家庭。但是其氏族本身可能不能够提供一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因此，由战争来提供了这种劳动力。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可以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殉、人祭等现象的分析而得到说明。商代墓葬中殉葬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腰坑”，通常奴隶殉葬或陪葬不具有单独的墓室，而是在其主人腰部或身体其他部位挖一小坑掩埋。墓葬和墓地中的人殉之类遗迹，良渚文化的昆山赵陵山、吴县张陵山、上海福泉山等墓地也都有发现。可见这种将虏获而来的异族人转化为家内奴隶，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此外，“乱葬坑”现象也是一种证据，比如陶寺遗址集中掩埋的人头骨，就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尖锐。
三.国家起源理论中的公共权力
若想说明一个事物的起源，就应该关注它出现之前和出现之后的一系列对比，研究国家起源相关问题，应着眼于国家以及前国家社会之间的区别。有学者认为，国家和前国家社会氏族组织最大的不同，是公共权力的出现，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自发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自从社会出现不同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庸物，比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等，即之后被称为国家机器的附庸物，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恩格斯认为，公共权力是国家的根本特征。早期国家的权力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研究国家起源问题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权力如何上升为公共权力。
在国家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演进和分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论是原始社会亦或是早期国家，战争都是研究国家起源无法绕开的话题，战争对于国家产生的影响，可分为以下方面：就外部而言，战争加剧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出现了地理上的扩张和臣服纳贡的关系；在内部来说，战争为战胜一方中的统治阶层提供了新的财富和奴隶，结合上述来说也为阶级的产生提供途径；最后，战争则是促进了权力的集中。考古发掘为史前战争提供了许多证据。比如一些史前城址，其高大宽厚城墙的修筑就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城邑之外，还发现因战争而死去的人骨。例如，在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发现带有箭伤的骨架，箭头镶嵌在腿骨上。在山西、陕西等地的墓葬中 也发现了带有箭伤的人骨或无头骨架，推测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均为部落战争。在谈到氏族组织的对外军事职能的分化时，马克思指出，“随着部落联盟的产生，……必须有一位指挥联合部队行动的总司令。
设立这一职位，……这是军事权力与民政权力分离的开始，随着这种分离的完成，就根本改变了管理机关的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机关的职能就分配在这两种权力之间了。这个新职位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由最高军事首长演变为国王等等。”③
此外，社会职能与公共权力的产生设立及权力的集中性与阶层性是密不可分的。在前国家社会，起初在平等的前提条件下，为了社会共同利益和公共事务设置了一些职务。随着职务的不同，阶层逐渐分化，社会职能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为社会服务的职务行使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和统治者。正如恩格斯所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也是国家产生的路径。比如原始社会中，负责祭祀的神职人员，或因战争胜利得到军事权力的领袖，是统治者。
国家起源问题一直是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此我想简单谈一下考古学界比较有名的一位考古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是国家起源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的早期国家阶段，是一个神权社会，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统治者是神灵选定的，是可以与神沟通的，也就是说只有可以与天地沟通的人才拥有权力。他还认为青铜器是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因此青铜器的铸造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就个人观点而言，这明显夸大了宗教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的夏商周政权也被有些学者称为神权政治，认为政治活动都是受占卜等宗教活动的影响，可是这种观点恰恰忽视了，占主导地位的实质是政治活动及其主体，宗教活动只是一种把统治神圣化的利用手段而已。并且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合二为一，也正好印证了公共权力的演进过程。此种观点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没有认识到物质生产和劳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似乎更清晰更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張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3
[8]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J].文物，1985，（8）.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③《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
一.国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
讨论国家起源问题，就要先明确国家的概念与本质。数百年来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康德等人提倡的“社会共同体说”；资产阶级政治学者格劳修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主张的“社会契约说”；还有著名的“国家三要素”、“国家四要素”说等。
以上列举了非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观点，如同众多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同样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被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吸引，但是1842年成为《莱茵报》的主编后，他接触了大量的现实政治经济问题，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对保守而抽象的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怀疑。后来《莱茵报》因为激进的立场被查封后，马克思退回书斋潜心研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否定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论述，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起点。此时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的思想并不完善，更重要的还是从哲学的逻辑层面进行思考和批判，在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真正地立足于现实世界，以唯物史观为前提，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国家起源进行了思考。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简简单单对氏族组织的全部否定。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国家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论证了国家起源的社会性。马克思去世后，在两人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恩格斯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提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二.国家起源理论中的阶级
