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深圳前海将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RQFII相关ETF产品和港股ETF产品获批”等重大消息不断释放，显示国家政策层面力挺广东“国际金融”战略。
6月最后两天，《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批的消息，一股脑儿释放出来。
与两个月前“温州金改”放出消息时的情形不同，盘桓在2200点左右的股市没有应声上涨，被研究机构精心挑选出来的“金改受益股”也未能享受资金狂热追捧待遇。
此间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又传来“金改先行者”温州的非利好消息。有专家说，由于往深一步不知如何改起，“温州金改”面临难题。
这是否让“珠三角金改”的前途平添一重阴影？
金融第一省“金改”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联合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磊，参与了广东省内重要金融规划，他在今年5月底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就透露“珠三角金改”即将获批。在他看来，如此量级的“金改”动作，对于珠三角，尤其对于广东而言，稍显姗姗来迟。
广东筹谋全省范围内金融改革创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彼时，“十五”刚刚启幕，当年6月，正在系统反思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广东省，始挂牌成立省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强省”随即上升为政府意志。
进入“十一五”，2007年6月，广东趁热打铁，正式推出“金融强省战略”。而直到2010年，广东在布局珠三角产业规划时，才提出“允许在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思路。
此为“珠三角金改”构想首度面世。之后不久，2011年，《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报至国务院。而今年3月底，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金改”试验区是温州，“珠三角金改”方案能否获准批复，一度显得不太确定。
现在，“珠三角金改”已成定局，陆磊评价其政策力度超过温州，“这是真正的国家战略，这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站，而人民币国际化将引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地缘等一系列大的变化，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范围内的货币版图”。
广东是中国的实业大省，2011年度GDP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金融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与之对比，抢得“金改”头筹的温州，无论经济体量还是金融体量，大致只抵珠三角区域内一个市辖区。
另外，从地缘上看，珠三角毗连香港、澳门，尤其香港，本身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即便从国家层面考量，置身特殊地缘环境，在一个巨无霸经济体中力推“金改”，其意义应该比温州更加“牵一发而动全身”。
与“温州金改”的不同之处是， “珠三角金改”的起点有自己的特征。“简而言之，我们在金融改革创新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没有真正破题，全国性首创要么来自于滨海新区，要么来自于浦东，社区性的面向自然人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更多来自于江浙。因此，无论（金融）市场、服务、产品、机构，广东没有非常突出的亮点，还处于滞后期。”陆磊认为。
这一说法不缺印证。6月26日起连续3天，首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作为“珠三角金改”的预热节目，在广州会展中心举行。本刊记者走访展区内粤籍小贷公司，发现大多数公司正专注于抵押贷款，而本刊此前在中国西部调查显示（见《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16期《小额贷款公司灰幕》），小贷公司抵押贷款业务已经步履维艰，转而谋求信用贷款技术创新。在融资技术创新上，重庆小贷资产甚至已经推入金融资产交易所上市交易。
“珠三角金改”布局中，广州是重要一环。6月29日，广州市金融办主任周建军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广州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工作抓手时，提及广州将致力于发展“碳排放权交易所”、“股权交易中心”、“期货交易所”三大市场交易平台。
实际上，在广东以外，从北京、天津、上海一直到大连、成都、重庆，类似交易平台在三到四年前完成搭建，部分交易平台经证监会整顿之后已进入二次亮相阶段。
“63层”的金融伤痕
“这并非说，广东金融一直就死气沉沉，相反，广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拆借市场、融资中心、外汇交易都已经相当活跃。问题是，那时缺乏有效监管和风险认知，因此产生了严重的风险和历史包袱。”
陆磊领衔创办了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对广东金融流变尤其熟悉。据他介绍，中国城市信用社全行业关闭起源于广东，国家层面推动的贷款五级分类政策最早也从广东试点，“1998年，几乎当时全中国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操作者都集中在广东”。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广东确曾在“金改”创新的道路上迅猛突进，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奇观，也曾留下伤痕。而这一切的见证者，当属至今仍矗立在广州环市东路上的广东国际大厦。
