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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一谈起文化的“走出去”就想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却往往忽略我们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所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所接受和喜爱。
2006年本身在文化方面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变化，而且几乎是高潮不断，事件频发，不断地引发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些变化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未来，值得深入的思考和探究。盘点既是让生命的痕迹留下，又是让未来受到启示。我想，对于2006年来说，两个现象最具有代表性：一是草根的崛起，二是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种种讨论。
“草根元年”
近年来“草根”崛起的种种迹象在这一年有了大爆发式的发展。从年初郭德纲的轰动、胡戈的“馒头”和《武林外传》开始，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文化事件都离不开“草根”崛起的大背景。让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的种种混乱和错杂的文化事件都显示了“草根”崛起时刻的喧闹。
“草根”的崛起其实是通过互联网的高度的互动性和共时性带来的后果。“博客”里个人几乎随心所欲的表达，“跟帖”的近于肆无忌惮的点评，都显示了“草根”的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空气其实已经对于过去的传统媒体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得文化在新的博弈中正在形成新的结构。过去我们谈论“大众社会”，常常强调的是一种以电视为中心的“明星”文化对于大众的支配和影响。今天看来，电视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匹敌，但网络里的“博客”“跟帖”却让电视不得不发生变化。互联网和电视等媒体的互动成为今天文化景观的中心。传统上所谓沉默的多数的“大众”，今天变成了喧闹的“草根”。一切社会问题都会有他们情绪激烈的发言，众多的明星和精英都要被他们嘲笑和挖苦。那么，“草根”究竟是什么人呢?其实“草根”并不能和人民大众画上等号。我在一篇名为《“草根”是谁》的文章中，略略申说今天所谓“草根”，不是当年我们理解的群众，而是一个依赖互联网构成的新的、模糊却影响巨大的群体；
“我们在几乎每个地方都会见到大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阶层，却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对于现实的反应。现在随着互联网文化的普及，存在于中国各个地方的这样的人群通过网络形成舆论和共识，小乡镇里的青少年今天其实和大城市里的青少年分享的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许多意见其实相当程度上主导了互联网的走向和我们文化的走向。互联网上的激烈的言论，奇妙的幻想，以及有些并不高级的趣味正是这些‘后小资’的趣味和价值的复杂展现。”
这些说法所描述的“草根”其实既不是我们想象的广大无边的“群众”，也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阶层。但这些人在现实中的沉默和在互联网上的强势构成的反差值得高度关切。他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压抑和在虚拟世界中的宣泄，其反差确实是社会的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网上的“跟帖”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让过去的沉默变成了相当夸张的社会“共识”和舆论。他们不是所有劳动人民的代称，虽然他们往往愿意以所有人民的名义发言。当然今天并不仅仅是他们在上网跟帖发言，但正是他们在网上构成了一种愤懑和焦虑的氛围，其他人虽然也可以在网上发言讲话，但根本不足以形成声势。通过互联网上的博客和跟帖，他们相当程度上主导了舆论的走向。2006年正是这些“草根”崛起的“元年”。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2006年在媒体和网络上的许多声音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舆论和文化的“中等收入者”和他们年轻的后备军之间的论战和分歧。无论是经济学家的被激烈斥责，还是李银河或者钟南山遇到的困扰，无论是余秋雨的“错字”或者是关于教授“工资单”的争议，都显示了草根对于“中等收入者”的文化代表的抨击和不满。
“草根”也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上的活力和创造性，如郭德纲的被发掘，《疯狂的石头》的想象力的展现等等都是“草根文化’的新的可能性的展开。作为中等收入者的后备军，年轻‘草根”们的崛起才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他们表现的文化创造力和活力应该有高度的肯定。对于他们的“完成不足”的苦闷，现实竞争压力造成的焦虑都值得社会高度的关切，但其中的非理性和被朱大可称为“哄客”的心态的影响也必须得到正视和反思。
“国际形象”的焦虑
最近有关“龙”的形象的问题引发的网上讨论其实和2006年所谓“孔子和章子怡”事件及“国学”的热潮都展现了我们面对自己的国际形象的焦虑和思考。世界在关切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形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的成长，一种“新新中国”的形象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了。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告别中国现代历史的悲情和苦难的历史机会，尽管中国内部和外部仍然存在着许多严峻的挑战，但当下的变化造成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则是没有疑问的。
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前冲、青春的形象。姚明、章子怡、李宇春都登上了世界的主流媒体，构成了引人瞩目的新景观。这些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形象未必能概括中国的—切，也还有诸多可议之处，但这些形象被世界所接受这个事实提供的信息却是任何人也不能忽视和轻视的。它说明中国当下的文化新生力量也和经济的力量一道让世人关切和瞩目。二是“中国制造”的大片，以及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也当然地、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力。中国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仅仅有一个国内市场，而90年代虽然开始面向国际性的市场，却仍然局限于一个“艺术电影”的狭小市场中。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的电影的“大片”的类型开始形成。
