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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英国曾经是世界的一流强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是文明和进步的代表。但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英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也使英国在20世纪逐渐丧失了世界强国的地位。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英国政府或积极应对、或被动妥协，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和影响，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本刊特组织4篇文章，从公有制、医疗、移民和宗教等方面展开探讨，希望能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加深人们对20世纪英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英国，工党，公有制，医院国有化改革，移民政策，天主教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21-11
19世纪晚期，公有制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中心。然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认为，国有化将延缓而不是加快社会主义的到来。此后，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对公有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变化最早也最彻底。然而，英国工党与公有制的关系最值得关注，这不仅因为它改变立场的时间最晚，更在于它在公有制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公有制与英国工党紧密相关，是20世纪自始至终对工党演变发生作用的关键性因素，工党最终修改公有制条款是现实目标与理想目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结果。英国工党作为一个依靠工人阶级选票走上政治舞台的宪政党，一直在理想和执政的矛盾中调整自己的方向，其最主要的争论集中在关于修改党章公有制条款问题上。作为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理想目标与现实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工党政府的下台和长期在野，最终使工党下决心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对党章公有制条款的修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念。
其实，早在2000年前，欧洲就有了公有制的概念，它被认为是维护社会成员生活和保证社会和谐与福祉的一种天经地义的条件。阿尔佛雷德·齐默恩在《希腊共和国》中写道：一个社会应该实行公有制，甚至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个人财产权的“绝对权”。
柏拉图《共和国》中的“理想国”被认为是建立在公有制和共同分配基础上的早期理想社会的模式。主流的早期基督教义认为，财产私有制不是自然或圣授的，而是人堕落的结果。在上帝创造的原本世界里，大自然的果实由所有人共有和分享，私有财产是私人贪婪和公共权力缺失的结果。但人类又不可能再回到堕落之前的社会，于是富人就有严格的宗教责任，将财富用于共同善，特别是通过慈善来赈济穷人。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在古代罗马统治的巴勒斯坦南部以外，存在过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基督教社会。但是，基督教父们提出了需要回到早期教会的公共惯例上来。在公元4世纪，约翰·赫里索斯托姆指出：“因为‘我的’和‘你的’这些冰冷的词汇，引发了世界上无数次的战争，它们应该从神圣的教堂中消失。”穷人不嫉妒富人，因为没有富人；富人也不轻视穷人，因为没有穷人。一切东西都是公有的。①
14世纪晚期的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共有财产。温斯坦尼提出将英国建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思想，公共财产是社会的基础，他认为这是救助穷人的唯一办法。因为如果所有人分享地球上的食物和衣服，就不会有战争和绞刑。他们就像一个人一样捍卫他们的共同财产。如果为了辩护财产和个别利益而使一国人民或世界分成党派，这就是一切战争、流血和遍地争夺的原因。①
洛克、潘恩、卢梭等人也有公有制的论述。虽然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只提出人拥有他个人占有财产的权利，而不是所有人共有财产的权力。但1796年的《平等宣言》（Manifesto of the Equals）提出了实现公有制、消除富人与穷人差距以及取消遗产继承权的主张。②
进入近代后，公有制思想长期不被英国人接受。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最大限度地获取私有财富是英国人不懈追求和成功的标志。个人拥有一定的财产尤其是土地，被认为是独立公民权的必要条件，没有财产就缺乏责任心，就不能很好履行公民权利，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捍卫私人财产权。因此，个人拥有财产的多少与选举权挂钩。
这种传统的观点在19世纪受到了挑战。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扩大并趋于完成，私有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腐败现象蔓延，英国的土地贵族可以出钱收买佃农的选票，个人财富成为操纵选举的主要手段。如何消除贫富差距和实现社会公正，成为英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公有制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制度也就备受关注。
20世纪初，刚刚诞生的工党在反对私有制问题上，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公现象，即1%的人拥有70%的财产。但此时，工党没有将公有制作为奋斗目标规定在党章之中，其原因在于工党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而英国工人更关注的劳工主义，即依靠集体谈判和罢工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对于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并不热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公有制开始被多数工人所接受。正是由于得到工人阶级的赞同，工党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工党的目标”在党章中确定下来：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
