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分类来临

　　6月26日下午，5点还差一刻，萨福基和陈龙树已经出现在岗位上。65岁的萨福基在白衬衫外套上了一件黄绿色志愿者马甲，59岁的陈龙树则穿着红黑色的保洁员制服，他们打开垃圾箱房，翻腾了一阵。5点钟，天下起雨来，垃圾箱房开始“营业”，弄堂里陆续有人撑着伞，拎着垃圾袋朝箱房走来。“侬好伐”——老邻居来招呼，萨福基胖胖的圆脸上露出了笑容。
　　垃圾箱房在弄堂深处，装了四扇不锈钢铁门，每道门上开一个四四方方的窗口，窗口上方分别贴“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标签。老熟人接下萨福基的问候，一边应道“侬好侬好”，一边把白色塑料袋里的瓜皮菜叶和剩饭剩菜倒进“湿垃圾”窗口，袋子转手扔进旁边的干垃圾桶。扔完垃圾，老熟人向陈龙树递过一张印有二维码的小卡，陈龙树摆摆手，用带着浓重扬州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今天刷不了，系统在做数据迁移，要到28号之前才能刷卡积分。”老熟人听明白后讪讪一笑，转身离开。

　　雨越下越大，弄堂里渐渐只听得见雨声了。冒雨来扔垃圾的多是老居民，积分卡还是习惯性地向陈龙树递过来，陈龙树便再解释一遍。这是一个叫“绿色账户”的积分系统，在上海全市通用，居民分类投放垃圾就可以找值班的志愿者或保洁员扫码积分。算起来，积分的价值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按规则，一天最多只能积20分，满两三千分才能换来一条毛巾或者一块香皂。不过，老居民很多已经习惯了扔完垃圾后找陈龙树刷一下卡，这似乎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
　　离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越来越近，垃圾分类在网上的热度越来越高，上海人使出了浑身解数，改歌词，编剧本，甚至连猪都派上了场：“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要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来上海的一周里，记者在餐厅碰见了食客七嘴八舌地议论干湿分离；某天在酒店走廊看到了新摆出来的四分类垃圾桶；在地铁上听到家庭主妇电话指导家人该把袋装咖啡扔进哪个桶；还听说不少人去网店里下单分类垃圾桶，却被店家告知已经售罄的遭遇。走在上海的街头，蓝色或橙色装的环卫人员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路边的垃圾桶齐齐换上新装，明确“表示”只收可回收物或干垃圾——这时节的上海，要跟任何一个陌生人搭讪，垃圾分类恐怕都是比天气更好的话题。
　　7月1日，萨福基也在掐着指头算日子，他关心的是，《条例》实施后，志愿者们在垃圾箱房的值守安排会不会有新变化。去年6月，他所在的愚园路1032弄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原本在街口当交通文明志愿者的萨福基被调到了垃圾箱房旁，和保洁员陈龙树成了搭档，此后风雨无阻，每天早上7点到10点，晚上5点到8点，准时来守垃圾房。
　　愚园路1032弄，又名“岐山村”，是借了周武王发祥于岐山的典故。这里至今保留着钱学森、施蛰存故居，也住过爱国人士杜重远、电影演员祝希娟等。岐山村是新式里弄，弄堂两侧建筑兴建于1925年至1931年间，现存有70幢三层联排花园住宅和5幢独栋花园洋房。
　　从出生到现在，萨福基在岐山村生活了65年。从影视公司退休后，他成了弄堂最活跃的志愿者，既是黨员，又是楼组长，大事小情，任劳任怨。岐山村只有一个托底物业，只负责最基础的维修和保洁，陈龙树是唯一的保洁员，在岐山村干了26年，他以前主要工作是扫弄堂，现在要提早到4点左右开始打扫，到了7点就要去垃圾箱房值守。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的非开放时间段里，也有志愿者轮流值守，以防居民把垃圾丢在箱房旁边。
　　岐山居委会主任张彪告诉记者，岐山村是从2018年6月开始推动垃圾分类，那时整条弄堂刚刚完成大规模历史建筑修缮。“修缮是市里财政拨款，居民从中获益，最直观的比如大修后，居住环境改善，出租租金上涨，所以这时候来推，阻力会小很多。”岐山村目前有519户，其中近一半是外来出租户，本地居民以中老年人为主。据陈龙树的观察，如今岐山村有80%上下的居民会主动分类，有小部分分得不好的，他和萨福基会做二次分拣，拿着火钳从桶里面夹出不属于其中的垃圾。