广东国际大厦俗称“63层”，曾有“南天一柱”的赞誉，在2010年世界第六高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广州西塔）崛起之前，老广东人心目中，“63层”既是广东改革开放成功的象征，又像是广东金融的敏感高度。
“63层”主要由原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国投”）于1991年投资建成。在此之前，“广国投”已被国家主管机关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公司，并作为此类窗口公司的领头羊，在香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到1997年底，“广国投”一路走到最高点，成为总资产327亿人民币的特大型综合金融投资实业集团，位居中国信托业第二。
转眼到第二年，随着亚洲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广国投”于1999年1月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随后的清算结果令人咋舌，其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负债率高达168%。
“破产后，‘63层’成天被债权人围堵，甚至有人围攻22楼清算小组。相当一部分又是上年纪的老人，情绪激动，场面混乱，高峰时候人数上千，警察就来了好几百人。”一位曾专访过“63层”负责人的记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 作为“中国第一破产案”的“广国投”破产，给广东金融发展留下一道阴影。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刘昆在《金融研究》发表过论文，说：“广东地方金融机构，是从1980年成立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粤海公司起步，1988年恢复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广东发展银行，以后市县政府又陆续以这些公司分支机构名义成立独立法人的金融企业、城信社。1995年以后，一些地方又组建农金会，到1998年进行清理整顿时，形成了庞大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巨额的资产损失，成为广东经济生活中的‘定时炸弹’。”
“1997年以后，一直到2007年，广东在金融工作方面的一个着力点就是化解金融风险。这十年中，广东面临非常严重的金融历史包袱，因此不能责怪这些决策者（未能改变广东金融‘大而不强’的局面）。”陆磊打了一个比方，“假设你面对的是姚明，而且他又生病了，你就不能指望他立即重现赛场神威。但是，广东金融现在看起来似乎落后，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会落后。”
政策力挺“国际金融”
此次“珠三角金改”，广东设定了五条路径，即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对此，陆磊认为，广东未来推进“金改”的看点，是国际金融。
在6月26日开始的“金博（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特意主办“跨境人民币业务与企业国际化发展机遇”分论坛。随后，“深圳前海将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RQFII相关ETF产品和港股ETF产品获批”等重大消息不断释放，显示国家政策层面力挺广东“国际金融”战略。
陆磊主持了前述“跨境人民币业务与企业国际化发展机遇”分论坛，他日前向《瞭望东方周刊》解读了“珠三角金改”中有关“国际金融”设计的基本逻辑和可能愿景。其逻辑起点仍在广东实体经济上面。
广东所呈现的实体经济图景，首先是对外开放窗口。长期以来，“对外”所指，核心是立足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以香港为中转站，实现中国商品对外输出，并由此塑造了中国“世界工厂”形象。而广东在“世界工厂”当中，向来三分天下有其一。
随着实体经济走到现在，广东积累了丰裕的货币资金，区域要素禀赋却在变化，劳动力更贵，土地更贵，原先的制造业基地优势可能不再。此情此景，广东企业家除了面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还同时向东南亚国家输出资本。
广东的现实是外贸仍然偏大，外资由进变成出。于是货币之间的结算，也就是作为一种贸易货币和投资结算货币，到底以哪些币种为主，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金融课题。
人民币在这期间迅速展现活力。陆磊公布一组数据：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只有35.8亿元，2011年即飙升到2.08万亿元。2007年，人民币在香港存款余额为200亿元，去年年底则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
“贸易项下，中国进口其他国家货物对外支付人民币，人民币就通过贸易流出。第二个，由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持续升值，跟我们发生贸易关联的人就将人民币作为一种资产持有。现在，一些东南亚商人、政府都在公开或不公开增持人民币。”
由于一种主权货币只能用于境内投资，当境外越来越多的人持有数量庞大的人民币时，他们基于生利愿望，便希望中国开一个口子到境内投资，比如买中国金融资产，或者持有中国商品。
“这样一来，金融层面的链式反应便展开了。需要相应币种之间交易，这是最早的外汇市场；需要对汇率进行管理，有汇率衍生品市场；需要对企业股权交易，就有产权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OTC）。”
陆磊说，广东目前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板块建设，恰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需求，“所以才有珠海横琴离岸货币市场的想法，才有深圳前海能否打通港股和A股的想法，也才有广州南沙建设跨境总部金融基地的想法。”