在1929年的工党年会上，增加了“分配和交换”，即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公有制”。③这被称为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信仰条款”，简称“第四条”。
英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决定了任何政党只有通过宪政选举之路，才能获取治理国家的大权，工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其政策主张就必须迎合多数选民的价值趋向，争取最可能多的选票。同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相比，工党是一个后起之秀，它必须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治国方略，否则就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所以，当公有制得到工人阶级的理解和支持时，就促使工党领袖们决定将实现公有制放在党章之中，使工党具有了区别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成为工党国内政策的目标。从公有制内容上看，公有制条款既是英国工党行动的理想目的又是现实手段。 公有制在党章中确定以后，工党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实行公有制的主张，其政治地位迅速攀升，1918年当选议员57名，1922年就达到了142名。1945年大选，工党以突出公有制的大选宣言战胜了抵制公有制的保守党，第一次成为议会多数的执政党，获得393个议席。工党上台后，艾德礼政府开始兑现工党党章中规定的奋斗目标和大选诺言，颁布了一系列的国有化法案，包括顶住保守党压力，将举足轻重的钢铁部门国有化。几年之内，英国企业的国有化率达到20%。
然而，工党一旦上台，公有制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一方面，公有制是工党的理想目标，公有制理应不断地扩大，否则就无法兑现党章规定的使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执政党，它必须显示公有制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于是公有制又成为一种应对现实的手段。为了理想，为了社会公平，它可以不顾其他利益集团的反对，坚守党章规定的目标；但面对现实，为了效率，它又不可能不顾及各个阶层选民的意愿。
随着国有化企业的弊端不断出现，人们对公有制的热情消退了。工党内部也开始认为，20%的公有制比例已经足够克服私有制经济的毛病。在议会政党制度下，选民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所以，工党在1945年后的两次大选宣言和竞选纲领中，降低了公有制色彩。然而，工党在减弱区别其他政党的政治理念的同时，却没有其他更好的思想来替代，尽管艾德礼工党政府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也没能实现长期执政的愿望。在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公平与效率之间，它没有做到完全兼顾，只能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某一个平衡点，正如接替艾德礼担任工党领袖的盖茨克尔所言：艾德礼工党政府已经不遗余力，竭尽所能。①
工党将公有制目的和手段结合起来的时期很快结束，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已经没有工党实现其党章规定目标的条件。相反，保守党以“私有制为主，公有制为辅”的混合经济体制，使英国人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工党连续三次大选失败，得票率和议席数一次比一次少，这引起工党的反思。工党右翼修正派的观点最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战后英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平等才是工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公有制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工党领袖也认为工党的失败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于是，工党内部就出现了修改党章公有制条款的激烈争论。
从实践上讲，工党40年前写成的党章公有制条款，比对英国已发生的社会和经济的变化，确实有修改的必要。但问题是，长期以来，公有制条款已经成为工党的特征，是工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是团结工党各个派别的一面旗帜。在1918年工党会议上首次讨论第四条问题时，大会主席韦伯就提醒工党不要在党的“口号”上变来变去。1954年工党影子大臣克罗斯曼在一篇题为“关于政治精神病”的文章更是入木三分地写道：
保守党必须捍卫自由企业制度，即使在现实政策中引入了国家计划。一个工党政府必须捍卫几乎不执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党领袖的任务就是经常劝导他的下属制定传统的政策，即使它们被证明并不正确也依然如此。②
克罗斯曼实际上公开了西方政党的某种策略：指导思想可以长期不变，但政策措施却是随机灵活的。当然，对任何政党来说，在指导思想这种原则问题上，没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党内宣传和教育的过程，没有党内大多数人的赞同，试图一下子就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宗旨问题，其行动是草率的，结果也是危险的。对多数工党党员来说，公有制与党章是密不可分的，如同“创世纪”是《圣经》中的一部分，要抛弃作为工党党员信仰的第四条，就像告诉一个基督徒没有上帝一样。③尤其对老一代工党党员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思想已深入到他们的思想之中，成为他们整个政治生命的全部，他们愿意为这种信念付出自己的一切。