弄堂再发现

　　晚上8点左右，天色暗了下来，垃圾箱房结束“营业”。陈龙树用小推车推着湿垃圾桶，穿过狭长的弄堂，出了大门，把垃圾桶卸在街边。弄堂里500多户人家平均一天制造两桶湿垃圾，晚上10点左右，环卫部门的湿垃圾运输车开始沿街收运，包括岐山村在内的大部分弄堂通道狭窄，垃圾车进去后不好掉头，于是一到晚上，弄堂临街的入口处都整整齐齐地立着两个圆鼓鼓的、盖紧了盖子的湿垃圾桶。到了每年五六月的蚕豆季节，钟爱蚕豆的上海人常常会再多扔出一桶厨余垃圾。
　　垃圾分类定时定点被写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为各个社区推行垃圾分类的做法，但它和人们生活作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这不仅是岐山村，也是上海大部分社区遇到的普遍问题。张彪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去区里开会时也反映过，“一个是年轻白领上班时间跟规定扔垃圾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另一个是有些老人雇了保姆，保姆中午做好饭、服侍完老人，吃好喝好怎么也要到12点以后。我们提出压缩一下上午的时间，中午再增加一个时间段，但这涉及物业、志愿者、街道各个方面，包括管理成本的问题，很难改”。他还告诉我，白天非开放的时间段里也有志愿者值班，但如果私自开了垃圾箱房，上面来检查发现就是不合格。
　　“制度上有问题，不遵守也是有原因的。”22岁的蒋小姐四五个月以前搬来岐山村。一个周六下午，她拎着六袋垃圾和一个纸箱子到垃圾房，其中大多数是外卖盒子。刚刚入职广告传媒业的她每天早上9点出门，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到了休息日，又是另外一套作息——“周末的时候我12点醒，已经不能丢垃圾了，而下午有时候出门，回来的时候时间又过了。” 　　推出垃圾桶，整理好箱房，锁上铁门，8点已过，陈龙树和萨福基打了招呼，便各自往家去。晚归的年轻人身影慢慢出现在昏暗的弄堂里，送外卖的电动车不时穿梭其中——入夜以后，岐山村进入另一种节奏。等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陈龙树回弄堂清扫路面时，总能找到扔在垃圾箱房一旁地上的垃圾袋，有的分好了类，有的混在一起。
　　去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时，为了发动居民，岐山村也准备给每家每户发垃圾桶，但桶往哪里放却成了难题。“很多人家居住面积总共就五六平方米，只放得下一张床，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我们有一个门洞里最多住了21户，但公共厨房顶多只能容下五六家，有的就把厨房放在走道里。那么拥挤的地方，再让他摆两个桶很不现实。”张彪说。为了做垃圾分类，有的人家在门把手上挂两个塑料袋，有住一楼的则把装厨余垃圾的袋子放到外面的花坛或墙角下。
　　某种意义上，垃圾问题已经不单是关乎垃圾，也是生活现实的投射。岐山村在近百年历史中，居住空间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住房资源长期紧缺的背景下，当初达官贵人、高级职员等上层阶级居住的独栋花园洋房和联排花园式住宅逐渐平民化、边缘化，由于缺少维护投入，弄堂一步步走向衰败，居住空间不断被压缩。
　　“岐山村的房子大部分都只有使用权，极少有产权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个世纪计划体制下给国家干部的增配房，也就是在其他地方分了一室一厅，但面积没有达到国家标准，还差几个平方，就在岐山村给他补上几平。”张彪告诉我，原则上，增配房的房票簿上没有厨房，有的在搬过来后找人又加上了厨房，这样一来，有的人家有使用厨房的资格，有的人家没有，居民之间常常为此闹意见。
　　经济腾飞后的上海，老旧的弄堂要为发展让道，被大面积拆除，但岐山村作为历史文物建筑被保护下来。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据报道，去年的大修耗资2800万元。而修缮后，建筑的外立面崭新如初，红墙青砖，整齐亮堂，居民们却抱怨，最大的问题——肆虐的白蚁，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今年6月初，白蚁卷土重来，上海阿婆们提及此是满肚子苦水。长出翅膀的白蚁晚上6点钟就出来活动，“扑棱扑棱的”，一直到晚上10点半。“我们下午两点钟就开始烧菜了，不然白蚁飞过来掉到菜里。”阿婆说，她们下午也都早早洗了澡，否则晚上就要摸黑洗——到了晚上，是万万不敢开灯的。
　　张彪也被白蚁的问题弄得头大，调到岐山村后，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大修，整个岐山村变成了一个拥挤的大工地，每天都有不同的居民来投诉施工问题。大家都想彻底除掉白蚁，但岐山村的老房子内部是木结构，施工队只更换了一些被白蚁蛀空的梁柱，要想更换所有的木梁必须腾空整栋房子的住户。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需要筹一笔高昂的费用，在修缮期的几个月里给居民们安排住处。
　　萨福基认识弄堂里的八成居民，很小的时候，他还经常在弄堂里撞见施蛰存，“进进出出都能打上照面”。施蛰存是中国“新感觉派”的著名作家，从1952年迁回岐山村居住，其间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直至2003年因病逝世，在这条弄堂里蛰伏了近半个世纪。弄堂里的名人轶事，萨福基知道的不少，但对自己的生活，他却讳莫如深。他心头的包袱似乎是从“萨”这个姓氏发端的，他家是福建雁门萨氏流入上海的其中一支，雁门萨氏发源于西域，元朝中期从内陆入闽并成为当地名门望族，在国民政府时期达到鼎盛，出过多位军政要员。然而，作为其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后裔，萨福基一辈子似乎都对自己的身世疑虑重重，至于究竟发生过什么，他选择闭口不谈。和他的谨慎相比，弄堂里有不少老住户无所顾忌，有的扬言要跟政府打官司，要回祖上被抢占的房产；有的对曾住在洋房里的“戏子”至今耿耿于怀……
　　被扔出的垃圾可能是最诚实的。在垃圾箱房前，萨福基知道哪对老夫妇为了给女儿带孩子要搬走，也能知晓谁最近要出远门，还有，比如老邻居爱喝哪个牌子的白酒，哪栋楼的年轻人钟情红酒，而那种提着几个垃圾袋在垃圾桶前徘徊的年轻人，萨福基一眼就能猜出，这是新搬来的租客。尽管有种种不便，弄堂里的住户还是尽力遵守垃圾分类的规则，大家不仅在学习分类的知识，也开始重新发现和审视自己所在的社区。

