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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19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上空一片阴霾，这里的战争愈演愈烈。作为战地记者，蒋晓峰被围困在硝烟滚滚的战场。炮弹随时可能落在身边，门外还有瞄准他们的狙击手。与其他30多位记者一起，蒋晓峰被卡扎菲军队控制于RIXOS酒店。“我像个士兵，但是主要的区别是，我没有枪。”这些没有枪的士兵，却为历史记录着最真实的一幕。
“战后见到活着的萨达姆的第一位中国记者”
北大波斯语专业毕业的蒋晓峰，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新华社国际部，他的人生目标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过——做记者，出国看看。“学外语的人当然都希望到外面走走看看，很正常，而且那个年龄段，谁愿意在单位呆着，一张报纸一杯茶啊!不愿意!”
第一次驻站机会是去伊朗的德黑兰，迥异的气候环境，陌生的社会氛围，以及必须面对的各种人情世故都给这个初出茅庐的驻站记者上了一课。回忆这段将近3年的时间，蒋晓峰总结，虽然很苦很累，但却很有实效，翅膀长硬了。
从德黑兰回国后的一年里，蒋晓峰坐不住了，“心野了，觉得办公室太小了，一身的力气无法施展，有点虚耗的那种感觉。太阳下山的时候就会感觉今天一事无成，所以想做点有成就感的，有挑战性的事情。”当时，新华社在全球最危险最混乱的地区——巴格达正需要人手，这正中了蒋晓峰的下怀。
2004年的伊拉克正是最乱的时候，虽然美国已经单方面宣布战争结束，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此打开。伊拉克国内各派别间的矛盾，伊拉克跟美国及参战国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在这个离地狱只有一线之隔的新闻天堂，蒋晓峰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意义非凡的两年。
蒋晓峰在巴格达的时候放肆地留了一头长发，从外形到内心都没有让自己受到束缚。“在巴格达我是在做真正的新闻，这里是新闻的富矿。作为首席记者，我可以带领我的团队去贯彻自己的新闻理念，不会受到行政或者其它方面的羁绊，纯新闻的概念，我比较享受那种状态。”
在巴格达，最令蒋晓峰记忆犹新的是能够从几百家媒体中脱颖而出，争取到萨达姆庭审现场25个媒体席位中的一席。我们甚至可以从当年的新闻图片中，找到萨达姆身后一条穿着牛仔裤的腿——那是蒋晓峰的。
“我是战后见到活着的萨达姆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提到这段经历，蒋晓峰脸上闪现出了一丝自豪的神色。但他随即坦言道，在巴格达的两年，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到处是枪战，往哪儿躲”
和其他人一样，蒋晓峰也对战地有过很多想象，但有些东西除非你身处当地，否则凭空想象也是徒然。蒋晓峰清楚记得，自己刚刚抵达巴格达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还没看清楚战地景象，就已经感受到巴格达的酷暑对自己的威胁。
“我在别的地方几乎没有感受到过那种热浪，巴格达夏天55到58摄氏度都很正常，你能想象么?”而另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摆在眼前——战争中敌军投下了很多贫铀弹，放射性物质会渗透到土壤和水里，日常饮食无法逃避这类污染。“没办法，又不能不吃不喝，到这里来肯定要付出代价，一定的。”
此时的伊拉克各方交战不断，怀有不同目的的武装分子也趁机四处袭击作乱。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到处都是乱枪乱炮，暗枪暗炮，你躲都不知道往哪躲，这种场合是最危险的。”
身为首席记者的蒋晓峰在每一次采访之前都会做风险评估，虽然他自己也曾为写出精彩报道而大胆冒险——乔装打扮，穿过随时可能遇上交战的死亡之路，潜入萨达姆老家萨拉赫丁省——但他还是自诩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然而即使每次都胆大心细地渡过难关，蒋晓峰也曾经历过让他紧张到抓狂的险境。
蒋晓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枪战发生在办公室门口——被堵在家门口真的是无路可逃了。“真是出不去了，我们也没有防空洞没有地道，只能躲在混凝土质地的物体后面，听到子弹打在墙上的声音，很抓狂。”蒋晓峰回忆说，更令人担心的是武装分子有可能冲进办公室，占领建筑，并绑架众人做人质。
“我们的防御能力非常弱，只有两三个配枪的保镖，而武装分子有车，还可能配备重型武器。枪战持续了一个小时，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连‘身经百战’的伊拉克雇员也不知所措。他们还问我，该怎么办。人家也都是有老婆有孩子的，能给外国通讯社干，不容易。”蒋晓峰说自己一面稳定人心，同时也要控制住自己。“要假装冷静，我自己如果失控的话，那整个团队就都失控了。”
回想起这些经历的时候，蒋晓峰自己也不禁感慨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没有人教你，你也许能保证一天的安全，但是一年、两年……我自己都觉得很侥幸。”
“总想重回巴格达”
蒋晓峰的一位同事曾经对他说，你在新华社混得好好的你来凤凰干嘛?再过20年你看看，你在新华社的境遇一定会比在凤凰好很多!蒋晓峰当时愣了一下，心说，可能是哦，但又转念一想，我要20年的安稳么?