公有制又是工会长期斗争的中心问题，许多工会将公有制条款写进了工会章程中，认为对公有制条款的修改不仅仅是反对工党党章，也是反对工会本身。当时任英国运输和普通工会领袖的弗兰克·库辛斯说：“我们可以有不要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但不能没有不要国有化的社会主义。”④而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社会，工人阶级仍然占据着人数上的优势，工人阶级仍然是工党的主要支持者。据统计，1955年和1959年大选，工人阶级总数的三分之二还是投了工党的票，因此，工党不能不顾及其主要支持者的态度。
工党内部第一次关于公有制条款的公开争论表明，对党章公有制条款进行修改的时机还不成熟，第四条仍然是团结全党的纽带，工党的调整只能在保持公有制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一句话，工党还必须维护其工人阶级政党的形象。
盖茨克尔的继任者威尔逊看清了这个道理，在他担任领袖之后提出了科学革命的口号，试图将科学革命与公有制思想结合起来，其实质是保持公有制信仰条款不变，试图依托扩大公有制来提高科技水平，达到振兴英国经济目的。因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大公有制，所以扩大公有制的计划在具体行动中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执行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中间路线。这种政治策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工党1964年上台后，英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执政的工党只能全力以赴地对付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大公有制的计划只能放置高阁。
进入70年代后，英国失业增多，财政赤字增大，罢工如潮。种种迹象表明，英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已经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预示着英国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工党和保守党在混合经济体制下，所能运用的措施和手段都用了，剩下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战后基本保持不变的所有制结构。因此，向混合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开刀，私有化或扩大公有制就成为两党可能采取的又一剂药方。
保守党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开展了私有化改造运动。工党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的“更替性经济战略”，其目的是“改革英国的经济并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奠定基础”。①工党决定进一步向左走，他们试图采取左翼激进政策使工党再次执政，振兴英国经济。
1983年大选的惨败证明工党扩大公有制的政策不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工党出现了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思想危机、党员人数和选民支持率下降的危机。工党扩大公有制政策要获得大众的支持，关键在于其是否代表了大多数选民的价值趋向。而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传统工人阶级人数逐年下降，1979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次大选中，工人阶级对工党的支持率已不到50%，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再支持工党，工党主张公有制的指导思想现在对工人阶级也失去了吸引力。正因如此，工党在1979年后连续四次败给保守党。如何顺应英国社会的变化，制定出符合占人数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利益的政策，应该是工党反思的问题，否则工党两大党之一的地位就可能失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党下决心进行改革，通过三届领袖10多年的努力，最后在年轻的工党领袖布莱尔任期内，废除了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公有制不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西方普遍认为，英国工党对第四条的修改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的工党是“老工党”，此后的工党是现代化的“新工党”。
英国工党一百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总的趋势就是逐步摆脱其原有的浓厚工人阶级的色彩，拉开与工会的“父子关系”。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传统工人阶级人数减少，而且在于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在所有制问题上，多数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认为公有制是保护其利益的唯一不变的手段，更不是工人阶级支持工党的理由。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满足他们多方面的要求，减少贫富差异，也不能主要依靠公有制来保证。工党最初将公有制既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的基础已不存在，公有制确实不再是目的，它应该是促进所有人幸福的手段，当然并不是唯一的手段。
工党的公有制条款被修改了，但我们不能说，英国在公有制问题上从此就没有了争论。1996年的莫里民意调查表明，在供水、铁路、煤矿、邮局、煤气和电力等公共服务部门，有60%左右的英国人主张应该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只有30%左右的人认为归私人所有。而且，现在的私有化概念与过去意义上的私人占有已有很大的不同，私有化已不是仅仅将国有企业完全卖给个人，它还包括其他多种形式，如，国营企业民营化管理；国营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内部职工购买企业股份；国营企业出让企业部分股票等。在英国，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的企业，在经过资产重组后，很多变成股份制企业，国家在这些企业中仍然占有或多或少的股份。
