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唐光沛今年已有85岁，在其5年的军旅生涯中，曾在1951年春至1952年夏期间入朝，参与了第五次战役，后在由三八线以南往北的大撤退中，幸运地渡过北汉江，躲过了联合国军坦克飞机的堵截。
经此一未尽人意的战役，他所在的三十一师，侥幸躲过了一八零师几近成建制覆灭的命运，但兵力由12000减员至8000，以至于身为老红军的师长赵兰田在干部总结会上以泪洗面。
在金城前线，唐光沛参与了停战和谈期间艰苦而呈拉锯状的阵地战。由于长期藏身于防空洞，老鼠般昼伏夜出的战地生活，毁坏了他的健康。1952年盛夏，他因患上了淋巴结核、肺结核和乙型肝炎等传染病，不得不回到后方治疗。在经过数次手术，稳定病情出院之际，主治医生善意地告诫他，要有只活50岁的思想准备。那一年，他是一个前途未卜而伤病缠身的军人，尚不足25岁。
出院之后，他希望回到部队却被拒绝，只得遵从安排转业退伍，后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一生曲折。2005年，古稀老人决定用两年时间写下了自己的一生。近20万字中，涉及他从军经历约5万字，近一半内容是其在朝鲜的经历。这些文字，乃是一个普通军人非常个人化和生活化的记录，所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战局、战略等几乎无关。然而，这算得上是在战争年代中卑微的个人命运的写照，且自有其触动人心的微力。
在前线慰问演出的文工团员们。
1951年2月8日，也就是当年农历大年初三，师部在晋县大礼堂召开全师排以上干部大会。师长赵兰田用四川腔的普通话说：“我们师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打败了日本。曾战斗在太行山，跨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率先渡过长江，进军大西南，经过三十年，千百次战斗洗礼，没有孬种，只有英雄。现在志愿去打美国鬼子，我们能不能？”
在场军官朗声回答：“能！”
师长接着一锤定音：“有种！大家下去分头讨论。”
在班组纷纷依照惯例表决心上缴请战书的两三天后，指导员告诉全连指战员，已经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可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去了。次日的誓师大会上，隆冬的一阵疾风将军旗刮倒，在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回到驻地，“军旗倒了出师不利”的传言不胫而走，全师立即布置追查散布这一传言的人。
1951年3月初，春寒料峭之际，我们来到了中朝边界长甸河口，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一师，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里渡过了鸭绿江，踏上了入朝作战的征程。
在谷山休整五六天后，我们三十一师接到命令开赴战场，投入第五次战役。我被分配到前线指挥所，包括我和通讯班在内的三四十人，遵令在曹干事（连职）的带领下朝预定位置出发。这次夜行军，一路向南，翻山越岭走山路，甚至在没有路的情况下开路前进。三四天后，我们已经能隐约听到枪炮声了。经历过战争的老兵说，还有四五十里我们才能和敌人接上火。
到达开城时，满目是残垣断壁和瓦砾灰烬。这里是开阔的平原地区，除了我们十二军外，还有很多友邻部队。军人很多，但散得很开，因为美军飞机不断来袭，主要攻击目标是桥梁、渡口、道路和车辆，有时也朝有人的地方扫射。
第五次战役开始时，我军从西线开城直指汉城。我们三十一师是二梯队。即使是一线部队也往往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军的坦克、装甲车往南退却，双腿基本追不上，而且常常是双方一接触，美军就主动迅速脱离，并没有真正的激战。二梯队自然更是接不上火，就只能听见枪炮声。在我军先头部队长驱直入，进占离汉城只有几十公里的议政府时，得知汉城已是一座空城，占领它已不在话下。
