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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最高竞标价54万元的监控设备，南坪镇兴隆社区溯源阁小区只花了38.5万元。
多年矛盾不断的弹子石街道裕华街社区，这两年不但消停了，还成了远近闻名的和谐社区。
…………
2013年以来，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社区事务，在南岸区都被拣顺搁平了。
发生了什么？
“我们建立了‘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办’的‘三事分流’社区自治机制，让群众成了社区治理的主角。”南岸区委书记刘宝亚说。
2015年，南岸区“三事分流”社区自治机制，荣获民政部“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奖”。
错位
“女汉子！”
几年前，这是对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古楼湾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邹佳佳的贴切形容。
社区内谁家下水道堵了，找邹佳佳。
社区内谁家发生家庭矛盾了，找邹佳佳。
…………
“我们小小一个居委会，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邹佳佳笑言。
在这个上万人的社区，以邹佳佳为代表的居委会干部当仁不让成了“主角”。
但这个“主角”却苦不堪言：“这种大包大揽的行政化工作方式，让我们小事做不完，大事做不好。”
古楼湾社区有一万多个居民，而居委会工作人员却不到10人。
“其实很多都是居民自己家的小事，我们帮得了一次，却管不了‘天天’。”邹佳佳说。
在南岸区，像古楼湾社区这样陷入“错位”困境的社区不在少数。
而有时候，就算是干了事，也不见得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在南岸区某社区，一些散居楼栋年久失修，政府出资对其进行了翻新整修。
“本是为群众谋福利的好事，但有些群众觉得屋顶防漏没弄好，政府拆了危旧雨棚就应该换新的，惹出一大堆后续矛盾。”南岸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周芮冰说。
管得越多，矛盾似乎越多；管得越细，群众意见越大。
“政府、社会和群众的责权边界不明，群众无限制地给政府提要求，结果政府费了力却不讨好。”周芮冰说。
如何破题？
分流
2013年底的一天，南坪街道東路社区居委会迎来一位老人。
“张大爷，快坐，您来办啥子事啊？”工作人员打招呼。
“我年纪大了，想请你们去给我打扫一下卫生，顺便陪我摆一摆龙门阵。”张大爷说明来意。
帮老人做卫生这样的事儿，东路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前没少干。
“加上低保、社保、医保等行政事务，几乎天天加班，忙得直想哭。”东路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魏丽说。
但这次，工作人员坦然拒绝了张大爷的要求。
这源于南岸区正在试点“三事分流”自治模式——
大事如社区水电气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新建和维修属于政府职责，出现问题报请政府解决；
小事如社区内卫生治理、车位停放等与千家万户相关的事情，由社区组织居民通过“三级议事会”“社区组织议事”和“一事一议”三种议事自治制度，发动群众自治解决；
私事如居民家庭内部的问题，应首先由群众自己解决，社区可发动群众予以协调帮助。
“‘三事分流’，首先是厘清了政府、社会和居民的职责边界，让社区不再大包大揽。”周芮冰说。
在与张大爷沟通中，魏丽了解到，这位老人一不是低保困难户，二不是空巢老人，子女上班的地方与家里的距离走路不到10分钟。
“这类问题属于私事，不应该让社区一力承担。”魏丽说。
那社区就不需要管了么？
引导
2013年11月16日早上，下了一夜的雨还是没停。
家住明月沱社区的87岁老人白崇严瘫痪在床，望着窗外的大雨，忧心忡忡：“老伴出去买菜已经1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回来？”
就在老人担忧的同时，门开了，一位中年人搀扶着老伴走进房间。
“白大爷您好，我是社区互助会的刘安玉，来看看您老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余下的十多天里，刘安玉每天早晚都冒雨来老人家两次。
