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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民在7月24日《福建日报》撰文指出：北京大学招生办22日表示，在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阶段，北大明确拒绝了少数想索要巨额奖金、进行讨价还价的高考状元；北大要用实际行动，切实坚守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责任和诚信，使教育回归本质。
北大拒绝与少数高考状元讨价还价，将相关资金用来资助更多家庭生活困难、积极上进的学生，这值得赞赏。不过，一些名校之所以被讨价还价，也得好好反思自身的因素。不妨说，当年几所著名高校不惜重金，争抢状元，惯坏了一些培养状元的中学，撑大了一些状元的胃口，正是酿成今天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这几年，北大、清华对状元开出的奖学金，已经由最初的2万元，涨到5万元、6万元，今年北大为延揽安徽文科状元查韦婷，甚至开出了10万元的高价。教育环境更加多元开放，教育资源更优质，奖金更丰厚的香港高校，也加入竞争的行列。香港大学早在几年前，就报价10万元，有时甚至会达到15万元。今年港大在内地录取303人，其中有16位是全国各省市区的状元。不难想象，如果这场争夺战不及时刹车的话，开出50万元甚至更高的价码，也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校友会网上月发布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其中公布的相关数据令人深思。报告显示，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状元流失海外严重，七成状元难觅职场踪迹。笔者以为，真正高水平、充满人文精神的大学教育，是尽可能促进教育公平，是能将璞雕琢成美玉，是推动每一名学子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其花重金争夺高考状元，不如努力完善和健全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机制和环境，打造自身的特色，自己培养日后能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各领域状元。一些高校没有录取到状元，照样能培养出各领域的顶尖人才。真正高水平、社会责任感强的大学，不需要通过炫耀录取了多少高考状元来展现实力。
孩子的水边安全堪忧
郑俊花在7月24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近日，媒体多次报道了各地发生的学生溺水事件。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了防止溺水事故、加强中小学安全教育的视频，发出相关警示。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还约谈了山西、湖北、广东三省相关负责人。尽管如此，溺水事故还是频频发生。暑假的到来更是让这个问题成为众多学校“最担心的事儿”。
教育部的紧急通报频频，地方配套文件也没少发，但防止学生溺水的安全意识似乎仍难覆盖到每一所中小学校、每一名学生及其家长。近来发生的几起溺亡事故有一定的共性：暑期学生结伴游玩，遠离教师和成年人的视线，忽略风险、逞能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学生们凭借薄弱的救生技能无法保证自身和同伴安全。如果教育部门、学校和家庭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孩子的“水边安全”令人忧虑。
目前，中小学生溺亡的意外事故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很多家长在城里打工，留守的中小学生基本处于隔代监护的状态，安全监管的盲区很多，孩子们容易犯险而不自知。农村的社会组织形态较为薄弱，乡村两级组织在保障学生安全方面很难有所作为。孩子们天性亲水，但农村中小学校普遍没有游泳课程，更没有适当的游泳场所，学生们一旦走向野外水域，发生事故的概率就非常大。如果禁止中小学生游泳，自然会去除事故发生的可能，但这只是一种空想。
其实，以禁止为主题的安全监管存在一个悖论。想要防范溺亡，就让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水。因为不熟悉水性，而中小学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他们就更容易受到水的威胁。这样的安全教育和监护做法，其实很难起到合理避险的作用。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乡村两级组织配合学校，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在较为安全的水域设置游泳场所，聘请有经验的人员担任教练和救生员，把中小学生的游泳活动置于有效的监管之下。这样既能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近水，又能避免水的伤害。