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考察；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从生产关系的形态来考察。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伴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的增多，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然选择。起初是社會大范围的分工，进而是各劳动部门更细致的职业分化，伴随着分工理所当然出现了分配，私有制便产生了。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表示，“伴随着两次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分化逐渐加剧，从而产生了私有制。”通过分工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国家起源的私有制根源和国家的阶级实质。马克思还强调，“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②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冲突是国家产生的根源。
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恩格斯认为阶级的产生有两条途径，一是从社会的公共职务的世袭中产生统治阶级，二是奴隶阶级的产生。
在原始社会后期，为了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了社会公职人员，但是其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最后各级统治人物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根据普遍研究，我们一般认为贵族在国家中成为军事领袖、民政官僚、负责祭祀的大祭司等，其他人则是普通劳作者。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大墓，墓主人就是集中了神权、军权、生产管理和富有于一身。比如凌家滩墓葬中有一大墓陪葬有1件占卜用的玉龟，玉龟上雕有表示宇宙观的图案，这两者可以表示他在聚落中掌握着神权；还出土了钺，而这是军事权力的象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农业家庭的生活富裕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外面的劳动力进入家庭。但是其氏族本身可能不能够提供一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因此，由战争来提供了这种劳动力。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可以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殉、人祭等现象的分析而得到说明。商代墓葬中殉葬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腰坑”，通常奴隶殉葬或陪葬不具有单独的墓室，而是在其主人腰部或身体其他部位挖一小坑掩埋。墓葬和墓地中的人殉之类遗迹，良渚文化的昆山赵陵山、吴县张陵山、上海福泉山等墓地也都有发现。可见这种将虏获而来的异族人转化为家内奴隶，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此外，“乱葬坑”现象也是一种证据，比如陶寺遗址集中掩埋的人头骨，就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尖锐。
三.国家起源理论中的公共权力
若想说明一个事物的起源，就应该关注它出现之前和出现之后的一系列对比，研究国家起源相关问题，应着眼于国家以及前国家社会之间的区别。有学者认为，国家和前国家社会氏族组织最大的不同，是公共权力的出现，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自发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自从社会出现不同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庸物，比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等，即之后被称为国家机器的附庸物，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恩格斯认为，公共权力是国家的根本特征。早期国家的权力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研究国家起源问题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权力如何上升为公共权力。
在国家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演进和分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论是原始社会亦或是早期国家，战争都是研究国家起源无法绕开的话题，战争对于国家产生的影响，可分为以下方面：就外部而言，战争加剧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出现了地理上的扩张和臣服纳贡的关系；在内部来说，战争为战胜一方中的统治阶层提供了新的财富和奴隶，结合上述来说也为阶级的产生提供途径；最后，战争则是促进了权力的集中。考古发掘为史前战争提供了许多证据。比如一些史前城址，其高大宽厚城墙的修筑就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城邑之外，还发现因战争而死去的人骨。例如，在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发现带有箭伤的骨架，箭头镶嵌在腿骨上。在山西、陕西等地的墓葬中 也发现了带有箭伤的人骨或无头骨架，推测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均为部落战争。在谈到氏族组织的对外军事职能的分化时，马克思指出，“随着部落联盟的产生，……必须有一位指挥联合部队行动的总司令。
设立这一职位，……这是军事权力与民政权力分离的开始，随着这种分离的完成，就根本改变了管理机关的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机关的职能就分配在这两种权力之间了。这个新职位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由最高军事首长演变为国王等等。”③
此外，社会职能与公共权力的产生设立及权力的集中性与阶层性是密不可分的。在前国家社会，起初在平等的前提条件下，为了社会共同利益和公共事务设置了一些职务。随着职务的不同，阶层逐渐分化，社会职能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为社会服务的职务行使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和统治者。正如恩格斯所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也是国家产生的路径。比如原始社会中，负责祭祀的神职人员，或因战争胜利得到军事权力的领袖，是统治者。
国家起源问题一直是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此我想简单谈一下考古学界比较有名的一位考古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是国家起源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的早期国家阶段，是一个神权社会，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统治者是神灵选定的，是可以与神沟通的，也就是说只有可以与天地沟通的人才拥有权力。他还认为青铜器是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因此青铜器的铸造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就个人观点而言，这明显夸大了宗教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的夏商周政权也被有些学者称为神权政治，认为政治活动都是受占卜等宗教活动的影响，可是这种观点恰恰忽视了，占主导地位的实质是政治活动及其主体，宗教活动只是一种把统治神圣化的利用手段而已。并且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合二为一，也正好印证了公共权力的演进过程。此种观点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没有认识到物质生产和劳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似乎更清晰更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張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3
[8]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J].文物，1985，（8）.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③《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