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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是“百花文学”由盛开到凋谢的一年。尽管如此，在这短暂的“文学之春”依然产生了一批敢于干预生活的“新质”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家受苏联“解冻”思想的激发，力图使作品负起揭露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源于先前思想的压抑而突显出来的精神抗争和基于这种精神抗争的精神资源的匮乏，使得作品沦为一种棒喝下的灰色叙述。李国文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改选》就是其中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