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世纪老人，先后见证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港澳回归和新世纪的到来……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
　　
　　近之先生与党同心
　　做党诤友
　　
　　
　　程思远，字近之。近之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抗战期间，他多次与周恩来接触，深受其影响。抗战结束后，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热忱欢迎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56年4月，他应邀回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此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他怀着对党的信任，禀民族大义，冒生命危险，五上北京，两赴欧洲，推动李宗仁夫妇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大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文革”中，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敢于坚持真理，表现出了一个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凛然正气。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领导，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忱积极参政议政，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大义、大节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他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
　　
　　近之先生爱国如家
　　反独促统
　　
　　近之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青年时代，他毅然离开家乡，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意大利留学期间，他曾写信给李宗仁先生，建议联合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士，团结起来，共同抗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闻讯立即动身回国参加抗战。在香港居住期间，他心系祖国，保持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1955年8月，他为李宗仁先生起草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在美国发表，文中高度赞扬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批判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美国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回到祖国后，他以强烈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他还多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劝告台湾当局放弃“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并亲自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台湾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4月，尽管他病重在床，但当他听到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的消息时，感到非常高兴。可惜他未能看到祖国完全统一，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近之先生桑梓情深
　　力助故乡
　　
　　近之先生对故乡一往情深。他不仅在北京经常会见广西领导和老乡，过问广西发展情况，还多次回到广西，指导和资助故乡建设。1966年2月底，他陪同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回广西观光，盛赞南宁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977年底，他与夫人回到阔别51年的宾阳县，激动之余写了长篇游记《重游广西睹巨变》，称赞“今日宾阳分外娇”。1985年8月，他在北京与广西领导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老广西了。广西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大有希望。”并对广西发展提出了建议。1995年5月底至6月初，他到广西视察工作，高度赞扬家乡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宾阳人的聪明，并为黎塘开发区亲笔题词：“开发黎塘，建设家乡。”还拿出自己的一万元稿费捐给家乡扶贫工程。1999年11月，到广西参加南宁国际民歌节活动，并回宾阳视察的近之先生激动地说：“我作为宾阳一分子，家乡的建设和变化都时刻牵动我的心。”他将自己积累多年的30万元稿费捐给家乡，希望建设一所小学。不久后，宾阳思远育才学校建成使用。2001年11月，他不顾93岁高龄，到南宁参加国际民歌节活动后，第八次回宾阳视察工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乡。当乡亲们对他捐款建校表示感谢时，他回答：“党和人民给我很高的荣誉和关怀，我应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家乡人民。”正是由于他对桑梓情愫笃深，家乡人民称他为“宾阳之子”。近之先生的故乡情怀深深地感动着家乡的人们。
　　
　　近之先生律己以严
　　清正廉洁
　　
　　近之先生素以清廉著称。居住北京，特别是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后，他更加注重廉洁自律。在居住和办公条件方面，从不提特殊要求，始终保持简朴、节约的作风。每次外出调研，他都轻车简从，尽量减少陪同人员。每次回广西看望乡亲，他都“低调”进行，更不用公款宴请。近之先生所言所行令人崇敬。
　　近之先生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人生经历，激励着我们勤奋求实、清廉从政、扎实干事、堂正做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要认真向近之先生学习，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力推进经济统战、文化统战、和谐统战工作，为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注：本文写于2008年8月，作者为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