这时，我方的弹药、粮食消耗大，后勤供给不上，补给线不仅长，还时时被美军绞杀战术破坏、封锁。就连我这样的新兵，也觉得我们中了敌人“诱敌深入”之计了。因此上级决定放弃唾手可得的汉城，命令全军迅速北撤至开城一线固守。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开始，我们师由后卫变成了前锋。东撤至春川境内补充粮食弹药后，我师有了下一步的战斗目标，以九十一团为前锋，朝东南插向东海岸，消灭对方的一个兵团总部。
师部随后向东南进发，从平原到山区，我们渐渐远离了枪炮声，同时改变了夜行军的常态，白天也在山沟里穿行。一日，经过一条山区公路，我们看见道侧的空地上停着三四十辆美军南逃时留下的坦克。有几个通讯员想到坦克上玩玩——他们大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被在坦克现场站岗的卫兵制止了。我们忙于赶路并未停留，据后续部队的战友说，就在那天，来了两架美机，扔下来几颗燃烧弹，引爆了坦克中的弹药，将坦克全部炸毁。大家议论为什么不将坦克开走，答案是志愿军中还找不到会驾驶坦克的人。
因长期没有油荤和蔬菜，一人一顿要吃一斤多米才能保持体力。所以每人背负20多斤有的军粮，10天即已罄。这时，美军撒下的传单中，写着“今夜你行军，背有多少斤？” “十二军的同志们，辛苦了，联合国军欢迎你！”“我们准备好了罐头、牛奶、面包，欢迎你们早日到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等。
上级针对美国传单的态度，先是不准捡、不准看、不准传播。不过挡不住人们的好奇心，自然也挡不住传单的流传。战士们看得津津有味，卷烟、大便都用传单。上级见无法封锁，就改变策略，让部队开会讨论、驳斥批判，但不准保存和传递。只有敌工科收集上报是合法的。
我们进入三八线以南地区，困难陡然增加。一是所到之地，老百姓大都躲了起来，零星找到一些没躲的老弱病残，也是一问三不知，明显不合作。二是老百姓对我们总是横眉竖眼冷对，有的甚至提着砍柴刀，好像随时准备反抗。三是入住当地人家，不管你担水、砍柴、烧饭，总会遇到房东骂骂咧咧。四是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地方官员和乡村首领，缺乏沟通渠道。 总之，部队进入南朝鲜，好像鱼儿离开了水。时时、处处、事事都犹如在一抹漆黑之中，危机四伏，经常出现掉队者、征粮人员被杀，侦察员失踪，甚至警卫人员挨黑枪的事件。部队开到一地，人数稍多一点，就有人向联合国军通风报信，美机一会儿就来了。白天，山头上有南朝鲜人舞动旗子，用镜子反光给美机发信号的。晚上飞机一来，四周的山头上则信号枪此起彼伏，甚至有人燃起火堆给美机轰炸导航。上级教导我们说，我们含辛茹苦是去解放南朝鲜人民一起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显然南朝鲜有人把我们当成了入侵者。
我师九十一团，在团长、一级战斗英雄李长林的指挥下，直插下珍富里的联合国军兵团部，战果报告名曰全歼，实际上是扑了一个空，中了敌人的圈套。联合国军在我军到达之前，早已用机械化的装备撤退了兵力和物资。在没有缴获，后勤全无供给而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紧急撤退。这时，联合国军却来了一个我军惯用的穿插，堵截和追击我部。不同之处，他们是在空军掩护下，用机械化的坦克、装甲车从公路向北穿插，不像志愿军是用双脚在崇山峻岭的山路上奔跑。联合国军一天便到达了汉江一线，把我们急行军十几天的战果一笔勾销。
我军被堵在汉江南岸后，政治部接到了后撤命令，这次命令没有惯常的行军路线图，只有一句话：向北回撤——可见形势之危急和处境之险恶。北撤时，先是后面有猛烈的枪炮声。一天后，前面也枪炮声大作，同时西面枪炮声也渐起。有战斗经验的老兵、通讯班长陆家宝悄悄告诉我，我们被包围了。老兵们说，只有死命突围才有一线生机了。
