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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大都市群，即以北京为核心城市的京津冀、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长三角、以香港为核心城市的珠三角，已具备条件逐步建设成为对东亚、对世界经济有明显影响的全球性大城市群。
这三个大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也就是北京、上海和香港，正在成为全球性的资源交汇地、连接国家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节点和控制中心，也是中国进入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而且，它们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之一。
城市群规划须跨越体制门槛
三大城市群的明确定位及其优化发展，应当成为“十三五”及此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国家的“区域战略”。它们的战略定位和优化发展，完全符合全中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以三大城市群及其直接影响的经济区域构建，应对全球竞争中的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力，是国家发展规划和区域性规划的重要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实施这样的战略定位，需要组织编制三大城市群及其相应的三大城市群经济区的区域规划。其规划目标是发展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和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是成为全球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流等“流”的重要节点。
相关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区域的整体功能及城市发展方向的科学定位；瞄准国际趋势，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建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和重点产业链；促进空间重组和整合，有效引导人口、产业适度集中；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严格保护耕地，积极治理水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建设和一体化管理。
为此，必须坚决跨越现行体制（各城市对基础设施行业的分块管理）的“门槛”。
北京：大规模高级服务业
在京津冀大城市群及其一体化发展中，北京和天津的功能定位非常重要，长期以来也存有争议。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首都的北京，该不该成为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北京应该、也完全可能成为以大规模高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启动了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改革开放，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始实行特殊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以金融商贸中心为主的发展，自此以后，人们就期待着我国北方地区或者环渤海地区也出现类似浦东开发那样的“国家行为”的“政策高地”。
北京作为首都，正在成为金融、商贸、高技术以及大规模研发、信息、中介等高级服务业的基地。北京早已是国家的“政策高地”。
这一重要性质不像东南沿海和浦东开发那样，是通过党和政府的最高政策纲领规定的，而是由首都的功能决定的。有些也是长期发展态势的自然延伸。比如，国际性的高级服务业机构进入我国，需要与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合作，它们的首选落户地自然是北京。
30多年来，总部设在北京的金融机构占据中国金融资源的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对金融市场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决策和监督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实力雄厚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11家保险公司的总部，等等。
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工商行、中石化、中国移动等拥有国内前十家最大规模资产的企业，每一家的资产都有上万亿元至数万亿元。它们的总部在北京，自然而然会产生庞大的总部经济。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许多发达国家的首都也都是由于这种功能而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国际性金融和商贸中心的，如东京、巴黎、伦敦、首尔等。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立的，是因为这两个都是移民国家，经济中心早已在港口城市（纽约、悉尼和墨尔本）形成。独立建国后，由于各自的政治原因作出了新建首都的决定。前一种情形符合客观规律，后一种情形属于例外。
我国正在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也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大版图中的重要一极。这样的发展态势必然会在我国逐步形成2～3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与若干个次级金融中心组成布局合理的金融中心体系。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具有成为国际意义上的金融中心的重要优势，不仅可以建成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同时，也应该积极发展金融营运和金融交易。
经过以往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北京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三次产业的70%以上，第二产业（其中也是以轻型制造业为主）只占20%左右。北京地区的污染，已经不是“经济中心”的功能所致。
而且，北京市人口规模过大，高级服务业的发展绝非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单位国民经济增加值所需要的就业岗位中，高级服务业仅仅是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1/3～1/5。
天津：东北亚航运中心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天津能否代替北京，成为主打大规模高级服务业的京津冀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天津及其滨海新区开发具有相当的优越条件和巨大的发展前景，但其功能和目标不宜与北京、上海及浦东类比，符合天津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发展目标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北方重要的物流业、仓储业、产品设计与包装业基地等。
有人建议把天津定位为京津冀大城市群的（以高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核心城市，其根据之一是“天津在解放前就是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但那是指上世纪30年代，天津具有一批（小型）近代工业，当时曾经流行过“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的工业规模就很快超过了天津。目前，北京天津之间的经济规模差距已经很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已经是大批国际（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云集之地，为高级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并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自上世纪70年代，天津以钢铁、石油化工、基本化工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和电力工业等及航运业有了很快的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业大规模发展。但是，将这里定位在高级服务业，发展态势却不尽如人意。