“名校游”不过是一场喧闹
杨丽萍在7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随着暑假来临，北大、清华等名校迎来了大批游客，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学生及家长构成的慕名前来的“励志团”。宁静的大学校园变为嘈杂的旅游景点，喧闹的励志话语和随处可见的立誓题字背后，走马观花一趟的名校游，对于激励孩子上名校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连日来，北京盛夏的高温没有挡住游客们的热忱，迫切地向往与众多的人流使得“北大门口遮阳棚的立柱都被挤弯了”，昔日安静的校园门口，游客拥挤，“黄牛”猖獗，有游客戏称场面堪比北京地铁。让人不得不怀疑：这还是清静的大学校园吗？
不少家长说，就为了让孩子看看，鼓励孩子以后来这里上学，但为什么一定要上这所大学？因为名气大。名校之热，离不开深植于社会的名校情结。名校游之热，更离不开旅行社的过分渲染，离不开媒体对高考状元的过度追捧。一趟励志游、一篇按要求完成的游记，未必能对孩子上名校产生实际意义。在家长的一厢情愿之下，谁能确定孩子对名校的向往与热忱不会枯萎于灼烤的骄阳下？谁能保证孩子的耐心与期待不会耗在喧闹的参观等待中？而在家长鼓励之下的刻字留言，又哪里是未来名校生应有的风范？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而不在大楼。真正励志的是人文而非景观。不了解学校内涵特色与活动安排，不走进讲座、课堂与师生交流，一心只流连于博雅塔之美、未名湖之秀，不知在刻有校名的大门前留影时的激动能否荡漾到高考结束那一天？在校内古物上的涂抹刻画当真能以名校之名保佑录取？
汉语书写考级是作茧自缚？
贾明志在7月23日《北京晚报》撰文指出：提笔忘字这种现象，应该不是电脑普及之后才有的事。但是，近些年来，面对电脑屏幕，经常用键盘输入汉字，特别是用拼音输入法的人，遇到提笔忘字的情形，当然是越来越多了。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经常遇到脑子卡壳的情况，更何况一些终日不摸纸笔的人。
当然，目前在应试教育中奋战的学生们情况要好得多。学生们每天做作业、记笔记，虽然思维免不了受到网络世界的影响，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似乎比成人还严重，但毕竟基本功丢不得，汉字的记忆基本上是牢固可靠的。而成年人的“失写症”如何补救，则成为一个比较迫切的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表示，应该倡导汉字书写的全民运动。按照他的设想，国家应大力提倡“全民写汉字”“全民学书法”并设置从“应用级”到“艺术表现级”的书写考级系统。
陈振濂提振汉字的用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设想的这个方式似乎有些问题。当一切考试如今都能与利益沾边甚至紧密结合到了与原本的目的毫无关系的程度时，汉语书写考级能逃过这类演变而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姿态吗？当然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汉语考级与任何利益无关，不得到任何机构的认证，不能成为任何标准，不能进入任何评价体系。那么，与任何利益无关、只关乎风雅的事，能解决中国人提笔忘字的问题吗？
电子产品会让人们更加亲近文字，有利有弊。电子产品还提供了很多学习汉字的机会，现在很多平板电脑应用程序可以练书法、学习书法。电脑的使用并没有剥夺对汉字的认识、书写和审美能力。教育需要的是一种渐进的、无害的解决方式，是对民族文化的日益自信，而不是作茧自缚，创造出更多让人们厌恶文字、耗费金钱的方式。
高校“点招”是对高考公平的羞辱
卫戍明在7月25日《检察日报》撰文指出：不得出台涉及“点招”录取及收费办法，开展以防止“点招”为重点的招生专项治理……2013年，教育部严令禁止高校“点招”，但禁令之下，“点招”不但没有禁行，反而潜行得更加隐蔽，收费标准也水涨船高，南京某高校的“点招”收费高达100万元，自主招生则成为高校“点招”的新通道。
所谓“点招”，也称选择性招生，是指高校对一些分数达到最低控制线但达不到学校投档线的考生实行点名录取。高考本该是一场公平竞争，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点招”却是赤裸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一些有权者打个电话、递张条子就能让高校点名录取某个考生，一些有钱人花几十万、上百万就能买来高校招生名额。很显然，“点招”是一种无比丑恶的招生方式。它是对高考公平的公然羞辱，是对社会正义的粗暴践踏，是对世道人心的残忍伤害。