昼夜不间断地向北撤退，我们在通过桥梁、渡口时，炮弹不断落下，大家也是不躲不避，只能一味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通过。经过一夜和半个白天的急行军后，我们来到了北汉江边。在山头上看下去，发现江边渡口已经被美军占领，也没有船只和其他过渡工具，倒有几辆美军坦克来回游弋，不时炮击和机枪扫射两岸的山头。部队只好继续向东部上游撤退（朝鲜汉江等多数河流是由东向西流），下午四五点到达另一渡河后，这里没有坦克把守，但沿江上空有美军侦察机盘旋。上级认为，侦察机不会扔炸弹，就下令下山渡江。不料前锋还没有到江边，立即有一串炮弹打来，在两岸和江中炸开。我师先头部队退到山上的树林，立刻引来两发燃烧弹，点着了茂密的山林。在前行十多公里的下一个渡口，天已经黑了，依然是我师先头部队一到江边，炮弹随即接踵而至，空中又挂起了两枚照明弹，把渡口照得如同白昼。
部队只得继续沿江往东寻找渡口，北汉江沿江有一条公路，其余全是山林，并没有路。但是这晚我军硬是用双脚在山林里趟出了一条路来。我们在几乎不吃不喝的状况下急行军超过24小时后，才得以渡过汉江，来到有友军在山头挖战壕、修掩体的地带，心里顿时安泰，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已经有部队在此阻击，掩护我们撤退。
1951年10月，我们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夜行军，到达了铁原、连川之间的金城前线。金城是一个小开阔地，有铁路通过。我们师在这一段接过了友军的防线，轮换他们休整。师前沿指挥部设在离前线5公里左右的一条东西向山沟里，地名叫鹤岩。
这条沟里有原日本人开的两个矿洞。下面一个较为宽大，横着设铺位，还有较宽的余地供人行走，司令部设在里面。我们政治部设在离师部约200米上面的一个矿洞。这个矿洞低矮、狭窄，纵向设铺才能行走，还得弓腰以防碰到头顶的石头；矿洞还很潮湿滴水，脚下又要小心湿滑摔跤。政治部四五十人全部住在这里。
根据安排，我和通讯班在矿洞对面约20米的地方挖防空洞。我将十余人分为两组，一组挖土，一组砍树和寻找钢轨。钢轨不够，就和原木相间做成洞顶，上面覆上一层厚土。洞内用石板垒起了热炕。当时政治部的住宿条件，除主任外，就数通讯班最为舒适。
一九五二年春天，前线大战不多。我们师首要任务是稳定战线，改变原守军节节后退的态势。坚守和稳固战线，以打破美军制空权和空中优势的神话，增加我方和谈代表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在金城前线，美军为争夺一个山头、一个据点，不惜三五天轮番轰炸和炮击，摧毁山头上所有的草木，阵地上弹痕遍地，浮土没脚。这样的战况，本来任何部队都难以坚守，好在山地有炸不到击不中的死角；更主要的是人多，一个班牺牲了，另一个班迅速冲上去。对方的轰炸、炮击一停，我方就得有人出现在山头和据点，以防美军的步兵冲上来。
以肉蛋对铁蛋，代价非常大。为补充战斗第一线的兵员，司令部只得精简机关，支援基层。司直警卫营留一个连，政治部的警卫排也抽了两个班上前线，通讯班只留一人，其余全部上第一线。
通讯员们和我告别时都依依不舍，我说些安慰鼓励的话，诸如杀敌立功后再见之类。有人哽咽着说，这恐怕是永别，再难见了。入朝以来，这些通讯员和我一起行军，筑防空洞，工作生活在一起近一年，60多年过去了，他们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如果还活着，多是80多岁的老人了。
进入第五次战役既定位置后，我师在一个山沟里安营扎寨。师部设在东西向狭窄的山沟里，炮弹只落在南北向的山坡上，时疏时密的炮声不分昼夜地响着，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一日，我刚签收完团里送来的文件，正与团通讯员在防空洞里聊天，美军飞机来袭，我们不以为意，谈笑如常。突然头顶“轰轰轰”三声巨响，防空洞顶剧烈颤动，哗啦啦掉下许多泥沙，顿时满洞尘土。
我爬上防空洞顶一看，三发机关炮炸出了三个坑，好在洞顶是钢轨和原木盖成，上面覆的土也比较厚实，飞机机关炮不大，威力有限，没把洞顶打穿。下午，崔科长对我说，你那防空洞已经暴露目标，不能再住，搬到矿洞里去吧。
