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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40周年的日子。83岁的胡福明，日程上排满了各个媒体的预约。算是用接受采访的方式來纪念了。他是一个踩准了时代节奏的人。40年前，《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评论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他就是这名特约评论员。
“那年回南京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来看我，说文章的署名要用‘特约评论员’，那天就邀请我做他们的评论员了。”初夏的阳光撒在胡福明居住的江南小院里，这位“点燃解放思想导火索”的老人很快沉浸在回忆中。他说起话来还有江浙口音，激动时会身体前倾，抬起手来指向前方，一下又一下，像在敲黑板。有时用力吸一口烟，这个写理论文章时养成的习惯再也改不掉。转眼间，一位颤巍巍走在小院里的老人不见了，变回40年前那个在嘈杂的筒子楼里提笔战斗的学者，在特殊年代里热血沸腾、敢说真话的斗士。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通稿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
这个时间，离胡福明最初酝酿稿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的辗转难眠、矛盾担忧终于随着稿子的付印，融进了推动时代前行的洪流。“1977年3月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是3月才决定呢？我告诉你，这是自我斗争了一个多月的结果。”历史在胡福明的讲述里铺陈开来——当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敏锐地读出了问题：“我感觉不对，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理论旗帜，但不能这么教条。”刚刚经历了“文革”的胡福明担心社会退回那个年代，他想写文章反驳“两个凡是”，但又不太敢，“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这种“不敢”，在胡福明身上其实很少见，他在南京大学是出了名的敢说敢写。1976年10月，南京大学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那年创办的南大学报上，他一期接一期地发表文章，第一篇就是《评张春桥（论反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那时张春桥还没有被审判，社会上流传着“张春桥的文童不能批判”的说法，但胡福明才不管这些。
“我是学新闻出身的，知道‘两报一刊’社论代表的是中央主要领导的声音。我要是公开反对‘两个凡是’，被扣上了‘反党反中央’的帽子，是不是要坐牢？要杀头？”带着这样的担忧，胡福明自己和自己一次次争辩。他既不敢和同事讨论，更不敢告诉家人。“我‘文革’期间当过一次‘反革命’了，劳改了好几年，这次要是写文章，可能更严重。我怕连累别人，怕被打成‘反革命’。”
挣扎了一个多月，“写”的一方总算是占了上风。“我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没发现‘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发现了却不说，那不是跟我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相悖了？”这也像一个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他逐渐坚定起来。最后决心“坐牢也要写”。
“如果直接反对‘两个凡是’，没有哪家报刊会发表，那就起不了作用，所以要迂回一点。”最后，胡福明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点，“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毛主席多次强调过”。
胡福明定了文章标题，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纲是在医院走廊里写的。当时妻子生病住院，他每晚都在医院陪护，带来一摞书和资料，在走廊上搬一条长凳当书桌，借着昏暗的灯光一条条查理论依据。到妻子出院时，他已经查到了上百条理论论述，写出2000多字的提纲。
“你看，这就是当时用到的资料。”胡家的客厅里，进门处是一张老书桌，摆满了各种理论书籍，他指着颜色发黄、纸张变脆的那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告诉记者，那是当年用得最多的资料。翻开书，扉页上印着1966年出版。
写稿是在酷热的7月。筒子楼里一层住了七八户人家，加上放暑假了，孩子们在楼道里打闹，环境拥挤嘈杂。但胡福明越写越清醒，8000多字的初稿十来天就写完了。8月，他把稿子修改了一遍，“感觉自己在战斗，特别有干劲”。9月，稿子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认识王强华是在年初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两人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王强华当时就向胡福明约稿，说内容不限，时间不限。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写完后，胡福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寄给他。一同寄去的还有一篇批判江青的文章。
“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很有信心，打算了要坐牢的。”稿子投出去，4个月没有回音。胡福明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到1978年1月20日，王强华回信寄来一份清样，排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信上说“关于江青的那篇文章就不发表了，这一篇请做如下修改”。大意是要修改得更温和，避免被人抓住小辫子。通过往来信件，胡福明又对稿子作了两三次修改，到了4月，仍然没有发表。王强华在信里的口风却转向了。“说要改得更有战斗力，这我就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定这个调子？”胡福明于是回信告诉王强华，月底要去北京参加研讨会，到时再讨论。
到北京的当晚，王强华就来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社，直接去了总编辑杨西光的办公室。等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杨西光拿出一份报纸清样，是原本要在4月上旬刊发的副刊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今天请各位过来，是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作者也来了，大家说一说吧。”