高招名额是宝贵的公共资源，它不是商品，不能当做商品来买卖。高校也无权出卖高招名额来赚钱。我国的教育经费虽然比较紧张，但高等教育经费一直被优先保障，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并不缺钱。这既可以从高校工作者享受的优厚待遇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高校不断爆出的铺张浪费乃至贪污腐败丑闻中得到印证。在此情况下，一些高校仍然欲壑难填、见钱眼开，不惜将高考公平和社会公平踩在脚下，为权贵子女上大学提供特权通道，这哪里还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哪里还有一点大学精神！
确实，高校拥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但是，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高考录取“唯分数论”之偏颇，给那些特长生上大学提供绿色通道。而一些高校暗度陈仓，把这个绿色通道变成特权通道、牟利通道，显然是对招生自主权的极大歪曲和滥用。更令人惊讶的是，教育部的三令五申，居然也阻止不了这股歪风在一些高校长期盛行。
虽然“点招”比例较小，涉及面不大，但它犹如一颗老鼠屎，只要“点招”存在，高考公平便无从谈起。“点招”是一些高校利用招生权力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钱权交易”或“权权交易”，是一种赤裸裸的招生腐敗——不仅有集体腐败，还很可能暗藏着个人腐败。事实证明，光出台禁令不足以震慑一些高校的逐利冲动，必须把“点招”上升为一种腐败行为加以预防和打击。
一方面，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高校要加强信息公开，将预留的招生计划予以公开，将招录的学生情况予以公示，并阐述招生的依据和理由，接受民众的评议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实行“点招”的高校，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不只是当做违规行为“罚酒三杯”，而是要当做违法犯罪行为查处，查一查“点招”双方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利益瓜葛，查一查其中是否存在贪污或受贿行为，不只要拔出“萝卜”，而且要带出“泥”。只要肯下决心，严格预防、严厉查处，不相信禁止不了这种丑恶的招生方式。
种下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又何愁引不来金凤凰？放眼全球，哈佛、牛津等世界知名高校，并不派招生老师携重金堵在考生家门口。他们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值得内地高校好好研究、借鉴。
北大拒绝与少数高考状元讨价还价，将相关资金用来资助更多家庭生活困难、积极上进的学生，这值得赞赏。不过，一些名校之所以被讨价还价，也得好好反思自身的因素。不妨说，当年几所著名高校不惜重金，争抢状元，惯坏了一些培养状元的中学，撑大了一些状元的胃口，正是酿成今天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这几年，北大、清华对状元开出的奖学金，已经由最初的2万元，涨到5万元、6万元，今年北大为延揽安徽文科状元查韦婷，甚至开出了10万元的高价。教育环境更加多元开放，教育资源更优质，奖金更丰厚的香港高校，也加入竞争的行列。香港大学早在几年前，就报价10万元，有时甚至会达到15万元。今年港大在内地录取303人，其中有16位是全国各省市区的状元。不难想象，如果这场争夺战不及时刹车的话，开出50万元甚至更高的价码，也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校友会网上月发布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其中公布的相关数据令人深思。报告显示，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状元流失海外严重，七成状元难觅职场踪迹。笔者以为，真正高水平、充满人文精神的大学教育，是尽可能促进教育公平，是能将璞雕琢成美玉，是推动每一名学子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其花重金争夺高考状元，不如努力完善和健全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机制和环境，打造自身的特色，自己培养日后能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各领域状元。一些高校没有录取到状元，照样能培养出各领域的顶尖人才。真正高水平、社会责任感强的大学，不需要通过炫耀录取了多少高考状元来展现实力。
孩子的水边安全堪忧