我们因为最后搬进矿洞，自然只能在最差的地方安置铺位。洞顶常年滴水，春天化雪时，滴水更多更大。床位铺上干草，三天就湿透了。数十人挤在矿洞里，只有蜡烛照明，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吸烟，空气污浊。白天外面太阳高照，但要防空袭而不能外出，也不许挤在洞口，大家只有在傍晚或者夜里外出活动活动，有时也跳跳交际舞、华尔兹狐步、探戈什么的。但夜间气温太低，有零下一二十摄氏度，不可久呆。时间久了，洞里咳嗽的人越来越多，此前去卫生队治病的十几个人，只有少数归队。 在夏天的第五次战役中，大家都扔掉了冬装，而这个冬季迟迟才发下棉衣裤，一直运不来棉被。直到大雪封山时，政治部才领到4床棉被，领导决定给体弱有病的，连团级干部都不够分配，我这样的排职就更没有份了。
没有棉被，大家睡觉时就将皮带解开，拉下棉裤套着脚。战士的棉裤是桶装，裤脚口装有收紧带，拉紧封闭后可保暖，再将棉大衣反穿即可过夜。我们军官的棉质马裤膝下开口，无法扎紧，既不保暖也不舒服，晚上睡觉，冷得难受。搬进矿洞没几天，我手脚耳朵都长满冻疮，手指甚至溃烂了。
住了一两个月，我也开始咳嗽、气喘了。军医说是缺碘，要多吃海带。当时天天有海带，大家都吃厌了，但我为了补碘，一顿要吃一大搪瓷缸，吃到想呕吐为止。
随着咳嗽日益加剧，我的脖子越来越粗，人越来越瘦。我觉得矿洞内潮湿和空气污浊是致病的原因，就找崔科长要求搬回防空洞住。崔科长不予批准：“病是小事，安全第一。”并说：“那个防空洞已经改为招待所了”。
冬天的战场。
我早就知道，我们这个师部唯一可以烧热炕的防空洞，有时有下来采访的记者，以及到前线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的文化人住到里面。比如我后来在报上看到一个名叫孟波的作家就在这里住过。他们白天不下连队，呆在矿洞里，晚上就住进我们的那个防空洞。
但这些人来的次数不多，一次也就一两天，把师部严摄影员拍的照片选几张拿走，作为证据，表示上过前线。他们来去有吉普车代步，有警卫员护卫，听听政治部组织科、宣传科和参谋部的作战科介绍英雄事迹和战斗情景，会见英雄模范人物，为我师做宣传，师里自然以贵宾之礼相待。
没法出矿洞，我只好继续呆在最深处；没有药，只能天天吃海带补碘。拖到夏天，我走路都困难了，军医才建议到卫生连去治病。至此，由卫生连转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诊断为传染病，再转到阳德基地医院。
在美军的绞杀战略下，基地医院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无法做较大的手术。我因被诊断为患上了淋巴结核、肺结核和乙型肝炎，必须转移回国内医院治疗。
夜间在医护人员陪护下，伤病员们从阳德站上了列车，还有几十副担架随行。一百多名伤病员分三个闷罐车厢，每个车厢配备一位医生一个护士。黎明时火车开进一个隧道停下躲避空袭，隧道太短，只有车头和伤病车厢在隧道内，几节装货的车皮露在外面。
我们的车厢靠近蒸汽机机车头，煤烟呛人，医护安排到隧道外休息，呼吸新鲜空气。这一整天我们吃的全是开水就饼干。饼干和炒面一个味，大家都吃厌了，但战时无人有怨言。
饭后，护工从担架车厢里抬了两个人到附近山上去。见了的都明白，这是有人牺牲了，就地掩埋，不可能做进一步处理，军人们也习以为常。不过，他们姓甚名谁，属那个部队的，估计医护人员也不甚了然。逝者成为无名烈士，即使留下姓名，大致也不会有人给你立个碑。
傍晚列车又徐徐开动，一夜过后，我醒来发现天亮了火车照常行驶，感到奇怪。医护人员说，已经过了鸭绿江，回到东北了。伤病员们听说回国了，全都喜形于色。这天上午，火车停靠在辑安站，有一伙白大褂在那里迎候我们。
我由此开始了辗转国内多家野战医院、长达两年的住院治疗期，动过几次大手术，保住了生命。病情稳定后，我被安排转业回乡，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三十一师了。出院时主治医生告诉我，按现在医疗条件，你活下来寿命大概也只有50岁，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不过，我现在已经活到了80多岁了。