当时，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正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时，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了尖锐冲突。就在这一年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收到的读者来信大多数还是反对这一观点的。杨西光在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时，认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决定改在头版发表。 那天晚上的讨论定下两点，一是文章要更有战斗性，二是在语言上要更稳妥。胡福明又开始修改稿子。光明日报社上午派人送来清样，晚上改完拿回去，第二天又送來新的清样和修改意见……这个反复修改的过程，让同住一间房的另外3位理论工作者也都知道了胡福明的这篇稿子。“他们看后都表示支持，但是也都知道这个稿子是有风险的。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他们说‘一定送’。”
但胡福明还是担心。他去人民日报社见朋友时带上了稿子。当时的《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何看后当即表示：“《光明日报》如果不发，我们发！”听到支持的声音，胡福明心里又安定了一些，语气轻松起来：“他们是要发的。”
研讨会结束后，胡福明住到了光明日报社招待所.继续修改稿子。杨西光两次前去看望。第一次，杨西光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支持拨乱反正；第二次，杨西光告诉他，文章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由胡耀邦同志审定。
“五一”前夕，胡福明把自己改的最后一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交给《光明日报》，然后就同南京了，他已经归心似箭。
十几天后，他收到了光明日报社寄来的10份报纸，文章刊发在11日的报纸头版重要位置，存自己交去的版本上作了一些修改，标题加上了“唯一”二字。他不敢张扬，把报纸放好，继续工作。
但春雷已响彻大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引爆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讨论初期，很多人还没有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对这篇明显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童大为恼火，其中不乏中央领导同志。有人对胡福明说：“你已经卷进中央的斗争了。”但身在南京的胡福明没有感觉到：“我当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都是后来听说的。”他“后来听说的”消息包括《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后被说是“砍旗”，有中央领导同志批评胡耀邦和杨西光等。
“不过，小平同志在6月份就公开支持这篇文章了。”其实是5月30日，邓小平在准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和一些同志谈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并且号召大家：“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遍大江南北。
采访中，胡福明一再说：“这篇文章不是我个人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是思想之母，唯有时代能诠释他的一生所为。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战乱和家境贫寒，他小学几次中断学业。1949年，他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55年，不满20岁的胡福明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不久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大学任教。
“先干了一年辅导工作，1963年开始给学生上课，讲毛泽东思想。”当时的南京大学有3000多名师生，1966年，学校决定在溧阳建新校区。胡福明和其他300多名师生一起，拉着10辆板车，带上全部家当。往200多公里外的溧阳出发。师生们走了3天，到了杂草丛生、荒芜一片的新校区，边建校边上课。没通电，胡福明就带着学生去20公里外的镇上拉电线杆，小板车一次最多拉回两根，得十来个人轮流拉车。“每去一趟，就浑身湿透。”那是1月。天还很冷。拉完电线杆，又继续拉砖头、木头，把校舍一点一点盖了起来。
在溧阳的山丘里。胡福明几乎没有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前风雨满楼的气氛。当年6月2日，他在镇上听广播里说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听了就听了，也没当回事。”可回到学校一看，大字报也贴上了，批判校长匡亚明走修正主义路线。他仍然没有预计到即将刮起的风暴，晚上开会还发言支持匡亚明，说“匡校长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搞半工半读就是要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没多久，他就被打成了站队匡亚明的“黑帮”，南京和溧阳的校园里都有“打倒胡福明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
“那时候我女儿不到3岁，被人骂‘黑崽子’。家被抄了好几次，讲稿全被拿走了，书也没剩几本，晚上偷偷摸摸去操场捡回来几本。”有一次，胡福明脖子上被挂上黑板，拉到操场批斗。“黑板上面不是麻绳，是铁丝，黑板蛮重的呢！脖子上让铁丝勒出的红印消不掉，晚上就拿热毛巾敷一敷。”
胡福明自认为不是受迫害很严重的人，“我是贫下中农出身，被批得少”。他一直在思考，1976年“文革”结束，他认为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我经历过动乱，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辙。”“作为知识分子，我可以拿什么战斗？只能拿手中这支笔！”从1976年开始，他就不停撰写理论文童，向各大报刊投稿。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他已经有不少支持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童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
而后，他的人生也被这篇文章影响，组织部多次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党委政府工作，都被他拒绝了。直到1982年，调令下来，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南京大学，走进党政机关，先后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这些年，他亲历改革开放，见证了神州大地焕发生机的过程，“社会各个层面都充满活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让他常常有一种幸福感。如今。已经退休多年的胡福明仍然每天读报。习近平总书记存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被他用二号字体打印出来，放在书桌上，那是他研读的最新一份讲话。“习总书记的讲话，提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你们年轻人，要好好学一学……”说这话时，胡福明像是站回了讲台，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