现在，在野的工党领袖D.米利班德等人认同了党内“蓝色工党”（Blue Labour）组织的理念，该组织试图将社会保守主义与左派经济学结合，目的就是重新争取蓝领工人阶级的支持，重新上台执政。该理念认为，在布莱尔和布朗执政时期，工党失去了灵魂，忽视了社群主义，工人阶级与工党渐行渐远。“蓝色工党”理念将工党的主要支持选民分为两个群体：中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者（Middle-Class Liberals）与工人阶级中的共产主义者（Working-Class Communitarians）。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者具有集体主义的权利观，他们重视共同体、社区和地方群体的价值。自由主义者中的最极端的一部分群体也是普遍主义者。②“蓝色工党”的理念结果如何尚待观察，但从目前情况看，工党似乎在向工党成立之初的原点回归，虽然不可能重复公有制的宗旨，但完全的私有化显然不能得到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公”与“私”是永远无法完全分开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真正实现100%的国有化，私有化也不可能“无禁区”，我们只能在某一个时期偏重一个，但不能彻底废除另一个。
公有制在工党党章中存在了近80年之久，而且是在英国这样一个有着“自由放任”传统的国家。工党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某个角度上看，英国工党的演变就是20世纪的英国国家与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英国曾经是世界的一流强国，代表了进步和文明。在20世纪之后，英国逐步失去了世界领先者的位置，特别是二战后，英国在世界上的相对衰落非常明显，英国社会内部也出现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医疗、移民和宗教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战前的英国医疗服务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弊病，二战的爆发使这些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由政府负责并指挥的战时紧急医院服务显示出了中央计划的优点，使之成为工党政府战后医院改革的先行范例。在这样特殊的困难和机遇之下，战后爱德礼工党政府在公有制条款的指导下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实施了医院国有化改革，重构了政府与医院的关系，推动了战后英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恢复和发展。
外来移民成为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重要社会问题。肯尼亚移民危机的爆发使得大量亚裔移民涌入英国，而此时正是“英国病”的发作期，大量移民的进入引起了英国民众对于失业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恐慌，因此要求限制移民。为了巩固执政地位，挽留民众选票，威尔逊工党政府违背了自身过去坚持的种族平等、包容移民的理念，通过了严格限制移民的《1968年联邦移民法》。
二战给整个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在宗教改革之后，由于政府反天主教法案和反天主教的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存在，与新教徒相比，天主教徒成为了法律、国家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他者。战后英国出现了普遍化的信仰危机，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和虔诚在消退，宗教的神圣感和感召力在下降。但与此同时，英国天主教在自身发展、历史积淀和特殊机遇等因素的作用下，二战之后的英国天主教却出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英国政府或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或选择了被动妥协，或囿于传统无所作为，因而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和影响。
关键词英国，工党，公有制，医院国有化改革，移民政策，天主教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21-11
19世纪晚期，公有制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中心。然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认为，国有化将延缓而不是加快社会主义的到来。此后，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对公有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变化最早也最彻底。然而，英国工党与公有制的关系最值得关注，这不仅因为它改变立场的时间最晚，更在于它在公有制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公有制与英国工党紧密相关，是20世纪自始至终对工党演变发生作用的关键性因素，工党最终修改公有制条款是现实目标与理想目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结果。英国工党作为一个依靠工人阶级选票走上政治舞台的宪政党，一直在理想和执政的矛盾中调整自己的方向，其最主要的争论集中在关于修改党章公有制条款问题上。作为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理想目标与现实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工党政府的下台和长期在野，最终使工党下决心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对党章公有制条款的修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念。
其实，早在2000年前，欧洲就有了公有制的概念，它被认为是维护社会成员生活和保证社会和谐与福祉的一种天经地义的条件。阿尔佛雷德·齐默恩在《希腊共和国》中写道：一个社会应该实行公有制，甚至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个人财产权的“绝对权”。
柏拉图《共和国》中的“理想国”被认为是建立在公有制和共同分配基础上的早期理想社会的模式。主流的早期基督教义认为，财产私有制不是自然或圣授的，而是人堕落的结果。在上帝创造的原本世界里，大自然的果实由所有人共有和分享，私有财产是私人贪婪和公共权力缺失的结果。但人类又不可能再回到堕落之前的社会，于是富人就有严格的宗教责任，将财富用于共同善，特别是通过慈善来赈济穷人。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在古代罗马统治的巴勒斯坦南部以外，存在过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基督教社会。但是，基督教父们提出了需要回到早期教会的公共惯例上来。在公元4世纪，约翰·赫里索斯托姆指出：“因为‘我的’和‘你的’这些冰冷的词汇，引发了世界上无数次的战争，它们应该从神圣的教堂中消失。”穷人不嫉妒富人，因为没有富人；富人也不轻视穷人，因为没有穷人。一切东西都是公有的。①