经此一未尽人意的战役，他所在的三十一师，侥幸躲过了一八零师几近成建制覆灭的命运，但兵力由12000减员至8000，以至于身为老红军的师长赵兰田在干部总结会上以泪洗面。
在金城前线，唐光沛参与了停战和谈期间艰苦而呈拉锯状的阵地战。由于长期藏身于防空洞，老鼠般昼伏夜出的战地生活，毁坏了他的健康。1952年盛夏，他因患上了淋巴结核、肺结核和乙型肝炎等传染病，不得不回到后方治疗。在经过数次手术，稳定病情出院之际，主治医生善意地告诫他，要有只活50岁的思想准备。那一年，他是一个前途未卜而伤病缠身的军人，尚不足25岁。
出院之后，他希望回到部队却被拒绝，只得遵从安排转业退伍，后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一生曲折。2005年，古稀老人决定用两年时间写下了自己的一生。近20万字中，涉及他从军经历约5万字，近一半内容是其在朝鲜的经历。这些文字，乃是一个普通军人非常个人化和生活化的记录，所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战局、战略等几乎无关。然而，这算得上是在战争年代中卑微的个人命运的写照，且自有其触动人心的微力。
1951年2月8日，也就是当年农历大年初三，师部在晋县大礼堂召开全师排以上干部大会。师长赵兰田用四川腔的普通话说：“我们师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打败了日本。曾战斗在太行山，跨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率先渡过长江，进军大西南，经过三十年，千百次战斗洗礼，没有孬种，只有英雄。现在志愿去打美国鬼子，我们能不能？”
在场军官朗声回答：“能！”
师长接着一锤定音：“有种！大家下去分头讨论。”
在班组纷纷依照惯例表决心上缴请战书的两三天后，指导员告诉全连指战员，已经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可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去了。次日的誓师大会上，隆冬的一阵疾风将军旗刮倒，在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回到驻地，“军旗倒了出师不利”的传言不胫而走，全师立即布置追查散布这一传言的人。
美军的传单
1951年3月初，春寒料峭之际，我们来到了中朝边界长甸河口，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一师，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里渡过了鸭绿江，踏上了入朝作战的征程。
在谷山休整五六天后，我们三十一师接到命令开赴战场，投入第五次战役。我被分配到前线指挥所，包括我和通讯班在内的三四十人，遵令在曹干事（连职）的带领下朝预定位置出发。这次夜行军，一路向南，翻山越岭走山路，甚至在没有路的情况下开路前进。三四天后，我们已经能隐约听到枪炮声了。经历过战争的老兵说，还有四五十里我们才能和敌人接上火。
到达开城时，满目是残垣断壁和瓦砾灰烬。这里是开阔的平原地区，除了我们十二军外，还有很多友邻部队。军人很多，但散得很开，因为美军飞机不断来袭，主要攻击目标是桥梁、渡口、道路和车辆，有时也朝有人的地方扫射。
第五次战役开始时，我军从西线开城直指汉城。我们三十一师是二梯队。即使是一线部队也往往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军的坦克、装甲车往南退却，双腿基本追不上，而且常常是双方一接触，美军就主动迅速脱离，并没有真正的激战。二梯队自然更是接不上火，就只能听见枪炮声。在我军先头部队长驱直入，进占离汉城只有几十公里的议政府时，得知汉城已是一座空城，占领它已不在话下。
