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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接着,1952年夏季开始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城里的沙滩迁入西郊燕京大学校址,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大。那年秋季,我们就在燕园上课。我是先认识经济系的赵迺抟教授,再通过赵迺抟教授认识周炳琳教授的。记得他们两位教授同住在燕东园教授宿舍29号,两层小楼,赵老师住在楼上,周老师住在楼下。他们两位都已是五十多岁的长者,学生们尊称他们为周老、赵老。赵老师专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周老师专治外国经济史。在我上学期间,他们只做研究工作,没有开课。所以我并没有听过他们讲课。
我认识赵老师在先。那时他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京。我们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我是里面的常客,没有课时,我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赵老师也经常去。由于阅览室里学生很少,所以赵老师去久了就感到奇怪,怎么这个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就问我是几年级的,我说是刚入学的,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那天我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的书籍,我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老师很感兴趣,就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赵老师还把他家庭的地址告诉我,他住在东四十条的宿舍里,欢迎我到他家里去。但当时我没有机会认识周老师。
学校迁到西郊后,赵老师和周老师同住一栋小楼,楼上楼下。大约是1952年放寒假期间,有一天我去赵老师家,谈完后他对我说:“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这样,我下楼到了周先生家。那天,刚好周老师在家,师母魏璧老师也在,我就同两位老人畅谈起来了。周先生问我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说我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并告诉他们我读过哪些书。周老师很高兴,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那以后,直到我大学毕业,我每次到燕东园教授宿舍,都是先到赵老师家,再到周老师家。但周老师的社会活动多,所以有时没有见到周老师。赵老师和周老师两人的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北大图书馆没有,我常在两位老师家中借阅。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二
1955年我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担任资料员,但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帮助他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周炳琳老师经常在一起了。
分配工作后,我第一次到周老师家里去时,他十分高兴,对我说:“我知道你俄文不错,已经翻译了几本俄文书出版,你帮我翻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供我们参考。”又说:“如果时间富裕,你不妨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供教师们参考,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对你自己也很有好处。”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
从周老师家里出来后,我又到了赵迺抟老师家中。他知道我留在北大经济系当资料员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份,只要有真才实学,名份算个什么?”还说:“周先生为人正直,他很器重你,你继续努力,做学问吧!”赵老师和周老师是几十年至交,周老师年龄稍长于赵老师,他们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终身难忘。
稍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一定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教师和学生。于是我先把该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老师看。他觉得可以翻译此书,于是列入了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工作计划。全书40万字,我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全部译出,并交给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当时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还不深。
在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以前,对于拜占庭的兴亡我是不了解的。这一章的翻译过程也是我学习拜占庭经济史的过程。译完这一章后,我照例交给了周老师审阅。他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我时,他对我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我记住了周老师的指点,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这本书于1957年初译完,交给了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了。稿费是归学校的,但我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结婚、安家和把我的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
三
紧接着展开了“反右”斗争。会议越来越多,教师都忙于开会。这段时间内,教师为了避免惹麻烦,串门的少多了。我没有到赵老师和周老师的家中去看望他们。到了年底,北京大学的教师分批到北京门头沟区(当时称京西矿区)的农村下放劳动,1958年初出发。我是第一批下放的,整整一年在西斋堂村。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北京大学校园。这时,北大经济系设立了编译组,我转到编译组工作,从事英文经济学资料的编译,有空就又到赵老师、周老师家中请教。
1959年到1961年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我已有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两地分居,租了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居住,三间小房子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此外还有弟弟厉以平在北京101中学读书,生活相当艰难。幸亏我还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从这时起,我到两位老师家中去访谈时,题材已经不限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了。我们都对现实的经济状况畅谈自己的看法,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主要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政策的失误所导致。周老师认为我人品可靠,所以在谈话中没有什么顾忌,直抒自己的观点。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认识是有限的,我只认识到这些都是政策失误的后果,而政策之所以失误,则是由于下情不能上达,甚至基层隐瞒实情,才导致政策制定出了偏差。当时我没有认识到是经济体制的弊端所致。大约十年之后,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再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目睹了农民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才进而认识到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些灾难。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
四
1962年,周老师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匆匆赶到医院,那时他还能下床走走,师生二人在病房前面走廊的靠椅上交谈很久。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我的工作上来。他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说仍在研究外国经济史,并且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老师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今天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在1965年就译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接着开始了十年动乱,拖到1985年才出版。至于《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一书,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从事翻译了,况且马雍同学也已在1985年《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出版后不久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到哪里去找一位互译互校的同龄合作伙伴呢?
