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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質遗产代表作”，到2021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下的保护工作恰好走过了20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全面推进和非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非遗保护仅仅以单一的项目性保护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遗产保护还要关注到遗产项目所孕育和依存发展的文化生态，任何一项遗产项目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生存和发展跟周边生态环境有着一种内在关联性。只有关注到遗产项目这些相关的重要因素和特点，才能让遗产保护卓见成效，遗产项目才能得以健康地延续。因此，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建立“整体性保护”理念是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就是保护非遗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包括传承人和所依存的生存环境、技艺等，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非遗的整体性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非遗项目本身的重要构造与特征的完整性，这是非遗固有的基本特性。例如，古琴并非仅限于乐器本身，还包含古琴的制作技艺、演奏技艺、传统的记谱方式、演奏方式，以及人和音乐交流而产生的审美愉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才完整构成了古琴艺术这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所以，对非遗项目的保护需做到全面完整，注重整体性认识。
二是非遗项目与周边自然、文化环境的完整性，这是由非遗项目的生存发展决定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差异性、经济类型、文化样式，甚至人的性格。所以，非遗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了人们要注重文化遗产以及它与周边环境依存的关系，强调了非遗传承需在其所属的社区以及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强调必须对其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保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
因此，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只有对非遗有了“整体性保护”的认识，才有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做法。对此，国务院自2005年开始陆续发文对非遗整体性保护进行了强调，并提出要“确定10个国家级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所以，2007年在福建设立了我国第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厦门、漳州、泉州3个区域。此后经过10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到目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初具规模：全国已经设立了涉及17个省区的23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其中11个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单位27个。而各省市及自治区在努力探索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46个。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非遗保护工作从单一的项目保护转向关注遗产项目所孕育、依存发展的文化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具体实践。运用“文化生态”的概念，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对非遗整体性保护，既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认识水平的表现，也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履约能力的体现。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有效推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同时，也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邻近国家的高度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尽管目前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初具规模，但仍需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生态保护区要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加强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修复。关注人和环境的关系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核心问题，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除了饮食文化外，其他的几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生存的环境——即遗产所依存的传统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将人的生活与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协调起来，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适、文化自觉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结构。
这里所谓的“环境”首先是人文环境，是观念、思想、信仰等这些与精神因素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文化生态保护区不是经济开发区，也不是文化产业园区”。在保护区建设中不能一味强调开发、利用，尤其不能以“保护区”名义建设所谓的主题公园、产业园和形式主义的楼堂馆所等。这是短视行为，是与国家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第二，生态保护区发展要抓住“文化特色”这个关键点。文化特色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生命和灵魂，也是区别不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和一种地域的文化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浓缩的民族文化，并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中，是别人带不走、学不走的。所以，生态保护区应当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多样性的特定区域。理想中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住民们在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还能传承自己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还要与时俱进，不能跟时代割裂。而且，营造氛围浓厚的文化生态，还要以特色文化为切入点，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将非遗与当地的老街、传统村落、民众日常生活等紧紧结合在一起，激发非遗在社区中的活力。
第三，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旅游业发展是无法阻挡，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多国家的旅游业都发展成支柱型产业，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这个角度看，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解决文化旅游产品低端化，缺乏品质感、多样性、民族性和时尚性。所以，为了提高文化旅游的品质，解决时尚性、多样化等问题，我们开展“研培”工作，充分发挥非遗在文旅发展中的作用，挖掘遗产的深层内涵和价值，让游客在文化生态保护区里深切感受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四，政府主导仍然是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主要力量。目前，生态保护区建设还处于探索实验阶段，各地以政府主导为主——民间机构和组织管理起来还有一定难度。例如，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管委会行政级别是副厅级，是全国23个生态保护区中唯一的一个。正因为如此，热贡做成了许多地方做不到的事情。这说明了当地政府高度重视，重视机制、规划和整个生态保护区建设。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探索的一些实践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总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全面推进和非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非遗保护仅仅以单一的项目性保护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遗产保护还要关注到遗产项目所孕育和依存发展的文化生态，任何一项遗产项目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生存和发展跟周边生态环境有着一种内在关联性。只有关注到遗产项目这些相关的重要因素和特点，才能让遗产保护卓见成效，遗产项目才能得以健康地延续。因此，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建立“整体性保护”理念是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就是保护非遗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包括传承人和所依存的生存环境、技艺等，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非遗的整体性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非遗项目本身的重要构造与特征的完整性，这是非遗固有的基本特性。例如，古琴并非仅限于乐器本身，还包含古琴的制作技艺、演奏技艺、传统的记谱方式、演奏方式，以及人和音乐交流而产生的审美愉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才完整构成了古琴艺术这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所以，对非遗项目的保护需做到全面完整，注重整体性认识。
二是非遗项目与周边自然、文化环境的完整性，这是由非遗项目的生存发展决定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差异性、经济类型、文化样式，甚至人的性格。所以，非遗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了人们要注重文化遗产以及它与周边环境依存的关系，强调了非遗传承需在其所属的社区以及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强调必须对其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保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
因此，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只有对非遗有了“整体性保护”的认识，才有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做法。对此，国务院自2005年开始陆续发文对非遗整体性保护进行了强调，并提出要“确定10个国家级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所以，2007年在福建设立了我国第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厦门、漳州、泉州3个区域。此后经过10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到目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初具规模：全国已经设立了涉及17个省区的23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其中11个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单位27个。而各省市及自治区在努力探索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46个。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非遗保护工作从单一的项目保护转向关注遗产项目所孕育、依存发展的文化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具体实践。运用“文化生态”的概念，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对非遗整体性保护，既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认识水平的表现，也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履约能力的体现。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有效推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同时，也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邻近国家的高度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尽管目前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初具规模，但仍需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生态保护区要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加强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修复。关注人和环境的关系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核心问题，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除了饮食文化外，其他的几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生存的环境——即遗产所依存的传统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将人的生活与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协调起来，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适、文化自觉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结构。
这里所谓的“环境”首先是人文环境，是观念、思想、信仰等这些与精神因素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文化生态保护区不是经济开发区，也不是文化产业园区”。在保护区建设中不能一味强调开发、利用，尤其不能以“保护区”名义建设所谓的主题公园、产业园和形式主义的楼堂馆所等。这是短视行为，是与国家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第二，生态保护区发展要抓住“文化特色”这个关键点。文化特色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生命和灵魂，也是区别不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和一种地域的文化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浓缩的民族文化，并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中，是别人带不走、学不走的。所以，生态保护区应当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多样性的特定区域。理想中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住民们在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还能传承自己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还要与时俱进，不能跟时代割裂。而且，营造氛围浓厚的文化生态，还要以特色文化为切入点，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将非遗与当地的老街、传统村落、民众日常生活等紧紧结合在一起，激发非遗在社区中的活力。
第三，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旅游业发展是无法阻挡，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多国家的旅游业都发展成支柱型产业，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这个角度看，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解决文化旅游产品低端化，缺乏品质感、多样性、民族性和时尚性。所以，为了提高文化旅游的品质，解决时尚性、多样化等问题，我们开展“研培”工作，充分发挥非遗在文旅发展中的作用，挖掘遗产的深层内涵和价值，让游客在文化生态保护区里深切感受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四，政府主导仍然是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主要力量。目前，生态保护区建设还处于探索实验阶段，各地以政府主导为主——民间机构和组织管理起来还有一定难度。例如，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管委会行政级别是副厅级，是全国23个生态保护区中唯一的一个。正因为如此，热贡做成了许多地方做不到的事情。这说明了当地政府高度重视，重视机制、规划和整个生态保护区建设。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探索的一些实践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总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