这时，我方的弹药、粮食消耗大，后勤供给不上，补给线不仅长，还时时被美军绞杀战术破坏、封锁。就连我这样的新兵，也觉得我们中了敌人“诱敌深入”之计了。因此上级决定放弃唾手可得的汉城，命令全军迅速北撤至开城一线固守。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开始，我们师由后卫变成了前锋。东撤至春川境内补充粮食弹药后，我师有了下一步的战斗目标，以九十一团为前锋，朝东南插向东海岸，消灭对方的一个兵团总部。
师部随后向东南进发，从平原到山区，我们渐渐远离了枪炮声，同时改变了夜行军的常态，白天也在山沟里穿行。一日，经过一条山区公路，我们看见道侧的空地上停着三四十辆美军南逃时留下的坦克。有几个通讯员想到坦克上玩玩——他们大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被在坦克现场站岗的卫兵制止了。我们忙于赶路并未停留，据后续部队的战友说，就在那天，来了两架美机，扔下来几颗燃烧弹，引爆了坦克中的弹药，将坦克全部炸毁。大家议论为什么不将坦克开走，答案是志愿军中还找不到会驾驶坦克的人。
因长期没有油荤和蔬菜，一人一顿要吃一斤多米才能保持体力。所以每人背负20多斤有的军粮，10天即已罄。这时，美军撒下的传单中，写着“今夜你行军，背有多少斤？” “十二军的同志们，辛苦了，联合国军欢迎你！”“我们准备好了罐头、牛奶、面包，欢迎你们早日到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等。
上级针对美国传单的态度，先是不准捡、不准看、不准传播。不过挡不住人们的好奇心，自然也挡不住传单的流传。战士们看得津津有味，卷烟、大便都用传单。上级见无法封锁，就改变策略，让部队开会讨论、驳斥批判，但不准保存和传递。只有敌工科收集上报是合法的。
向北撤退
我们进入三八线以南地区，困难陡然增加。一是所到之地，老百姓大都躲了起来，零星找到一些没躲的老弱病残，也是一问三不知，明显不合作。二是老百姓对我们总是横眉竖眼冷对，有的甚至提着砍柴刀，好像随时准备反抗。三是入住当地人家，不管你担水、砍柴、烧饭，总会遇到房东骂骂咧咧。四是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地方官员和乡村首领，缺乏沟通渠道。 总之，部队进入南朝鲜，好像鱼儿离开了水。时时、处处、事事都犹如在一抹漆黑之中，危机四伏，经常出现掉队者、征粮人员被杀，侦察员失踪，甚至警卫人员挨黑枪的事件。部队开到一地，人数稍多一点，就有人向联合国军通风报信，美机一会儿就来了。白天，山头上有南朝鲜人舞动旗子，用镜子反光给美机发信号的。晚上飞机一来，四周的山头上则信号枪此起彼伏，甚至有人燃起火堆给美机轰炸导航。上级教导我们说，我们含辛茹苦是去解放南朝鲜人民一起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显然南朝鲜有人把我们当成了入侵者。
我师九十一团，在团长、一级战斗英雄李长林的指挥下，直插下珍富里的联合国军兵团部，战果报告名曰全歼，实际上是扑了一个空，中了敌人的圈套。联合国军在我军到达之前，早已用机械化的装备撤退了兵力和物资。在没有缴获，后勤全无供给而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紧急撤退。这时，联合国军却来了一个我军惯用的穿插，堵截和追击我部。不同之处，他们是在空军掩护下，用机械化的坦克、装甲车从公路向北穿插，不像志愿军是用双脚在崇山峻岭的山路上奔跑。联合国军一天便到达了汉江一线，把我们急行军十几天的战果一笔勾销。
我军被堵在汉江南岸后，政治部接到了后撤命令，这次命令没有惯常的行军路线图，只有一句话：向北回撤——可见形势之危急和处境之险恶。北撤时，先是后面有猛烈的枪炮声。一天后，前面也枪炮声大作，同时西面枪炮声也渐起。有战斗经验的老兵、通讯班长陆家宝悄悄告诉我，我们被包围了。老兵们说，只有死命突围才有一线生机了。