人生暮年，再回顾40年前的那个节点，一切好像都暗含危险，一切又都顺理成章。胡福明在关键时刻写下了一篇关键文章，点燃了思想解放的导火索，给蓄势前行的时代加了一把力。这样的人生，才不负时代。
“那年回南京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来看我，说文章的署名要用‘特约评论员’，那天就邀请我做他们的评论员了。”初夏的阳光撒在胡福明居住的江南小院里，这位“点燃解放思想导火索”的老人很快沉浸在回忆中。他说起话来还有江浙口音，激动时会身体前倾，抬起手来指向前方，一下又一下，像在敲黑板。有时用力吸一口烟，这个写理论文章时养成的习惯再也改不掉。转眼间，一位颤巍巍走在小院里的老人不见了，变回40年前那个在嘈杂的筒子楼里提笔战斗的学者，在特殊年代里热血沸腾、敢说真话的斗士。
“我当过一次‘反革命’了，这次可能更严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通稿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
这个时间，离胡福明最初酝酿稿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的辗转难眠、矛盾担忧终于随着稿子的付印，融进了推动时代前行的洪流。“1977年3月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是3月才决定呢？我告诉你，这是自我斗争了一个多月的结果。”历史在胡福明的讲述里铺陈开来——当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敏锐地读出了问题：“我感觉不对，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理论旗帜，但不能这么教条。”刚刚经历了“文革”的胡福明担心社会退回那个年代，他想写文章反驳“两个凡是”，但又不太敢，“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这种“不敢”，在胡福明身上其实很少见，他在南京大学是出了名的敢说敢写。1976年10月，南京大学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那年创办的南大学报上，他一期接一期地发表文章，第一篇就是《评张春桥（论反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那时张春桥还没有被审判，社会上流传着“张春桥的文童不能批判”的说法，但胡福明才不管这些。
“我是学新闻出身的，知道‘两报一刊’社论代表的是中央主要领导的声音。我要是公开反对‘两个凡是’，被扣上了‘反党反中央’的帽子，是不是要坐牢？要杀头？”带着这样的担忧，胡福明自己和自己一次次争辩。他既不敢和同事讨论，更不敢告诉家人。“我‘文革’期间当过一次‘反革命’了，劳改了好几年，这次要是写文章，可能更严重。我怕连累别人，怕被打成‘反革命’。”
挣扎了一个多月，“写”的一方总算是占了上风。“我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没发现‘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发现了却不说，那不是跟我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相悖了？”这也像一个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他逐渐坚定起来。最后决心“坐牢也要写”。
“如果直接反对‘两个凡是’，没有哪家报刊会发表，那就起不了作用，所以要迂回一点。”最后，胡福明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点，“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毛主席多次强调过”。
“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
胡福明定了文章标题，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纲是在医院走廊里写的。当时妻子生病住院，他每晚都在医院陪护，带来一摞书和资料，在走廊上搬一条长凳当书桌，借着昏暗的灯光一条条查理论依据。到妻子出院时，他已经查到了上百条理论论述，写出2000多字的提纲。
“你看，这就是当时用到的资料。”胡家的客厅里，进门处是一张老书桌，摆满了各种理论书籍，他指着颜色发黄、纸张变脆的那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告诉记者，那是当年用得最多的资料。翻开书，扉页上印着1966年出版。
写稿是在酷热的7月。筒子楼里一层住了七八户人家，加上放暑假了，孩子们在楼道里打闹，环境拥挤嘈杂。但胡福明越写越清醒，8000多字的初稿十来天就写完了。8月，他把稿子修改了一遍，“感觉自己在战斗，特别有干劲”。9月，稿子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认识王强华是在年初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两人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王强华当时就向胡福明约稿，说内容不限，时间不限。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写完后，胡福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寄给他。一同寄去的还有一篇批判江青的文章。
“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很有信心，打算了要坐牢的。”稿子投出去，4个月没有回音。胡福明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到1978年1月20日，王强华回信寄来一份清样，排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信上说“关于江青的那篇文章就不发表了，这一篇请做如下修改”。大意是要修改得更温和，避免被人抓住小辫子。通过往来信件，胡福明又对稿子作了两三次修改，到了4月，仍然没有发表。王强华在信里的口风却转向了。“说要改得更有战斗力，这我就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定这个调子？”胡福明于是回信告诉王强华，月底要去北京参加研讨会，到时再讨论。
到北京的当晚，王强华就来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社，直接去了总编辑杨西光的办公室。等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杨西光拿出一份报纸清样，是原本要在4月上旬刊发的副刊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今天请各位过来，是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作者也来了，大家说一说吧。”
当时，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正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时，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了尖锐冲突。就在这一年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收到的读者来信大多数还是反对这一观点的。杨西光在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时，认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决定改在头版发表。 那天晚上的讨论定下两点，一是文章要更有战斗性，二是在语言上要更稳妥。胡福明又开始修改稿子。光明日报社上午派人送来清样，晚上改完拿回去，第二天又送來新的清样和修改意见……这个反复修改的过程，让同住一间房的另外3位理论工作者也都知道了胡福明的这篇稿子。“他们看后都表示支持，但是也都知道这个稿子是有风险的。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他们说‘一定送’。”