“求安稳我就不来凤凰，20年，我可能有很多经历，会有很多经验，我可以多走很多地方，一个个陌生的区域都可以被填上。我没办法去量化这些东西，只能属于个人财富了。”
蒋晓峰当年从巴格达回国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条件。但是巴格达对他的诱惑力，竟然大到让他动了重回巴格达的念头。他说那边的雇员让他割舍不下，并觉得自己在那里还有事情可做。
“当你在一个很投入的状态的时候，当你在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突然把这个过程终止了，就好像你在享受一顿美餐，突然有人把你的饭碗给夺走了，那种感觉很不爽。你总想把这个过程继续下去，虽然不可能到达一个最终的位置，但是总希望能够把它延长。因为当你抛开一些私心杂念的时候，心无旁骛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真的是!”
作为出镜记者、全球观察员，蒋晓峰说自己要做的还有很多，“并不是每个情况你都了解，有大量的未知的区域，你的知识是很空缺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可是现在要求你是全方位的。”
所以，尽管已经从业13年，蒋晓峰现在也依然做着菜鸟记者必备的功夫——下班后回家做功课。
“电视是全方位的，对出境记者来说，摄像机太残酷了，你有一点思维不连贯，有任何迟疑，或讲错了东西，全都会被一五一十、百分百的记录下来。为了避免在无情的摄像机镜头前丢脸，就只有尽量去提高自己，锻炼自己。”
编者语：
1854年，英国《泰晤士报》的拉塞尔作为全世界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跟随皇家近卫军前往马尔他一线战场。从此，
“战地记者”成为所有新闻记者最纯粹的职业梦想。“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他们如是说。
战地记者的历史是一部独特的新闻史，也是一部独特的战争史。战地记者是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却是一群因战争而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的人。他们冒险、冲动、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争取在被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客观地向世界传递真实的残酷的战争。
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在贝尔格莱德，中国记者的殉职首次引发了国内对这群人的关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怀有新闻理想的中国记者开始奔赴世界上那些最危险的地区。然而，人们却在祈祷这样的记者越来越少，祈祷没有那么多战场可去。
记录战争、铭记战争，是为了响心灵的晨钟，敲开永久的和平之门。
“战后见到活着的萨达姆的第一位中国记者”
北大波斯语专业毕业的蒋晓峰，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新华社国际部，他的人生目标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过——做记者，出国看看。“学外语的人当然都希望到外面走走看看，很正常，而且那个年龄段，谁愿意在单位呆着，一张报纸一杯茶啊!不愿意!”
第一次驻站机会是去伊朗的德黑兰，迥异的气候环境，陌生的社会氛围，以及必须面对的各种人情世故都给这个初出茅庐的驻站记者上了一课。回忆这段将近3年的时间，蒋晓峰总结，虽然很苦很累，但却很有实效，翅膀长硬了。
从德黑兰回国后的一年里，蒋晓峰坐不住了，“心野了，觉得办公室太小了，一身的力气无法施展，有点虚耗的那种感觉。太阳下山的时候就会感觉今天一事无成，所以想做点有成就感的，有挑战性的事情。”当时，新华社在全球最危险最混乱的地区——巴格达正需要人手，这正中了蒋晓峰的下怀。
2004年的伊拉克正是最乱的时候，虽然美国已经单方面宣布战争结束，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此打开。伊拉克国内各派别间的矛盾，伊拉克跟美国及参战国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在这个离地狱只有一线之隔的新闻天堂，蒋晓峰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意义非凡的两年。
蒋晓峰在巴格达的时候放肆地留了一头长发，从外形到内心都没有让自己受到束缚。“在巴格达我是在做真正的新闻，这里是新闻的富矿。作为首席记者，我可以带领我的团队去贯彻自己的新闻理念，不会受到行政或者其它方面的羁绊，纯新闻的概念，我比较享受那种状态。”
在巴格达，最令蒋晓峰记忆犹新的是能够从几百家媒体中脱颖而出，争取到萨达姆庭审现场25个媒体席位中的一席。我们甚至可以从当年的新闻图片中，找到萨达姆身后一条穿着牛仔裤的腿——那是蒋晓峰的。
“我是战后见到活着的萨达姆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提到这段经历，蒋晓峰脸上闪现出了一丝自豪的神色。但他随即坦言道，在巴格达的两年，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到处是枪战，往哪儿躲”
和其他人一样，蒋晓峰也对战地有过很多想象，但有些东西除非你身处当地，否则凭空想象也是徒然。蒋晓峰清楚记得，自己刚刚抵达巴格达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还没看清楚战地景象，就已经感受到巴格达的酷暑对自己的威胁。