昼夜不间断地向北撤退，我们在通过桥梁、渡口时，炮弹不断落下，大家也是不躲不避，只能一味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通过。经过一夜和半个白天的急行军后，我们来到了北汉江边。在山头上看下去，发现江边渡口已经被美军占领，也没有船只和其他过渡工具，倒有几辆美军坦克来回游弋，不时炮击和机枪扫射两岸的山头。部队只好继续向东部上游撤退（朝鲜汉江等多数河流是由东向西流），下午四五点到达另一渡河后，这里没有坦克把守，但沿江上空有美军侦察机盘旋。上级认为，侦察机不会扔炸弹，就下令下山渡江。不料前锋还没有到江边，立即有一串炮弹打来，在两岸和江中炸开。我师先头部队退到山上的树林，立刻引来两发燃烧弹，点着了茂密的山林。在前行十多公里的下一个渡口，天已经黑了，依然是我师先头部队一到江边，炮弹随即接踵而至，空中又挂起了两枚照明弹，把渡口照得如同白昼。
部队只得继续沿江往东寻找渡口，北汉江沿江有一条公路，其余全是山林，并没有路。但是这晚我军硬是用双脚在山林里趟出了一条路来。我们在几乎不吃不喝的状况下急行军超过24小时后，才得以渡过汉江，来到有友军在山头挖战壕、修掩体的地带，心里顿时安泰，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已经有部队在此阻击，掩护我们撤退。
金城前线
1951年10月，我们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夜行军，到达了铁原、连川之间的金城前线。金城是一个小开阔地，有铁路通过。我们师在这一段接过了友军的防线，轮换他们休整。师前沿指挥部设在离前线5公里左右的一条东西向山沟里，地名叫鹤岩。
这条沟里有原日本人开的两个矿洞。下面一个较为宽大，横着设铺位，还有较宽的余地供人行走，司令部设在里面。我们政治部设在离师部约200米上面的一个矿洞。这个矿洞低矮、狭窄，纵向设铺才能行走，还得弓腰以防碰到头顶的石头；矿洞还很潮湿滴水，脚下又要小心湿滑摔跤。政治部四五十人全部住在这里。
根据安排，我和通讯班在矿洞对面约20米的地方挖防空洞。我将十余人分为两组，一组挖土，一组砍树和寻找钢轨。钢轨不够，就和原木相间做成洞顶，上面覆上一层厚土。洞内用石板垒起了热炕。当时政治部的住宿条件，除主任外，就数通讯班最为舒适。
一九五二年春天，前线大战不多。我们师首要任务是稳定战线，改变原守军节节后退的态势。坚守和稳固战线，以打破美军制空权和空中优势的神话，增加我方和谈代表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在金城前线，美军为争夺一个山头、一个据点，不惜三五天轮番轰炸和炮击，摧毁山头上所有的草木，阵地上弹痕遍地，浮土没脚。这样的战况，本来任何部队都难以坚守，好在山地有炸不到击不中的死角；更主要的是人多，一个班牺牲了，另一个班迅速冲上去。对方的轰炸、炮击一停，我方就得有人出现在山头和据点，以防美军的步兵冲上来。
以肉蛋对铁蛋，代价非常大。为补充战斗第一线的兵员，司令部只得精简机关，支援基层。司直警卫营留一个连，政治部的警卫排也抽了两个班上前线，通讯班只留一人，其余全部上第一线。
通讯员们和我告别时都依依不舍，我说些安慰鼓励的话，诸如杀敌立功后再见之类。有人哽咽着说，这恐怕是永别，再难见了。入朝以来，这些通讯员和我一起行军，筑防空洞，工作生活在一起近一年，60多年过去了，他们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如果还活着，多是80多岁的老人了。
传染病
进入第五次战役既定位置后，我师在一个山沟里安营扎寨。师部设在东西向狭窄的山沟里，炮弹只落在南北向的山坡上，时疏时密的炮声不分昼夜地响着，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一日，我刚签收完团里送来的文件，正与团通讯员在防空洞里聊天，美军飞机来袭，我们不以为意，谈笑如常。突然头顶“轰轰轰”三声巨响，防空洞顶剧烈颤动，哗啦啦掉下许多泥沙，顿时满洞尘土。
我爬上防空洞顶一看，三发机关炮炸出了三个坑，好在洞顶是钢轨和原木盖成，上面覆的土也比较厚实，飞机机关炮不大，威力有限，没把洞顶打穿。下午，崔科长对我说，你那防空洞已经暴露目标，不能再住，搬到矿洞里去吧。