1963年周老师逝世。在追悼会上,我痛哭失声。师母魏璧老师握住我的手,一边哭,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从1963年到现在,已经47年了。魏璧老师也早已谢世。当年参加周老师追悼会的北大经济系的教师中,不少人也先后离开了人间,但追悼会的情景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因为周老师是最早把我领上西方经济史研究道路的恩师。
1993年,周老师逝世30周年之际,我曾经以一首七绝表达了对周老师的怀念和崇敬。
七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接着,1952年夏季开始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城里的沙滩迁入西郊燕京大学校址,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大。那年秋季,我们就在燕园上课。我是先认识经济系的赵迺抟教授,再通过赵迺抟教授认识周炳琳教授的。记得他们两位教授同住在燕东园教授宿舍29号,两层小楼,赵老师住在楼上,周老师住在楼下。他们两位都已是五十多岁的长者,学生们尊称他们为周老、赵老。赵老师专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周老师专治外国经济史。在我上学期间,他们只做研究工作,没有开课。所以我并没有听过他们讲课。
我认识赵老师在先。那时他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京。我们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我是里面的常客,没有课时,我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赵老师也经常去。由于阅览室里学生很少,所以赵老师去久了就感到奇怪,怎么这个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就问我是几年级的,我说是刚入学的,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那天我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的书籍,我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老师很感兴趣,就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赵老师还把他家庭的地址告诉我,他住在东四十条的宿舍里,欢迎我到他家里去。但当时我没有机会认识周老师。
学校迁到西郊后,赵老师和周老师同住一栋小楼,楼上楼下。大约是1952年放寒假期间,有一天我去赵老师家,谈完后他对我说:“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这样,我下楼到了周先生家。那天,刚好周老师在家,师母魏璧老师也在,我就同两位老人畅谈起来了。周先生问我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说我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并告诉他们我读过哪些书。周老师很高兴,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那以后,直到我大学毕业,我每次到燕东园教授宿舍,都是先到赵老师家,再到周老师家。但周老师的社会活动多,所以有时没有见到周老师。赵老师和周老师两人的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北大图书馆没有,我常在两位老师家中借阅。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二
1955年我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担任资料员,但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帮助他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周炳琳老师经常在一起了。
分配工作后,我第一次到周老师家里去时,他十分高兴,对我说:“我知道你俄文不错,已经翻译了几本俄文书出版,你帮我翻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供我们参考。”又说:“如果时间富裕,你不妨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供教师们参考,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对你自己也很有好处。”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
从周老师家里出来后,我又到了赵迺抟老师家中。他知道我留在北大经济系当资料员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份,只要有真才实学,名份算个什么?”还说:“周先生为人正直,他很器重你,你继续努力,做学问吧!”赵老师和周老师是几十年至交,周老师年龄稍长于赵老师,他们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终身难忘。
稍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一定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教师和学生。于是我先把该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老师看。他觉得可以翻译此书,于是列入了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工作计划。全书40万字,我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全部译出,并交给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当时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还不深。
在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以前,对于拜占庭的兴亡我是不了解的。这一章的翻译过程也是我学习拜占庭经济史的过程。译完这一章后,我照例交给了周老师审阅。他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我时,他对我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我记住了周老师的指点,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这本书于1957年初译完,交给了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了。稿费是归学校的,但我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结婚、安家和把我的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
三
紧接着展开了“反右”斗争。会议越来越多,教师都忙于开会。这段时间内,教师为了避免惹麻烦,串门的少多了。我没有到赵老师和周老师的家中去看望他们。到了年底,北京大学的教师分批到北京门头沟区(当时称京西矿区)的农村下放劳动,1958年初出发。我是第一批下放的,整整一年在西斋堂村。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北京大学校园。这时,北大经济系设立了编译组,我转到编译组工作,从事英文经济学资料的编译,有空就又到赵老师、周老师家中请教。
1959年到1961年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我已有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两地分居,租了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居住,三间小房子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此外还有弟弟厉以平在北京101中学读书,生活相当艰难。幸亏我还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从这时起,我到两位老师家中去访谈时,题材已经不限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了。我们都对现实的经济状况畅谈自己的看法,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主要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政策的失误所导致。周老师认为我人品可靠,所以在谈话中没有什么顾忌,直抒自己的观点。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认识是有限的,我只认识到这些都是政策失误的后果,而政策之所以失误,则是由于下情不能上达,甚至基层隐瞒实情,才导致政策制定出了偏差。当时我没有认识到是经济体制的弊端所致。大约十年之后,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再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目睹了农民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才进而认识到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些灾难。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
四
1962年,周老师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匆匆赶到医院,那时他还能下床走走,师生二人在病房前面走廊的靠椅上交谈很久。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我的工作上来。他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说仍在研究外国经济史,并且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老师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今天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在1965年就译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接着开始了十年动乱,拖到1985年才出版。至于《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一书,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从事翻译了,况且马雍同学也已在1985年《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出版后不久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到哪里去找一位互译互校的同龄合作伙伴呢?
1963年周老师逝世。在追悼会上,我痛哭失声。师母魏璧老师握住我的手,一边哭,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从1963年到现在,已经47年了。魏璧老师也早已谢世。当年参加周老师追悼会的北大经济系的教师中,不少人也先后离开了人间,但追悼会的情景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因为周老师是最早把我领上西方经济史研究道路的恩师。
1993年,周老师逝世30周年之际,我曾经以一首七绝表达了对周老师的怀念和崇敬。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