扔垃圾社会学

　　和岐山村垃圾箱房旁，由志愿者、保洁员和监控探头严防死守的场面不同，静安区永兴路58弄的扬波大厦在即将实行的强制垃圾分类政策面前显得从容不迫。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进入小区后发现，这里的垃圾箱房没有铁门，完全敞开，也没有定时投放的标识。除了新近挂出的横幅提示大家，“从7月1日起，个人如果不分类投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这里既不见穿馬甲的志愿者，也没有保洁员，中午时分，仍不时有居民来扔垃圾。
　　扬波大厦的垃圾房由两个隔间组成，左手边是干、湿垃圾，右边是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其中有害垃圾又单独设置了一个过期药品桶，可回收物则被细分为玻璃、纸张、金属、塑料瓶、塑料制品、利乐包等6类，垃圾房对面则摆放了一个旧衣物的智能回收柜。算下来，扬波大厦的垃圾分类达到了11类。
　　业委会主任郑忠芳向记者介绍，扬波大厦从2011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当时一个叫爱芬环保的公益机构找到他们，希望帮小区做垃圾分类，但业委会很犹豫，便干脆向全体居民征询意见，调查表收上来，有90%的住户同意做垃圾分类，“业委会就只能硬着头皮做了”。
　　扬波大厦一共有两幢楼，各18层，原本是区教育局下属的一个少年宫，2000年，为了改善教师的住房条件而改建成住宅小区。小区占地面积很小，被繁华的街区包裹着，一共160户，其中三分之一是教师，另外的三分之二出售给了当时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个体工商户。头几年，扬波大厦聘用了物业公司，但物业服务太差，业主们都不满意，就把他们炒了鱿鱼，组建业委会自主管理。他们的做法是每个楼层5户选出一个业主代表，一共30多名业户代表组成业主代表大会，再从中选出9名委员组成业委会，每个业主代表同时也是小区志愿者，所有的社区事务他们必须冲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