14世纪晚期的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共有财产。温斯坦尼提出将英国建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思想，公共财产是社会的基础，他认为这是救助穷人的唯一办法。因为如果所有人分享地球上的食物和衣服，就不会有战争和绞刑。他们就像一个人一样捍卫他们的共同财产。如果为了辩护财产和个别利益而使一国人民或世界分成党派，这就是一切战争、流血和遍地争夺的原因。①
洛克、潘恩、卢梭等人也有公有制的论述。虽然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只提出人拥有他个人占有财产的权利，而不是所有人共有财产的权力。但1796年的《平等宣言》（Manifesto of the Equals）提出了实现公有制、消除富人与穷人差距以及取消遗产继承权的主张。②
进入近代后，公有制思想长期不被英国人接受。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最大限度地获取私有财富是英国人不懈追求和成功的标志。个人拥有一定的财产尤其是土地，被认为是独立公民权的必要条件，没有财产就缺乏责任心，就不能很好履行公民权利，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捍卫私人财产权。因此，个人拥有财产的多少与选举权挂钩。
这种传统的观点在19世纪受到了挑战。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扩大并趋于完成，私有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腐败现象蔓延，英国的土地贵族可以出钱收买佃农的选票，个人财富成为操纵选举的主要手段。如何消除贫富差距和实现社会公正，成为英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公有制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制度也就备受关注。
20世纪初，刚刚诞生的工党在反对私有制问题上，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公现象，即1%的人拥有70%的财产。但此时，工党没有将公有制作为奋斗目标规定在党章之中，其原因在于工党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而英国工人更关注的劳工主义，即依靠集体谈判和罢工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对于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并不热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公有制开始被多数工人所接受。正是由于得到工人阶级的赞同，工党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工党的目标”在党章中确定下来：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
在1929年的工党年会上，增加了“分配和交换”，即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公有制”。③这被称为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信仰条款”，简称“第四条”。
英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决定了任何政党只有通过宪政选举之路，才能获取治理国家的大权，工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其政策主张就必须迎合多数选民的价值趋向，争取最可能多的选票。同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相比，工党是一个后起之秀，它必须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治国方略，否则就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所以，当公有制得到工人阶级的理解和支持时，就促使工党领袖们决定将实现公有制放在党章之中，使工党具有了区别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成为工党国内政策的目标。从公有制内容上看，公有制条款既是英国工党行动的理想目的又是现实手段。 公有制在党章中确定以后，工党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实行公有制的主张，其政治地位迅速攀升，1918年当选议员57名，1922年就达到了142名。1945年大选，工党以突出公有制的大选宣言战胜了抵制公有制的保守党，第一次成为议会多数的执政党，获得393个议席。工党上台后，艾德礼政府开始兑现工党党章中规定的奋斗目标和大选诺言，颁布了一系列的国有化法案，包括顶住保守党压力，将举足轻重的钢铁部门国有化。几年之内，英国企业的国有化率达到20%。
然而，工党一旦上台，公有制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一方面，公有制是工党的理想目标，公有制理应不断地扩大，否则就无法兑现党章规定的使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执政党，它必须显示公有制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于是公有制又成为一种应对现实的手段。为了理想，为了社会公平，它可以不顾其他利益集团的反对，坚守党章规定的目标；但面对现实，为了效率，它又不可能不顾及各个阶层选民的意愿。
随着国有化企业的弊端不断出现，人们对公有制的热情消退了。工党内部也开始认为，20%的公有制比例已经足够克服私有制经济的毛病。在议会政党制度下，选民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所以，工党在1945年后的两次大选宣言和竞选纲领中，降低了公有制色彩。然而，工党在减弱区别其他政党的政治理念的同时，却没有其他更好的思想来替代，尽管艾德礼工党政府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也没能实现长期执政的愿望。在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公平与效率之间，它没有做到完全兼顾，只能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某一个平衡点，正如接替艾德礼担任工党领袖的盖茨克尔所言：艾德礼工党政府已经不遗余力，竭尽所能。①