“我在别的地方几乎没有感受到过那种热浪，巴格达夏天55到58摄氏度都很正常，你能想象么?”而另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摆在眼前——战争中敌军投下了很多贫铀弹，放射性物质会渗透到土壤和水里，日常饮食无法逃避这类污染。“没办法，又不能不吃不喝，到这里来肯定要付出代价，一定的。”
此时的伊拉克各方交战不断，怀有不同目的的武装分子也趁机四处袭击作乱。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到处都是乱枪乱炮，暗枪暗炮，你躲都不知道往哪躲，这种场合是最危险的。”
身为首席记者的蒋晓峰在每一次采访之前都会做风险评估，虽然他自己也曾为写出精彩报道而大胆冒险——乔装打扮，穿过随时可能遇上交战的死亡之路，潜入萨达姆老家萨拉赫丁省——但他还是自诩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然而即使每次都胆大心细地渡过难关，蒋晓峰也曾经历过让他紧张到抓狂的险境。
蒋晓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枪战发生在办公室门口——被堵在家门口真的是无路可逃了。“真是出不去了，我们也没有防空洞没有地道，只能躲在混凝土质地的物体后面，听到子弹打在墙上的声音，很抓狂。”蒋晓峰回忆说，更令人担心的是武装分子有可能冲进办公室，占领建筑，并绑架众人做人质。
“我们的防御能力非常弱，只有两三个配枪的保镖，而武装分子有车，还可能配备重型武器。枪战持续了一个小时，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连‘身经百战’的伊拉克雇员也不知所措。他们还问我，该怎么办。人家也都是有老婆有孩子的，能给外国通讯社干，不容易。”蒋晓峰说自己一面稳定人心，同时也要控制住自己。“要假装冷静，我自己如果失控的话，那整个团队就都失控了。”
回想起这些经历的时候，蒋晓峰自己也不禁感慨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没有人教你，你也许能保证一天的安全，但是一年、两年……我自己都觉得很侥幸。”
“总想重回巴格达”
蒋晓峰的一位同事曾经对他说，你在新华社混得好好的你来凤凰干嘛?再过20年你看看，你在新华社的境遇一定会比在凤凰好很多!蒋晓峰当时愣了一下，心说，可能是哦，但又转念一想，我要20年的安稳么?
“求安稳我就不来凤凰，20年，我可能有很多经历，会有很多经验，我可以多走很多地方，一个个陌生的区域都可以被填上。我没办法去量化这些东西，只能属于个人财富了。”
蒋晓峰当年从巴格达回国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条件。但是巴格达对他的诱惑力，竟然大到让他动了重回巴格达的念头。他说那边的雇员让他割舍不下，并觉得自己在那里还有事情可做。
“当你在一个很投入的状态的时候，当你在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突然把这个过程终止了，就好像你在享受一顿美餐，突然有人把你的饭碗给夺走了，那种感觉很不爽。你总想把这个过程继续下去，虽然不可能到达一个最终的位置，但是总希望能够把它延长。因为当你抛开一些私心杂念的时候，心无旁骛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真的是!”
作为出镜记者、全球观察员，蒋晓峰说自己要做的还有很多，“并不是每个情况你都了解，有大量的未知的区域，你的知识是很空缺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可是现在要求你是全方位的。”
所以，尽管已经从业13年，蒋晓峰现在也依然做着菜鸟记者必备的功夫——下班后回家做功课。
“电视是全方位的，对出境记者来说，摄像机太残酷了，你有一点思维不连贯，有任何迟疑，或讲错了东西，全都会被一五一十、百分百的记录下来。为了避免在无情的摄像机镜头前丢脸，就只有尽量去提高自己，锻炼自己。”
编者语：
1854年，英国《泰晤士报》的拉塞尔作为全世界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跟随皇家近卫军前往马尔他一线战场。从此，
“战地记者”成为所有新闻记者最纯粹的职业梦想。“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他们如是说。
战地记者的历史是一部独特的新闻史，也是一部独特的战争史。战地记者是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却是一群因战争而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的人。他们冒险、冲动、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争取在被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客观地向世界传递真实的残酷的战争。
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在贝尔格莱德，中国记者的殉职首次引发了国内对这群人的关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怀有新闻理想的中国记者开始奔赴世界上那些最危险的地区。然而，人们却在祈祷这样的记者越来越少，祈祷没有那么多战场可去。
记录战争、铭记战争，是为了响心灵的晨钟，敲开永久的和平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