陆磊认为，“珠三角金改”篮子中的“国际金融”板块建设，比指定某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更接地气。
“去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中，1/4是广东贡献的，广东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和投资背景，有真实的交易量，有内在的交易机理，并且有获利动机，所以它不同于某些地方向‘一行三会’要政策，广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完全基于实体经济需要。”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学博士丁力，此前长时间工作在浙江，立足“温州金改”观察广东，他认为，如果“温州金改”是在探索利率市场化，那么，“珠三角金改”可以探索汇率市场化。
丁力的着眼点在于“地下”。在他看来，以前温州地下钱庄、民间金融发达，导致利率混乱、风险积聚，故“温州金改”改堵为疏，给予适当的利率空间将地下金融引入合法轨道，并形成有效监管。
广东地下钱庄业务偏重外汇交易，事实上也在监管之外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地下外汇市场。因此，丁力认为，“珠三角金改”要直面现实，绕不过汇率市场化这道门槛。
丁力是在今年5月底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出这一设想，其时，外界对“温州金改”尺度的议论悬而未决，主张温州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探路的呼声渐高。
而刚进入6月，悬念即告终止。此间周小川在华盛顿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利率、汇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个地方试点，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则套利机会太显著。”
技术派突围“金改”
6月28日，广东“金博（交）会”尚未闭幕，上海“2012陆家嘴金融论坛”又告开幕。在这场政、商、学界金融精英荟萃，规格更胜广东一筹的金融大会上，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温州金改’有可能出现雷声大、雨点小，走向‘流产’现象。”
在郭田勇看来，温州金改实验区准备并不充分，有些仓促上马，上马以后便会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因为不改也不行了，但是往深处改又不知道怎么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口”。
目前，“珠三角金改”实验区已经获批。那么，“珠三角金改”到底能改什么，怎么改革，不止被各方猜测，也有人担忧会不会沦为“温州金改”后继。
“首先，金融政策很大一块都掌握在北京，地方很难在政策上有作为，真正地方‘金改’创新，一是制度创新，就是突破政策管制，同时又在监管方面有所创新。二是金融产品创新，三是金融技术创新。”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综合开发研究院是接受国务院研究室业务指导的研究机构，发布中国29个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指数，这种全国视野下就金融工作进行经常性比对，使郭万达建立起一套审视地方“金改”的格式系统。
在郭万达看来，地方“金改”千头万绪，究其实质，都跑不出制度、产品、技术三个层面的创新。而这三者当中，他尤其看重后两者。
深圳从2007年推动的中小企业集合债，被郭万达视为金融产品创新活生生的案例，“大企业发债很方便，小企业要发两三千万的债，标的太小，谁都不敢买。于是把多个中小企业集合起来，捆绑打包统一发债，这就是创新”。
郭万达还预判，未来金融技术创新或更多通过IT技术达成。他举例，深圳某保险公司目前正打算在互联网上打造金融超市，面向客户实现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产品的一站式服务。
“客户眼中，这家保险公司同时做银行、保险、证券业务，好像它违反监管搞起了混业经营，但实际上它只是通过网络技术把分业经营的金融业务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既方便了客户，又在政策规定之内。”
陆磊则对“金改”政策收放尺度不作过多揣测。陆磊于1995年至2003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和研究局工作，谙熟央行面向地方出台政策的基本原则，“我们搞政策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基本判断，并非给你什么政策，你就能做出什么，只有你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给你政策都说不过去”。
陆磊反对把改革创新寄望于顶层设计，为此，不久前他专门发表《让金融回归技术》一文，斥责“我们如滥用抗生素一样滥用‘改革’”。他认为，过于强调金融的体制性，结果是诸多可以在技术层面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体制改革，他甚至认为“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形成机制，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新股发行，均属于由谁定价、如何定价的技术问题”。
郭万达、陆磊这样的技术立场，似在拓展地方“金改”上手的空间。但陆磊接受本刊采访时又特别强调，“珠三角金改”的全面推开，亟待广东形成一个掌握现代金融知识的技术官僚集团，方才能抓住“金改”主动权，真正达成改革愿景。
本刊记者此次走访了“珠三角金改”3个布局点，即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背后，从与基层官员交谈中不难发现，部分官员谈及新区招商引资往往滔滔不绝，涉及金融则显得力有未逮。