“互助会是我们引导社区居民建立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平台。”周芮冰说。
在刘玉安照顾白崇严的同时，东路社区互助会的成员也来到了张大爷家中。
互助会不但引导群众互相帮助各家私事，也是居民自己打理社区小事的重要平台。
社区停车难——互助会召开居民协商会，一同选址清理出停车位；
老旧小区没物业——互助会组织每家每户，自发聘请清洁工、保安……
社区办不了、不好办的居民小事、私事，在互助会中得到圆满处理。
“群众做群众的工作是在‘熟人社会’里，有天然的情感优势。”周芮冰说。
为了保证“三事分流”后群众的合理意见都能及时采纳和解决，南岸区在社区积极培育成立具有基金会性质的公益站，并在区级层面成立了南岸区社区基金会，专项扶持各社区群众自治提出的公益性建设项目。
“放手让群众自治，并不是为社区脱责，而是要引导群众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周芮冰说。
自治
2014年5月2日，晚7时许，刘宝亚接到海棠溪街道负责人的电话。
“土庙子群众同意拆迁的签约率还不到90%，能不能降低95%的门槛？”负责人语声焦急。
海棠溪街道土庙子片区是典型的城市危旧房拆迁对象，群众一直呼吁进行拆迁改造。
“有强烈搬迁意愿的群众占50%左右，另有40%左右在观望等待，真正不愿搬迁的人只是少数，但11年来4次动迁皆无功而返。”海棠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雄说。
“让多数群众做好少数群众的工作，把‘摩擦力’转化成‘润滑剂’。”刘宝亚指示。
2014年年初，按照“三事分流”的原则，海棠溪街道探索对这一片区实施“自治式搬迁”——
傅明琼前后说动了5户原本坚决不搬的“钉子户”，一户是她的亲弟弟，其他几户都是平日里走动很勤的老邻居。
冯绪秀习惯“曲线救国”，找父亲谈心谈不拢就找儿子，用这种方法，她拿下了“钉子户”吴重明。
…………
可直到这天晚上7点，签约率仍未达到90%。
“如果到次日零点之前，还是这样，这次拆迁只能再次作罢。”张雄说。
不料，刘宝亚并未同意降低门槛：“时间不还没到么，要相信群众。”
果不其然，到次日零点时，签约率已经达到95%。
“政府要敢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治理能力，也要善于激发蕴藏于群众之中的治理能量。”刘宝亚说。
多年矛盾不断的弹子石街道裕华街社区，这两年不但消停了，还成了远近闻名的和谐社区。
…………
2013年以来，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社区事务，在南岸区都被拣顺搁平了。
发生了什么？
“我们建立了‘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办’的‘三事分流’社区自治机制，让群众成了社区治理的主角。”南岸区委书记刘宝亚说。
2015年，南岸区“三事分流”社区自治机制，荣获民政部“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奖”。
错位
“女汉子！”
几年前，这是对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古楼湾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邹佳佳的贴切形容。
社区内谁家下水道堵了，找邹佳佳。
社区内谁家发生家庭矛盾了，找邹佳佳。
…………
“我们小小一个居委会，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邹佳佳笑言。
在这个上万人的社区，以邹佳佳为代表的居委会干部当仁不让成了“主角”。
但这个“主角”却苦不堪言：“这种大包大揽的行政化工作方式，让我们小事做不完，大事做不好。”
古楼湾社区有一万多个居民，而居委会工作人员却不到10人。
“其实很多都是居民自己家的小事，我们帮得了一次，却管不了‘天天’。”邹佳佳说。
在南岸区，像古楼湾社区这样陷入“错位”困境的社区不在少数。
而有时候，就算是干了事，也不见得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在南岸区某社区，一些散居楼栋年久失修，政府出资对其进行了翻新整修。
“本是为群众谋福利的好事，但有些群众觉得屋顶防漏没弄好，政府拆了危旧雨棚就应该换新的，惹出一大堆后续矛盾。”南岸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周芮冰说。
管得越多，矛盾似乎越多；管得越细，群众意见越大。