郑俊花在7月24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近日，媒体多次报道了各地发生的学生溺水事件。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了防止溺水事故、加强中小学安全教育的视频，发出相关警示。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还约谈了山西、湖北、广东三省相关负责人。尽管如此，溺水事故还是频频发生。暑假的到来更是让这个问题成为众多学校“最担心的事儿”。
教育部的紧急通报频频，地方配套文件也没少发，但防止学生溺水的安全意识似乎仍难覆盖到每一所中小学校、每一名学生及其家长。近来发生的几起溺亡事故有一定的共性：暑期学生结伴游玩，遠离教师和成年人的视线，忽略风险、逞能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学生们凭借薄弱的救生技能无法保证自身和同伴安全。如果教育部门、学校和家庭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孩子的“水边安全”令人忧虑。
目前，中小学生溺亡的意外事故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很多家长在城里打工，留守的中小学生基本处于隔代监护的状态，安全监管的盲区很多，孩子们容易犯险而不自知。农村的社会组织形态较为薄弱，乡村两级组织在保障学生安全方面很难有所作为。孩子们天性亲水，但农村中小学校普遍没有游泳课程，更没有适当的游泳场所，学生们一旦走向野外水域，发生事故的概率就非常大。如果禁止中小学生游泳，自然会去除事故发生的可能，但这只是一种空想。
其实，以禁止为主题的安全监管存在一个悖论。想要防范溺亡，就让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水。因为不熟悉水性，而中小学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他们就更容易受到水的威胁。这样的安全教育和监护做法，其实很难起到合理避险的作用。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乡村两级组织配合学校，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在较为安全的水域设置游泳场所，聘请有经验的人员担任教练和救生员，把中小学生的游泳活动置于有效的监管之下。这样既能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近水，又能避免水的伤害。
“名校游”不过是一场喧闹
杨丽萍在7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随着暑假来临，北大、清华等名校迎来了大批游客，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学生及家长构成的慕名前来的“励志团”。宁静的大学校园变为嘈杂的旅游景点，喧闹的励志话语和随处可见的立誓题字背后，走马观花一趟的名校游，对于激励孩子上名校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连日来，北京盛夏的高温没有挡住游客们的热忱，迫切地向往与众多的人流使得“北大门口遮阳棚的立柱都被挤弯了”，昔日安静的校园门口，游客拥挤，“黄牛”猖獗，有游客戏称场面堪比北京地铁。让人不得不怀疑：这还是清静的大学校园吗？
不少家长说，就为了让孩子看看，鼓励孩子以后来这里上学，但为什么一定要上这所大学？因为名气大。名校之热，离不开深植于社会的名校情结。名校游之热，更离不开旅行社的过分渲染，离不开媒体对高考状元的过度追捧。一趟励志游、一篇按要求完成的游记，未必能对孩子上名校产生实际意义。在家长的一厢情愿之下，谁能确定孩子对名校的向往与热忱不会枯萎于灼烤的骄阳下？谁能保证孩子的耐心与期待不会耗在喧闹的参观等待中？而在家长鼓励之下的刻字留言，又哪里是未来名校生应有的风范？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而不在大楼。真正励志的是人文而非景观。不了解学校内涵特色与活动安排，不走进讲座、课堂与师生交流，一心只流连于博雅塔之美、未名湖之秀，不知在刻有校名的大门前留影时的激动能否荡漾到高考结束那一天？在校内古物上的涂抹刻画当真能以名校之名保佑录取？
汉语书写考级是作茧自缚？
贾明志在7月23日《北京晚报》撰文指出：提笔忘字这种现象，应该不是电脑普及之后才有的事。但是，近些年来，面对电脑屏幕，经常用键盘输入汉字，特别是用拼音输入法的人，遇到提笔忘字的情形，当然是越来越多了。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经常遇到脑子卡壳的情况，更何况一些终日不摸纸笔的人。
当然，目前在应试教育中奋战的学生们情况要好得多。学生们每天做作业、记笔记，虽然思维免不了受到网络世界的影响，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似乎比成人还严重，但毕竟基本功丢不得，汉字的记忆基本上是牢固可靠的。而成年人的“失写症”如何补救，则成为一个比较迫切的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表示，应该倡导汉字书写的全民运动。按照他的设想，国家应大力提倡“全民写汉字”“全民学书法”并设置从“应用级”到“艺术表现级”的书写考级系统。