2014年4月底有媒体报道称：“8年前，在距离北京160公里外的天津滨海响螺湾商务区，凶猛的投资热潮已上演，那里曾一度被称作‘中国未来的曼哈顿’。然而现在，48栋摩天大厦至今仅有两栋正式完成入驻，多数项目或半途停工或封盘，摩天大楼宛如鬼城。”如果这一报道属实，则说明天津关于金融商贸的发展定位已经带来了经济损失。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院士）
这三个大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也就是北京、上海和香港，正在成为全球性的资源交汇地、连接国家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节点和控制中心，也是中国进入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而且，它们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之一。
城市群规划须跨越体制门槛
三大城市群的明确定位及其优化发展，应当成为“十三五”及此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国家的“区域战略”。它们的战略定位和优化发展，完全符合全中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以三大城市群及其直接影响的经济区域构建，应对全球竞争中的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力，是国家发展规划和区域性规划的重要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实施这样的战略定位，需要组织编制三大城市群及其相应的三大城市群经济区的区域规划。其规划目标是发展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和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是成为全球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流等“流”的重要节点。
相关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区域的整体功能及城市发展方向的科学定位；瞄准国际趋势，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建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和重点产业链；促进空间重组和整合，有效引导人口、产业适度集中；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严格保护耕地，积极治理水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建设和一体化管理。
为此，必须坚决跨越现行体制（各城市对基础设施行业的分块管理）的“门槛”。
北京：大规模高级服务业
在京津冀大城市群及其一体化发展中，北京和天津的功能定位非常重要，长期以来也存有争议。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首都的北京，该不该成为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北京应该、也完全可能成为以大规模高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启动了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改革开放，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始实行特殊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以金融商贸中心为主的发展，自此以后，人们就期待着我国北方地区或者环渤海地区也出现类似浦东开发那样的“国家行为”的“政策高地”。
北京作为首都，正在成为金融、商贸、高技术以及大规模研发、信息、中介等高级服务业的基地。北京早已是国家的“政策高地”。
这一重要性质不像东南沿海和浦东开发那样，是通过党和政府的最高政策纲领规定的，而是由首都的功能决定的。有些也是长期发展态势的自然延伸。比如，国际性的高级服务业机构进入我国，需要与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合作，它们的首选落户地自然是北京。
30多年来，总部设在北京的金融机构占据中国金融资源的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对金融市场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决策和监督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实力雄厚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11家保险公司的总部，等等。
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工商行、中石化、中国移动等拥有国内前十家最大规模资产的企业，每一家的资产都有上万亿元至数万亿元。它们的总部在北京，自然而然会产生庞大的总部经济。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许多发达国家的首都也都是由于这种功能而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国际性金融和商贸中心的，如东京、巴黎、伦敦、首尔等。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立的，是因为这两个都是移民国家，经济中心早已在港口城市（纽约、悉尼和墨尔本）形成。独立建国后，由于各自的政治原因作出了新建首都的决定。前一种情形符合客观规律，后一种情形属于例外。
我国正在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也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大版图中的重要一极。这样的发展态势必然会在我国逐步形成2～3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与若干个次级金融中心组成布局合理的金融中心体系。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具有成为国际意义上的金融中心的重要优势，不仅可以建成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同时，也应该积极发展金融营运和金融交易。
经过以往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北京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三次产业的70%以上，第二产业（其中也是以轻型制造业为主）只占20%左右。北京地区的污染，已经不是“经济中心”的功能所致。
而且，北京市人口规模过大，高级服务业的发展绝非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单位国民经济增加值所需要的就业岗位中，高级服务业仅仅是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1/3～1/5。
天津：东北亚航运中心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天津能否代替北京，成为主打大规模高级服务业的京津冀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天津及其滨海新区开发具有相当的优越条件和巨大的发展前景，但其功能和目标不宜与北京、上海及浦东类比，符合天津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发展目标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北方重要的物流业、仓储业、产品设计与包装业基地等。
有人建议把天津定位为京津冀大城市群的（以高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核心城市，其根据之一是“天津在解放前就是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但那是指上世纪30年代，天津具有一批（小型）近代工业，当时曾经流行过“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的工业规模就很快超过了天津。目前，北京天津之间的经济规模差距已经很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已经是大批国际（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云集之地，为高级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并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自上世纪70年代，天津以钢铁、石油化工、基本化工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和电力工业等及航运业有了很快的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业大规模发展。但是，将这里定位在高级服务业，发展态势却不尽如人意。
2014年4月底有媒体报道称：“8年前，在距离北京160公里外的天津滨海响螺湾商务区，凶猛的投资热潮已上演，那里曾一度被称作‘中国未来的曼哈顿’。然而现在，48栋摩天大厦至今仅有两栋正式完成入驻，多数项目或半途停工或封盘，摩天大楼宛如鬼城。”如果这一报道属实，则说明天津关于金融商贸的发展定位已经带来了经济损失。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