“政府、社会和群众的责权边界不明，群众无限制地给政府提要求，结果政府费了力却不讨好。”周芮冰说。
如何破题？
分流
2013年底的一天，南坪街道東路社区居委会迎来一位老人。
“张大爷，快坐，您来办啥子事啊？”工作人员打招呼。
“我年纪大了，想请你们去给我打扫一下卫生，顺便陪我摆一摆龙门阵。”张大爷说明来意。
帮老人做卫生这样的事儿，东路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前没少干。
“加上低保、社保、医保等行政事务，几乎天天加班，忙得直想哭。”东路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魏丽说。
但这次，工作人员坦然拒绝了张大爷的要求。
这源于南岸区正在试点“三事分流”自治模式——
大事如社区水电气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新建和维修属于政府职责，出现问题报请政府解决；
小事如社区内卫生治理、车位停放等与千家万户相关的事情，由社区组织居民通过“三级议事会”“社区组织议事”和“一事一议”三种议事自治制度，发动群众自治解决；
私事如居民家庭内部的问题，应首先由群众自己解决，社区可发动群众予以协调帮助。
“‘三事分流’，首先是厘清了政府、社会和居民的职责边界，让社区不再大包大揽。”周芮冰说。
在与张大爷沟通中，魏丽了解到，这位老人一不是低保困难户，二不是空巢老人，子女上班的地方与家里的距离走路不到10分钟。
“这类问题属于私事，不应该让社区一力承担。”魏丽说。
那社区就不需要管了么？
引导
2013年11月16日早上，下了一夜的雨还是没停。
家住明月沱社区的87岁老人白崇严瘫痪在床，望着窗外的大雨，忧心忡忡：“老伴出去买菜已经1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回来？”
就在老人担忧的同时，门开了，一位中年人搀扶着老伴走进房间。
“白大爷您好，我是社区互助会的刘安玉，来看看您老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余下的十多天里，刘安玉每天早晚都冒雨来老人家两次。
“互助会是我们引导社区居民建立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平台。”周芮冰说。
在刘玉安照顾白崇严的同时，东路社区互助会的成员也来到了张大爷家中。
互助会不但引导群众互相帮助各家私事，也是居民自己打理社区小事的重要平台。
社区停车难——互助会召开居民协商会，一同选址清理出停车位；
老旧小区没物业——互助会组织每家每户，自发聘请清洁工、保安……
社区办不了、不好办的居民小事、私事，在互助会中得到圆满处理。
“群众做群众的工作是在‘熟人社会’里，有天然的情感优势。”周芮冰说。
为了保证“三事分流”后群众的合理意见都能及时采纳和解决，南岸区在社区积极培育成立具有基金会性质的公益站，并在区级层面成立了南岸区社区基金会，专项扶持各社区群众自治提出的公益性建设项目。
“放手让群众自治，并不是为社区脱责，而是要引导群众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周芮冰说。
自治
2014年5月2日，晚7时许，刘宝亚接到海棠溪街道负责人的电话。
“土庙子群众同意拆迁的签约率还不到90%，能不能降低95%的门槛？”负责人语声焦急。
海棠溪街道土庙子片区是典型的城市危旧房拆迁对象，群众一直呼吁进行拆迁改造。
“有强烈搬迁意愿的群众占50%左右，另有40%左右在观望等待，真正不愿搬迁的人只是少数，但11年来4次动迁皆无功而返。”海棠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雄说。
“让多数群众做好少数群众的工作，把‘摩擦力’转化成‘润滑剂’。”刘宝亚指示。
2014年年初，按照“三事分流”的原则，海棠溪街道探索对这一片区实施“自治式搬迁”——
傅明琼前后说动了5户原本坚决不搬的“钉子户”，一户是她的亲弟弟，其他几户都是平日里走动很勤的老邻居。
冯绪秀习惯“曲线救国”，找父亲谈心谈不拢就找儿子，用这种方法，她拿下了“钉子户”吴重明。
…………
可直到这天晚上7点，签约率仍未达到90%。
“如果到次日零点之前，还是这样，这次拆迁只能再次作罢。”张雄说。
不料，刘宝亚并未同意降低门槛：“时间不还没到么，要相信群众。”
果不其然，到次日零点时，签约率已经达到95%。
“政府要敢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治理能力，也要善于激发蕴藏于群众之中的治理能量。”刘宝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