陈振濂提振汉字的用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设想的这个方式似乎有些问题。当一切考试如今都能与利益沾边甚至紧密结合到了与原本的目的毫无关系的程度时，汉语书写考级能逃过这类演变而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姿态吗？当然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汉语考级与任何利益无关，不得到任何机构的认证，不能成为任何标准，不能进入任何评价体系。那么，与任何利益无关、只关乎风雅的事，能解决中国人提笔忘字的问题吗？
电子产品会让人们更加亲近文字，有利有弊。电子产品还提供了很多学习汉字的机会，现在很多平板电脑应用程序可以练书法、学习书法。电脑的使用并没有剥夺对汉字的认识、书写和审美能力。教育需要的是一种渐进的、无害的解决方式，是对民族文化的日益自信，而不是作茧自缚，创造出更多让人们厌恶文字、耗费金钱的方式。
高校“点招”是对高考公平的羞辱
卫戍明在7月25日《检察日报》撰文指出：不得出台涉及“点招”录取及收费办法，开展以防止“点招”为重点的招生专项治理……2013年，教育部严令禁止高校“点招”，但禁令之下，“点招”不但没有禁行，反而潜行得更加隐蔽，收费标准也水涨船高，南京某高校的“点招”收费高达100万元，自主招生则成为高校“点招”的新通道。
所谓“点招”，也称选择性招生，是指高校对一些分数达到最低控制线但达不到学校投档线的考生实行点名录取。高考本该是一场公平竞争，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点招”却是赤裸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一些有权者打个电话、递张条子就能让高校点名录取某个考生，一些有钱人花几十万、上百万就能买来高校招生名额。很显然，“点招”是一种无比丑恶的招生方式。它是对高考公平的公然羞辱，是对社会正义的粗暴践踏，是对世道人心的残忍伤害。
高招名额是宝贵的公共资源，它不是商品，不能当做商品来买卖。高校也无权出卖高招名额来赚钱。我国的教育经费虽然比较紧张，但高等教育经费一直被优先保障，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并不缺钱。这既可以从高校工作者享受的优厚待遇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高校不断爆出的铺张浪费乃至贪污腐败丑闻中得到印证。在此情况下，一些高校仍然欲壑难填、见钱眼开，不惜将高考公平和社会公平踩在脚下，为权贵子女上大学提供特权通道，这哪里还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哪里还有一点大学精神！
确实，高校拥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但是，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高考录取“唯分数论”之偏颇，给那些特长生上大学提供绿色通道。而一些高校暗度陈仓，把这个绿色通道变成特权通道、牟利通道，显然是对招生自主权的极大歪曲和滥用。更令人惊讶的是，教育部的三令五申，居然也阻止不了这股歪风在一些高校长期盛行。
虽然“点招”比例较小，涉及面不大，但它犹如一颗老鼠屎，只要“点招”存在，高考公平便无从谈起。“点招”是一些高校利用招生权力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钱权交易”或“权权交易”，是一种赤裸裸的招生腐敗——不仅有集体腐败，还很可能暗藏着个人腐败。事实证明，光出台禁令不足以震慑一些高校的逐利冲动，必须把“点招”上升为一种腐败行为加以预防和打击。
一方面，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高校要加强信息公开，将预留的招生计划予以公开，将招录的学生情况予以公示，并阐述招生的依据和理由，接受民众的评议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实行“点招”的高校，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不只是当做违规行为“罚酒三杯”，而是要当做违法犯罪行为查处，查一查“点招”双方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利益瓜葛，查一查其中是否存在贪污或受贿行为，不只要拔出“萝卜”，而且要带出“泥”。只要肯下决心，严格预防、严厉查处，不相信禁止不了这种丑恶的招生方式。
种下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又何愁引不来金凤凰？放眼全球，哈佛、牛津等世界知名高校，并不派招生老师携重金堵在考生家门口。他们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值得内地高校好好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