工党将公有制目的和手段结合起来的时期很快结束，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已经没有工党实现其党章规定目标的条件。相反，保守党以“私有制为主，公有制为辅”的混合经济体制，使英国人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工党连续三次大选失败，得票率和议席数一次比一次少，这引起工党的反思。工党右翼修正派的观点最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战后英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平等才是工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公有制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工党领袖也认为工党的失败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于是，工党内部就出现了修改党章公有制条款的激烈争论。
从实践上讲，工党40年前写成的党章公有制条款，比对英国已发生的社会和经济的变化，确实有修改的必要。但问题是，长期以来，公有制条款已经成为工党的特征，是工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是团结工党各个派别的一面旗帜。在1918年工党会议上首次讨论第四条问题时，大会主席韦伯就提醒工党不要在党的“口号”上变来变去。1954年工党影子大臣克罗斯曼在一篇题为“关于政治精神病”的文章更是入木三分地写道：
保守党必须捍卫自由企业制度，即使在现实政策中引入了国家计划。一个工党政府必须捍卫几乎不执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党领袖的任务就是经常劝导他的下属制定传统的政策，即使它们被证明并不正确也依然如此。②
克罗斯曼实际上公开了西方政党的某种策略：指导思想可以长期不变，但政策措施却是随机灵活的。当然，对任何政党来说，在指导思想这种原则问题上，没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党内宣传和教育的过程，没有党内大多数人的赞同，试图一下子就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宗旨问题，其行动是草率的，结果也是危险的。对多数工党党员来说，公有制与党章是密不可分的，如同“创世纪”是《圣经》中的一部分，要抛弃作为工党党员信仰的第四条，就像告诉一个基督徒没有上帝一样。③尤其对老一代工党党员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思想已深入到他们的思想之中，成为他们整个政治生命的全部，他们愿意为这种信念付出自己的一切。
公有制又是工会长期斗争的中心问题，许多工会将公有制条款写进了工会章程中，认为对公有制条款的修改不仅仅是反对工党党章，也是反对工会本身。当时任英国运输和普通工会领袖的弗兰克·库辛斯说：“我们可以有不要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但不能没有不要国有化的社会主义。”④而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社会，工人阶级仍然占据着人数上的优势，工人阶级仍然是工党的主要支持者。据统计，1955年和1959年大选，工人阶级总数的三分之二还是投了工党的票，因此，工党不能不顾及其主要支持者的态度。
工党内部第一次关于公有制条款的公开争论表明，对党章公有制条款进行修改的时机还不成熟，第四条仍然是团结全党的纽带，工党的调整只能在保持公有制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一句话，工党还必须维护其工人阶级政党的形象。
盖茨克尔的继任者威尔逊看清了这个道理，在他担任领袖之后提出了科学革命的口号，试图将科学革命与公有制思想结合起来，其实质是保持公有制信仰条款不变，试图依托扩大公有制来提高科技水平，达到振兴英国经济目的。因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大公有制，所以扩大公有制的计划在具体行动中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执行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中间路线。这种政治策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工党1964年上台后，英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执政的工党只能全力以赴地对付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大公有制的计划只能放置高阁。
进入70年代后，英国失业增多，财政赤字增大，罢工如潮。种种迹象表明，英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已经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预示着英国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工党和保守党在混合经济体制下，所能运用的措施和手段都用了，剩下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战后基本保持不变的所有制结构。因此，向混合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开刀，私有化或扩大公有制就成为两党可能采取的又一剂药方。
保守党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开展了私有化改造运动。工党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的“更替性经济战略”，其目的是“改革英国的经济并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奠定基础”。①工党决定进一步向左走，他们试图采取左翼激进政策使工党再次执政，振兴英国经济。
1983年大选的惨败证明工党扩大公有制的政策不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工党出现了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思想危机、党员人数和选民支持率下降的危机。工党扩大公有制政策要获得大众的支持，关键在于其是否代表了大多数选民的价值趋向。而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传统工人阶级人数逐年下降，1979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次大选中，工人阶级对工党的支持率已不到50%，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再支持工党，工党主张公有制的指导思想现在对工人阶级也失去了吸引力。正因如此，工党在1979年后连续四次败给保守党。如何顺应英国社会的变化，制定出符合占人数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利益的政策，应该是工党反思的问题，否则工党两大党之一的地位就可能失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党下决心进行改革，通过三届领袖10多年的努力，最后在年轻的工党领袖布莱尔任期内，废除了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公有制不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西方普遍认为，英国工党对第四条的修改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的工党是“老工党”，此后的工党是现代化的“新工党”。