但胡福明还是担心。他去人民日报社见朋友时带上了稿子。当时的《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何看后当即表示：“《光明日报》如果不发，我们发！”听到支持的声音，胡福明心里又安定了一些，语气轻松起来：“他们是要发的。”
研讨会结束后，胡福明住到了光明日报社招待所.继续修改稿子。杨西光两次前去看望。第一次，杨西光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支持拨乱反正；第二次，杨西光告诉他，文章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由胡耀邦同志审定。
“五一”前夕，胡福明把自己改的最后一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交给《光明日报》，然后就同南京了，他已经归心似箭。
十几天后，他收到了光明日报社寄来的10份报纸，文章刊发在11日的报纸头版重要位置，存自己交去的版本上作了一些修改，标题加上了“唯一”二字。他不敢张扬，把报纸放好，继续工作。
但春雷已响彻大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引爆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讨论初期，很多人还没有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对这篇明显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童大为恼火，其中不乏中央领导同志。有人对胡福明说：“你已经卷进中央的斗争了。”但身在南京的胡福明没有感觉到：“我当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都是后来听说的。”他“后来听说的”消息包括《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后被说是“砍旗”，有中央领导同志批评胡耀邦和杨西光等。
“不过，小平同志在6月份就公开支持这篇文章了。”其实是5月30日，邓小平在准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和一些同志谈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并且号召大家：“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遍大江南北。
“我经历过动乱，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辙”
采访中，胡福明一再说：“这篇文章不是我个人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是思想之母，唯有时代能诠释他的一生所为。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战乱和家境贫寒，他小学几次中断学业。1949年，他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55年，不满20岁的胡福明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不久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大学任教。
“先干了一年辅导工作，1963年开始给学生上课，讲毛泽东思想。”当时的南京大学有3000多名师生，1966年，学校决定在溧阳建新校区。胡福明和其他300多名师生一起，拉着10辆板车，带上全部家当。往200多公里外的溧阳出发。师生们走了3天，到了杂草丛生、荒芜一片的新校区，边建校边上课。没通电，胡福明就带着学生去20公里外的镇上拉电线杆，小板车一次最多拉回两根，得十来个人轮流拉车。“每去一趟，就浑身湿透。”那是1月。天还很冷。拉完电线杆，又继续拉砖头、木头，把校舍一点一点盖了起来。
在溧阳的山丘里。胡福明几乎没有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前风雨满楼的气氛。当年6月2日，他在镇上听广播里说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听了就听了，也没当回事。”可回到学校一看，大字报也贴上了，批判校长匡亚明走修正主义路线。他仍然没有预计到即将刮起的风暴，晚上开会还发言支持匡亚明，说“匡校长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搞半工半读就是要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没多久，他就被打成了站队匡亚明的“黑帮”，南京和溧阳的校园里都有“打倒胡福明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
“那时候我女儿不到3岁，被人骂‘黑崽子’。家被抄了好几次，讲稿全被拿走了，书也没剩几本，晚上偷偷摸摸去操场捡回来几本。”有一次，胡福明脖子上被挂上黑板，拉到操场批斗。“黑板上面不是麻绳，是铁丝，黑板蛮重的呢！脖子上让铁丝勒出的红印消不掉，晚上就拿热毛巾敷一敷。”
胡福明自认为不是受迫害很严重的人，“我是贫下中农出身，被批得少”。他一直在思考，1976年“文革”结束，他认为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我经历过动乱，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辙。”“作为知识分子，我可以拿什么战斗？只能拿手中这支笔！”从1976年开始，他就不停撰写理论文童，向各大报刊投稿。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他已经有不少支持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童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
而后，他的人生也被这篇文章影响，组织部多次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党委政府工作，都被他拒绝了。直到1982年，调令下来，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南京大学，走进党政机关，先后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这些年，他亲历改革开放，见证了神州大地焕发生机的过程，“社会各个层面都充满活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让他常常有一种幸福感。如今。已经退休多年的胡福明仍然每天读报。习近平总书记存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被他用二号字体打印出来，放在书桌上，那是他研读的最新一份讲话。“习总书记的讲话，提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你们年轻人，要好好学一学……”说这话时，胡福明像是站回了讲台，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
人生暮年，再回顾40年前的那个节点，一切好像都暗含危险，一切又都顺理成章。胡福明在关键时刻写下了一篇关键文章，点燃了思想解放的导火索，给蓄势前行的时代加了一把力。这样的人生，才不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