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以为，编导没有准备好，观众也没有准备好。现在看来，编导是准备好了，但观众还是没有准备好。
　　“繁星点点人间泪，聚作银河万古流。”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但却一直有苦说不出，一直没有自己的歌谣，没有《日瓦格医生》这样感动世人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抗战”之残酷，让很多作家望而生畏，因为“抗战”是反侵略战争加内战，具有双重残酷性：“抗战”是日本杀中国人，“抗战”也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1942》讲述了中国人自相残害故事。大灾之年，政府仍然横征暴敛，灾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长途跋涉，四处盲流。《1942》的场面酷似《圣经》中的犹太人大逃亡，但中华民族比犹太民族更加悲苦：自相残害的故事不好讲。
　　花奴打鼓，文人娱国——抗战影视剧有这个问题，其他文学作品也有这个问题：通病就是只讲帝王的阴谋，不讲帝王的残暴，不讲人民的痛苦。《三国演义》和《雍正皇帝》有这个问题——歌颂权术，赞美阴毒。
　　《1942》讲了帝王的残暴。蒋介石就是残暴的帝王。现在有人想把蒋介石打扮成一位民族英雄，可独夫民贼就是独夫民贼。统治者的爱国与民众的爱国从来就不是一回事。蒋介石以抵抗的名义，炸毁了黄河大堤，死者成千上万，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河南大灾，蒋介石仍然要征他的军粮。抵抗不总是等于爱国。蒋介石的爱国首先是爱他的蒋家王朝，首先是要维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二战”之后，蒋介石又主动放弃对日索赔，还说什么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孔子都说应当以直报怨。
　　《1942》与鲁迅的作品有相同的效果：观众和读者必须反躬自问。本来大家是一同愤怒声讨汉奸，但到了鲁迅这里，就要批判国民性，就不再是愤怒声讨汉奸的问题了，问题成了我们自己会不会当汉奸，问题成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可能当汉奸。《1942》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观众看了电影之后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当然，《1942》也确实没有多少诗情画意。这也并不奇怪，妻离子散，易子而食，有诗情画意难，有幽默也难。
　　《1942》是一部真实的影片。观众判断影片是否真实，通常是两个办法：一是比照史料，二是比照现实。大部分人对史料所知甚少，但如果影片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近，我们就会信以为真。《1942》与我们的现实就很接近。《1942》是逃难的故事，而逃难的故事国人再熟悉不过。国人似乎总是在逃难，“慌慌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难道不是吗？为了避免残酷的高考，每年有数十万的少年去欧美留学，非洲大陆也到处可见来此讨生活的中国人。要留学的中国学生太多，相互竞争，相互倾扎。非洲大陆的中国小贩也是竞相压价，相互竞争。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1942》是唱出我们悲苦的歌谣。我原来以为，此生不可能看到《1942》这样的影片。我原来以为，编导没有准备好，观众也没有准备好。现在看来，编导是准备好了，但观众还是没有准备好。据说《1942》上映后并不卖座，连收回成本都有困难；观众更愿意看人妖，看泰拳。但我以为，《1942》是一部国人应当看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