中国电影有了前所未有的打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历史机会，也让中国电影有了一个全球水平上运作的新的未来。
这两个现象的启示相当丰富，在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文化“软力量”和我们在经济方面体现的巨大的影响力还不能匹配的时候，在我们期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重视传统文化的精华的介绍和经典艺术的推展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们对于自己的“大众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营造却也丝毫不能轻忽。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一个前所未有的“魅力中国”。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大众文化”一直有高速的成长，虽然它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文化空间。今天看来大众文化在全球性的文化进程中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美国的“好莱坞”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具有垄断性的地位，而且它还不断更新和发展，近年来仍然在全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始终处于全球电影市场的中心位置。而韩国电视剧的“韩流”在亚洲也异军突起，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情况都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一面当然在于“高端”的经典和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推广，在于核心价值的展开；但同时大众文化的国际性的影响力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的方面。从大众文化，人们可以领略一个民族的当下的现实和它的来自当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之所在；从大众文化，人们可以感受一个社会和其他社会沟通和对话的直接的可能。
對高雅和深刻的文化的理解对于其他文化中的人来说往往更加困难，而大众文化的鲜活和直接往往可以形成自己的“健康”、“乐观”，充满活力的形象。对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展其实正是世界的机会，这个新的形象一面需要对于我们的经典文化的时时的弘扬和推介，另一面也同样需要中国大众文化的新的全球性的展开。但我们大家往往一谈起文化的“走出去”就仅仅想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却往往忽略我们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所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所接受和喜爱。
如何创造新的中国形象、这是未来中国的重大议题。
2006年本身在文化方面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变化，而且几乎是高潮不断，事件频发，不断地引发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些变化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未来，值得深入的思考和探究。盘点既是让生命的痕迹留下，又是让未来受到启示。我想，对于2006年来说，两个现象最具有代表性：一是草根的崛起，二是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种种讨论。
“草根元年”
近年来“草根”崛起的种种迹象在这一年有了大爆发式的发展。从年初郭德纲的轰动、胡戈的“馒头”和《武林外传》开始，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文化事件都离不开“草根”崛起的大背景。让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的种种混乱和错杂的文化事件都显示了“草根”崛起时刻的喧闹。
“草根”的崛起其实是通过互联网的高度的互动性和共时性带来的后果。“博客”里个人几乎随心所欲的表达，“跟帖”的近于肆无忌惮的点评，都显示了“草根”的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空气其实已经对于过去的传统媒体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得文化在新的博弈中正在形成新的结构。过去我们谈论“大众社会”，常常强调的是一种以电视为中心的“明星”文化对于大众的支配和影响。今天看来，电视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匹敌，但网络里的“博客”“跟帖”却让电视不得不发生变化。互联网和电视等媒体的互动成为今天文化景观的中心。传统上所谓沉默的多数的“大众”，今天变成了喧闹的“草根”。一切社会问题都会有他们情绪激烈的发言，众多的明星和精英都要被他们嘲笑和挖苦。那么，“草根”究竟是什么人呢?其实“草根”并不能和人民大众画上等号。我在一篇名为《“草根”是谁》的文章中，略略申说今天所谓“草根”，不是当年我们理解的群众，而是一个依赖互联网构成的新的、模糊却影响巨大的群体；
“我们在几乎每个地方都会见到大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阶层，却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对于现实的反应。现在随着互联网文化的普及，存在于中国各个地方的这样的人群通过网络形成舆论和共识，小乡镇里的青少年今天其实和大城市里的青少年分享的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许多意见其实相当程度上主导了互联网的走向和我们文化的走向。互联网上的激烈的言论，奇妙的幻想，以及有些并不高级的趣味正是这些‘后小资’的趣味和价值的复杂展现。”