据陆磊说，他已向广东省政府建议“十百千万工程”，即5年内引进10名国际顶尖金融人才、100名高级职业经理人，培养1000名金融骨干专业人才、10000名金融中介技术人才。目前，该计划已被政府采纳，并写进《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
“广州价格”
6月28日当天，在具有百年商业、金融源脉的广州长堤大马路上，广州市政府倾力打造的“民间金融街”正式开街，以本土小贷公司为主的32家金融机构一齐入驻。
与其他地方一省（直辖市）之内动辄上百家小贷公司相比，广州的手笔似乎不够大。但“民间金融街”街头同步挂出电子公告牌，及时发布金融街内小贷、担保、典当利率、费率，由此使这片金融洼地变身为中国民间融资的价格风向标。
这就是技术细节，广州金融官员了然其技术逻辑。他们对媒体阐述：集中发布驻街机构资金供求信息，逐步建立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和监管治理环境的民间金融利率、费率价格形成机制---即“广州价格”。
6月最后两天，《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批的消息，一股脑儿释放出来。
与两个月前“温州金改”放出消息时的情形不同，盘桓在2200点左右的股市没有应声上涨，被研究机构精心挑选出来的“金改受益股”也未能享受资金狂热追捧待遇。
此间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又传来“金改先行者”温州的非利好消息。有专家说，由于往深一步不知如何改起，“温州金改”面临难题。
这是否让“珠三角金改”的前途平添一重阴影？
金融第一省“金改”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联合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磊，参与了广东省内重要金融规划，他在今年5月底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就透露“珠三角金改”即将获批。在他看来，如此量级的“金改”动作，对于珠三角，尤其对于广东而言，稍显姗姗来迟。
广东筹谋全省范围内金融改革创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彼时，“十五”刚刚启幕，当年6月，正在系统反思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广东省，始挂牌成立省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强省”随即上升为政府意志。
进入“十一五”，2007年6月，广东趁热打铁，正式推出“金融强省战略”。而直到2010年，广东在布局珠三角产业规划时，才提出“允许在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思路。
此为“珠三角金改”构想首度面世。之后不久，2011年，《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报至国务院。而今年3月底，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金改”试验区是温州，“珠三角金改”方案能否获准批复，一度显得不太确定。
现在，“珠三角金改”已成定局，陆磊评价其政策力度超过温州，“这是真正的国家战略，这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站，而人民币国际化将引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地缘等一系列大的变化，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范围内的货币版图”。
广东是中国的实业大省，2011年度GDP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金融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与之对比，抢得“金改”头筹的温州，无论经济体量还是金融体量，大致只抵珠三角区域内一个市辖区。
另外，从地缘上看，珠三角毗连香港、澳门，尤其香港，本身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即便从国家层面考量，置身特殊地缘环境，在一个巨无霸经济体中力推“金改”，其意义应该比温州更加“牵一发而动全身”。
与“温州金改”的不同之处是， “珠三角金改”的起点有自己的特征。“简而言之，我们在金融改革创新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没有真正破题，全国性首创要么来自于滨海新区，要么来自于浦东，社区性的面向自然人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更多来自于江浙。因此，无论（金融）市场、服务、产品、机构，广东没有非常突出的亮点，还处于滞后期。”陆磊认为。
这一说法不缺印证。6月26日起连续3天，首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作为“珠三角金改”的预热节目，在广州会展中心举行。本刊记者走访展区内粤籍小贷公司，发现大多数公司正专注于抵押贷款，而本刊此前在中国西部调查显示（见《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16期《小额贷款公司灰幕》），小贷公司抵押贷款业务已经步履维艰，转而谋求信用贷款技术创新。在融资技术创新上，重庆小贷资产甚至已经推入金融资产交易所上市交易。
“珠三角金改”布局中，广州是重要一环。6月29日，广州市金融办主任周建军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广州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工作抓手时，提及广州将致力于发展“碳排放权交易所”、“股权交易中心”、“期货交易所”三大市场交易平台。
实际上，在广东以外，从北京、天津、上海一直到大连、成都、重庆，类似交易平台在三到四年前完成搭建，部分交易平台经证监会整顿之后已进入二次亮相阶段。
“63层”的金融伤痕
“这并非说，广东金融一直就死气沉沉，相反，广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拆借市场、融资中心、外汇交易都已经相当活跃。问题是，那时缺乏有效监管和风险认知，因此产生了严重的风险和历史包袱。”
