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总长、官吏是什么？孙中山一言以蔽之：“公仆”。人民是主人，总统及各级官吏都是人民的公仆。1906年12月，在《民报》召开的创立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时明确表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确是国民公仆。”
　　孙中山经常宣传民主思想，在演讲时常借用比喻手法，将自己及官吏们比做人民的车夫、木匠、裁缝、厨子、医生等。当有言论针对人民知识程度低，提出中国不适于民主政治时，孙中山再借譬喻说：“譬如坐汽车的与开汽车的，坐汽车的是主人，他有的是权，不必有能，他只要说得出要到的地方，就可以到要到的地方，不必知道汽车如何开法；开汽车的是雇员，他有的是能，他能摇动机关左右进退迟速行止，但是他并没有开到哪里的权。行使坐车人的权，取用开车人的能，汽车便会很顺利地到目的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出一个目标来，像坐汽车的一般。至于如何做法，自有有技能各种专门人才在……”
　　孙中山不是只把“民主”放在口头上。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曾有一位扬州老人来总统府找他。孙中山得知后马上接见，那位老人一见到他就赶紧跪下磕头，孙中山将老人扶起与他握手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家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谈话后，孙中山亲自将老人送出总统府，老人激动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孙中山把“民”放在第一位，早在同盟会成立之时，他将以“民”为主体的“三民主义”，作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及社会理想。“三民主义”即民有、民治、民享。
　　要想深入地理解孙中山的“公仆”意识，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因为在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始终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孙中山十二岁时，就跟从美国传教士克尔学习英文。十四岁那年，他跟随母亲至檀香山，开始正式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从1879至1892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所受十四年学校教育中，除中央书院外，均属于教会主办的学校。在香港拔萃书院就读期间，孙中山接受洗礼。1886年，毕业后，他曾一度想攻读神学，献身传教事业。无奈当时香港与广州均未开设神学院，后在喜嘉里牧师推荐下，入广州博济医院读医科。1887年，再转入何启在伦敦布道会协助下创办的香港西医学院。
　　据庄政在《国民革命与洪门会党》一书所记：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帝明鉴，以示矢志革命，卒底于成”。
　　辛亥革命成功后，卢祺沃牧师的父亲要为孙中山设宴，他谦辞再三，提议只吃一碗面，并谢饭祷告说：“革命之成功，乃在仰赖上帝之恩助。”在北京基督教欢迎会上，孙中山再次将荣耀归给上帝：“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
　　临终前一日，孙中山还自证他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一样。”
　　像孙中山这样一个从小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在各种基督教活动长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他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感情，是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不会轻易改变的。他听从《圣经》话语，效法耶稣，既是革命家又做人民“公仆”。
　　《圣经》记载耶稣曾为他的门徒洗脚，来教导门徒们，领袖是一个谦卑服侍人的角色。因为当时想做头的愿望一直困扰着众门徒，耶稣想让他们看到：渴望为头，渴望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想法与自己的心意是何等格格不入。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教导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此外，在另三卷福音书中，亦可找到类似的教导。
　　孙中山曾自称“我不属于教堂的基督教徒，但属于耶稣的基督教徒”。他的确活出了基督的样式，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位为民服务、为民牺牲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