这些说法所描述的“草根”其实既不是我们想象的广大无边的“群众”，也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阶层。但这些人在现实中的沉默和在互联网上的强势构成的反差值得高度关切。他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压抑和在虚拟世界中的宣泄，其反差确实是社会的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网上的“跟帖”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让过去的沉默变成了相当夸张的社会“共识”和舆论。他们不是所有劳动人民的代称，虽然他们往往愿意以所有人民的名义发言。当然今天并不仅仅是他们在上网跟帖发言，但正是他们在网上构成了一种愤懑和焦虑的氛围，其他人虽然也可以在网上发言讲话，但根本不足以形成声势。通过互联网上的博客和跟帖，他们相当程度上主导了舆论的走向。2006年正是这些“草根”崛起的“元年”。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2006年在媒体和网络上的许多声音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舆论和文化的“中等收入者”和他们年轻的后备军之间的论战和分歧。无论是经济学家的被激烈斥责，还是李银河或者钟南山遇到的困扰，无论是余秋雨的“错字”或者是关于教授“工资单”的争议，都显示了草根对于“中等收入者”的文化代表的抨击和不满。
“草根”也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上的活力和创造性，如郭德纲的被发掘，《疯狂的石头》的想象力的展现等等都是“草根文化’的新的可能性的展开。作为中等收入者的后备军，年轻‘草根”们的崛起才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他们表现的文化创造力和活力应该有高度的肯定。对于他们的“完成不足”的苦闷，现实竞争压力造成的焦虑都值得社会高度的关切，但其中的非理性和被朱大可称为“哄客”的心态的影响也必须得到正视和反思。
“国际形象”的焦虑
最近有关“龙”的形象的问题引发的网上讨论其实和2006年所谓“孔子和章子怡”事件及“国学”的热潮都展现了我们面对自己的国际形象的焦虑和思考。世界在关切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形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的成长，一种“新新中国”的形象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了。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告别中国现代历史的悲情和苦难的历史机会，尽管中国内部和外部仍然存在着许多严峻的挑战，但当下的变化造成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则是没有疑问的。
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前冲、青春的形象。姚明、章子怡、李宇春都登上了世界的主流媒体，构成了引人瞩目的新景观。这些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形象未必能概括中国的—切，也还有诸多可议之处，但这些形象被世界所接受这个事实提供的信息却是任何人也不能忽视和轻视的。它说明中国当下的文化新生力量也和经济的力量一道让世人关切和瞩目。二是“中国制造”的大片，以及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也当然地、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力。中国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仅仅有一个国内市场，而90年代虽然开始面向国际性的市场，却仍然局限于一个“艺术电影”的狭小市场中。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的电影的“大片”的类型开始形成。
中国电影有了前所未有的打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历史机会，也让中国电影有了一个全球水平上运作的新的未来。
这两个现象的启示相当丰富，在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文化“软力量”和我们在经济方面体现的巨大的影响力还不能匹配的时候，在我们期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重视传统文化的精华的介绍和经典艺术的推展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们对于自己的“大众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营造却也丝毫不能轻忽。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一个前所未有的“魅力中国”。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大众文化”一直有高速的成长，虽然它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文化空间。今天看来大众文化在全球性的文化进程中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美国的“好莱坞”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具有垄断性的地位，而且它还不断更新和发展，近年来仍然在全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始终处于全球电影市场的中心位置。而韩国电视剧的“韩流”在亚洲也异军突起，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情况都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一面当然在于“高端”的经典和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推广，在于核心价值的展开；但同时大众文化的国际性的影响力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的方面。从大众文化，人们可以领略一个民族的当下的现实和它的来自当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之所在；从大众文化，人们可以感受一个社会和其他社会沟通和对话的直接的可能。
對高雅和深刻的文化的理解对于其他文化中的人来说往往更加困难，而大众文化的鲜活和直接往往可以形成自己的“健康”、“乐观”，充满活力的形象。对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展其实正是世界的机会，这个新的形象一面需要对于我们的经典文化的时时的弘扬和推介，另一面也同样需要中国大众文化的新的全球性的展开。但我们大家往往一谈起文化的“走出去”就仅仅想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却往往忽略我们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所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所接受和喜爱。
如何创造新的中国形象、这是未来中国的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