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天，西安的雨特别多，哪里也不能去，古老而完整的围城里，日子过得闷闷的。到了10月，天津搞散文评选，获奖通知里有我。妻很高兴，说：“你不是老念叨去那里吗？这下逢机会了，公私兼顾，可以去见孙犁了。”我说：“是的。”脸就涨得红红的，几天慌得捉不住事做。
　　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却胆怯起来。我形象委琐，口舌木讷，绝无拜见过什么名人，听说天津街道曲折，会不会在那里迷了路，遭人奚落呢？妻好骂了我一顿窝囊，就收拾起我的行李，带了家乡的葡萄酒、木耳、核桃。东西已装好了，我又取出来，说送这些东西，虽是家乡山货，但都是口腹之物，我咋好意思在人家面前往外掏？妻便又说：“那就把玉石枕头带上吧。”这是一件长长的玉石凿成的物件，冬枕不凉，夏枕消暑，能治头痛脑热。我就笑了：“这成什么体统呀，你视它是传家的宝贝，可于别人那就是一块冷石头，大城市哪用得上？”妻是刚从乡下搬进城来不久，什么都以乡下人走亲戚待客的规矩准备。她就为难了，说：“你们这些文人，这也庸俗了，那也逊眼了，人家老老的人，你莫非空手去吗？”我蓦地记起在一张孙犁的照片上，见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骆驼的画，就说：“带一件唐三彩的骆驼吧，唐三彩有咱秦地的特点，骆驼又是老人喜爱的形象，岂不更有意思！”妻便依了我，小心翼翼将书架上珍藏的一匹瓷质骆驼取下来，用绸子手帕擦了灰尘，边包裹边说：“这使得吗，这使得吗？”
　　10月2日，妻按乡下风俗，包饺子给我吃了，送我到车站。上车了，她说：“包儿不要放行李架上，要抱在怀里。”我竟然就抱了包儿。谁也不知道那包儿装了什么，我一直留意着周围人的神色，会不会发生被盗的危险呢？到了北京，乘客都争先往车下拥，我不敢妄动，最后一个下车。车站上人很多，通道全挤满了。我慢慢往前挪，别人碰我，我却不敢碰别人。包儿挎在肩上，一只手又过去抱住，生怕包带突然断掉。
　　下午5点58分，我们才坐上去天津的列车。乘客不多，包儿就坐了一个位，被我用手搂着。夜里8点多，到了天津，我放下包儿，一个人去找厕所，又去买烟，才悠悠抽着，同伴就大声喊我，原来接人的车来了。我忙跑过去，一钻进，车就开了。我悄悄问同伴：“我的包儿呢？”回答：“都装在车上了。”“没轻放吗？”“还用你说？”街道在白天或许平平坦坦，夜里灯光一打，路面却坑坑洼洼起来，车时不时颠一下，我就心一紧：“会不会颠坏骆驼？”真想把包抱在怀里。
　　到了招待所，车停了，迎接的人取行李，尾仓一打开，突然掉下个包来，“咚”地一声，我“嗡”地脑袋就大了。一把将它拎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同伴们也都发觉了，问：“不要紧吧？”我说：“不要说，不要说了！”言语里已有几分恼怒，提着包就进了安排好的房间。一边自言自语：“不会打碎吧？怎么会打碎呢？”足足过了两个小时，我又走出房间，故意和一些同志打招呼，说，笑。然后再走回来，将门插了，慢慢将包打开，心里战战兢兢。啊！果然没事，骆驼依然在包里站着，高昂的头颅，下垂的脖子，我太兴奋了！再用手往下摸去，突然触到了什么东西，硬硬的，慢慢取出来，竟是一条断了腿的瓷棍儿。我眼睛一下子直了。
　　骆驼一共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儿，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颗粒儿。我没有了勇气把它送给孙犁了。第二天，到了孙犁家，老人正站在门口的花台子上，大个，暖洋洋的太阳照着全身，眼睛眯着，似乎有一种黑和蓝的颜色，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还打开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吃罢午饭，当我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他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损才更好啊！”两天后，我将胶粘好的骆驼放在他的书案，他反复放好，远近看着，说：“这不是又站起来了吗！”便以骆驼为话题，又讲了好多为人为文的事。
　　这天夜里，我给家中的妻写了信，信中对于骆驼破碎的事自我责骂了一通，写道：“你也不要再怨我，其实世上的事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愈是不十全十美才愈有了诗意吧；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容易破碎，越是容易破碎的东西，也越是珍贵的吧。我留给孙犁的是一匹破损的瓷的骆驼的遗憾，孙犁留给我的是人品文品的永久启示的满足啊！”
　　选自《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