英国工党一百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总的趋势就是逐步摆脱其原有的浓厚工人阶级的色彩，拉开与工会的“父子关系”。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传统工人阶级人数减少，而且在于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在所有制问题上，多数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认为公有制是保护其利益的唯一不变的手段，更不是工人阶级支持工党的理由。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满足他们多方面的要求，减少贫富差异，也不能主要依靠公有制来保证。工党最初将公有制既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的基础已不存在，公有制确实不再是目的，它应该是促进所有人幸福的手段，当然并不是唯一的手段。
工党的公有制条款被修改了，但我们不能说，英国在公有制问题上从此就没有了争论。1996年的莫里民意调查表明，在供水、铁路、煤矿、邮局、煤气和电力等公共服务部门，有60%左右的英国人主张应该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只有30%左右的人认为归私人所有。而且，现在的私有化概念与过去意义上的私人占有已有很大的不同，私有化已不是仅仅将国有企业完全卖给个人，它还包括其他多种形式，如，国营企业民营化管理；国营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内部职工购买企业股份；国营企业出让企业部分股票等。在英国，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的企业，在经过资产重组后，很多变成股份制企业，国家在这些企业中仍然占有或多或少的股份。
现在，在野的工党领袖D.米利班德等人认同了党内“蓝色工党”（Blue Labour）组织的理念，该组织试图将社会保守主义与左派经济学结合，目的就是重新争取蓝领工人阶级的支持，重新上台执政。该理念认为，在布莱尔和布朗执政时期，工党失去了灵魂，忽视了社群主义，工人阶级与工党渐行渐远。“蓝色工党”理念将工党的主要支持选民分为两个群体：中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者（Middle-Class Liberals）与工人阶级中的共产主义者（Working-Class Communitarians）。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者具有集体主义的权利观，他们重视共同体、社区和地方群体的价值。自由主义者中的最极端的一部分群体也是普遍主义者。②“蓝色工党”的理念结果如何尚待观察，但从目前情况看，工党似乎在向工党成立之初的原点回归，虽然不可能重复公有制的宗旨，但完全的私有化显然不能得到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公”与“私”是永远无法完全分开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真正实现100%的国有化，私有化也不可能“无禁区”，我们只能在某一个时期偏重一个，但不能彻底废除另一个。
公有制在工党党章中存在了近80年之久，而且是在英国这样一个有着“自由放任”传统的国家。工党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某个角度上看，英国工党的演变就是20世纪的英国国家与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英国曾经是世界的一流强国，代表了进步和文明。在20世纪之后，英国逐步失去了世界领先者的位置，特别是二战后，英国在世界上的相对衰落非常明显，英国社会内部也出现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医疗、移民和宗教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战前的英国医疗服务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弊病，二战的爆发使这些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由政府负责并指挥的战时紧急医院服务显示出了中央计划的优点，使之成为工党政府战后医院改革的先行范例。在这样特殊的困难和机遇之下，战后爱德礼工党政府在公有制条款的指导下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实施了医院国有化改革，重构了政府与医院的关系，推动了战后英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恢复和发展。
外来移民成为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重要社会问题。肯尼亚移民危机的爆发使得大量亚裔移民涌入英国，而此时正是“英国病”的发作期，大量移民的进入引起了英国民众对于失业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恐慌，因此要求限制移民。为了巩固执政地位，挽留民众选票，威尔逊工党政府违背了自身过去坚持的种族平等、包容移民的理念，通过了严格限制移民的《1968年联邦移民法》。
二战给整个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在宗教改革之后，由于政府反天主教法案和反天主教的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存在，与新教徒相比，天主教徒成为了法律、国家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他者。战后英国出现了普遍化的信仰危机，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和虔诚在消退，宗教的神圣感和感召力在下降。但与此同时，英国天主教在自身发展、历史积淀和特殊机遇等因素的作用下，二战之后的英国天主教却出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英国政府或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或选择了被动妥协，或囿于传统无所作为，因而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