我们因为最后搬进矿洞，自然只能在最差的地方安置铺位。洞顶常年滴水，春天化雪时，滴水更多更大。床位铺上干草，三天就湿透了。数十人挤在矿洞里，只有蜡烛照明，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吸烟，空气污浊。白天外面太阳高照，但要防空袭而不能外出，也不许挤在洞口，大家只有在傍晚或者夜里外出活动活动，有时也跳跳交际舞、华尔兹狐步、探戈什么的。但夜间气温太低，有零下一二十摄氏度，不可久呆。时间久了，洞里咳嗽的人越来越多，此前去卫生队治病的十几个人，只有少数归队。 在夏天的第五次战役中，大家都扔掉了冬装，而这个冬季迟迟才发下棉衣裤，一直运不来棉被。直到大雪封山时，政治部才领到4床棉被，领导决定给体弱有病的，连团级干部都不够分配，我这样的排职就更没有份了。
没有棉被，大家睡觉时就将皮带解开，拉下棉裤套着脚。战士的棉裤是桶装，裤脚口装有收紧带，拉紧封闭后可保暖，再将棉大衣反穿即可过夜。我们军官的棉质马裤膝下开口，无法扎紧，既不保暖也不舒服，晚上睡觉，冷得难受。搬进矿洞没几天，我手脚耳朵都长满冻疮，手指甚至溃烂了。
住了一两个月，我也开始咳嗽、气喘了。军医说是缺碘，要多吃海带。当时天天有海带，大家都吃厌了，但我为了补碘，一顿要吃一大搪瓷缸，吃到想呕吐为止。
随着咳嗽日益加剧，我的脖子越来越粗，人越来越瘦。我觉得矿洞内潮湿和空气污浊是致病的原因，就找崔科长要求搬回防空洞住。崔科长不予批准：“病是小事，安全第一。”并说：“那个防空洞已经改为招待所了”。
我早就知道，我们这个师部唯一可以烧热炕的防空洞，有时有下来采访的记者，以及到前线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的文化人住到里面。比如我后来在报上看到一个名叫孟波的作家就在这里住过。他们白天不下连队，呆在矿洞里，晚上就住进我们的那个防空洞。
但这些人来的次数不多，一次也就一两天，把师部严摄影员拍的照片选几张拿走，作为证据，表示上过前线。他们来去有吉普车代步，有警卫员护卫，听听政治部组织科、宣传科和参谋部的作战科介绍英雄事迹和战斗情景，会见英雄模范人物，为我师做宣传，师里自然以贵宾之礼相待。
没法出矿洞，我只好继续呆在最深处；没有药，只能天天吃海带补碘。拖到夏天，我走路都困难了，军医才建议到卫生连去治病。至此，由卫生连转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诊断为传染病，再转到阳德基地医院。
在美军的绞杀战略下，基地医院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无法做较大的手术。我因被诊断为患上了淋巴结核、肺结核和乙型肝炎，必须转移回国内医院治疗。
夜间在医护人员陪护下，伤病员们从阳德站上了列车，还有几十副担架随行。一百多名伤病员分三个闷罐车厢，每个车厢配备一位医生一个护士。黎明时火车开进一个隧道停下躲避空袭，隧道太短，只有车头和伤病车厢在隧道内，几节装货的车皮露在外面。
我们的车厢靠近蒸汽机机车头，煤烟呛人，医护安排到隧道外休息，呼吸新鲜空气。这一整天我们吃的全是开水就饼干。饼干和炒面一个味，大家都吃厌了，但战时无人有怨言。
饭后，护工从担架车厢里抬了两个人到附近山上去。见了的都明白，这是有人牺牲了，就地掩埋，不可能做进一步处理，军人们也习以为常。不过，他们姓甚名谁，属那个部队的，估计医护人员也不甚了然。逝者成为无名烈士，即使留下姓名，大致也不会有人给你立个碑。
傍晚列车又徐徐开动，一夜过后，我醒来发现天亮了火车照常行驶，感到奇怪。医护人员说，已经过了鸭绿江，回到东北了。伤病员们听说回国了，全都喜形于色。这天上午，火车停靠在辑安站，有一伙白大褂在那里迎候我们。
我由此开始了辗转国内多家野战医院、长达两年的住院治疗期，动过几次大手术，保住了生命。病情稳定后，我被安排转业回乡，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三十一师了。出院时主治医生告诉我，按现在医疗条件，你活下来寿命大概也只有50岁，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不过，我现在已经活到了80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