陆磊领衔创办了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对广东金融流变尤其熟悉。据他介绍，中国城市信用社全行业关闭起源于广东，国家层面推动的贷款五级分类政策最早也从广东试点，“1998年，几乎当时全中国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操作者都集中在广东”。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广东确曾在“金改”创新的道路上迅猛突进，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奇观，也曾留下伤痕。而这一切的见证者，当属至今仍矗立在广州环市东路上的广东国际大厦。
广东国际大厦俗称“63层”，曾有“南天一柱”的赞誉，在2010年世界第六高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广州西塔）崛起之前，老广东人心目中，“63层”既是广东改革开放成功的象征，又像是广东金融的敏感高度。
“63层”主要由原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国投”）于1991年投资建成。在此之前，“广国投”已被国家主管机关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公司，并作为此类窗口公司的领头羊，在香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到1997年底，“广国投”一路走到最高点，成为总资产327亿人民币的特大型综合金融投资实业集团，位居中国信托业第二。
转眼到第二年，随着亚洲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广国投”于1999年1月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随后的清算结果令人咋舌，其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负债率高达168%。
“破产后，‘63层’成天被债权人围堵，甚至有人围攻22楼清算小组。相当一部分又是上年纪的老人，情绪激动，场面混乱，高峰时候人数上千，警察就来了好几百人。”一位曾专访过“63层”负责人的记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 作为“中国第一破产案”的“广国投”破产，给广东金融发展留下一道阴影。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刘昆在《金融研究》发表过论文，说：“广东地方金融机构，是从1980年成立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粤海公司起步，1988年恢复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广东发展银行，以后市县政府又陆续以这些公司分支机构名义成立独立法人的金融企业、城信社。1995年以后，一些地方又组建农金会，到1998年进行清理整顿时，形成了庞大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巨额的资产损失，成为广东经济生活中的‘定时炸弹’。”
“1997年以后，一直到2007年，广东在金融工作方面的一个着力点就是化解金融风险。这十年中，广东面临非常严重的金融历史包袱，因此不能责怪这些决策者（未能改变广东金融‘大而不强’的局面）。”陆磊打了一个比方，“假设你面对的是姚明，而且他又生病了，你就不能指望他立即重现赛场神威。但是，广东金融现在看起来似乎落后，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会落后。”
政策力挺“国际金融”
此次“珠三角金改”，广东设定了五条路径，即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对此，陆磊认为，广东未来推进“金改”的看点，是国际金融。
在6月26日开始的“金博（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特意主办“跨境人民币业务与企业国际化发展机遇”分论坛。随后，“深圳前海将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RQFII相关ETF产品和港股ETF产品获批”等重大消息不断释放，显示国家政策层面力挺广东“国际金融”战略。
陆磊主持了前述“跨境人民币业务与企业国际化发展机遇”分论坛，他日前向《瞭望东方周刊》解读了“珠三角金改”中有关“国际金融”设计的基本逻辑和可能愿景。其逻辑起点仍在广东实体经济上面。
广东所呈现的实体经济图景，首先是对外开放窗口。长期以来，“对外”所指，核心是立足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以香港为中转站，实现中国商品对外输出，并由此塑造了中国“世界工厂”形象。而广东在“世界工厂”当中，向来三分天下有其一。
随着实体经济走到现在，广东积累了丰裕的货币资金，区域要素禀赋却在变化，劳动力更贵，土地更贵，原先的制造业基地优势可能不再。此情此景，广东企业家除了面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还同时向东南亚国家输出资本。
广东的现实是外贸仍然偏大，外资由进变成出。于是货币之间的结算，也就是作为一种贸易货币和投资结算货币，到底以哪些币种为主，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金融课题。
人民币在这期间迅速展现活力。陆磊公布一组数据：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只有35.8亿元，2011年即飙升到2.08万亿元。2007年，人民币在香港存款余额为200亿元，去年年底则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
“贸易项下，中国进口其他国家货物对外支付人民币，人民币就通过贸易流出。第二个，由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持续升值，跟我们发生贸易关联的人就将人民币作为一种资产持有。现在，一些东南亚商人、政府都在公开或不公开增持人民币。”
由于一种主权货币只能用于境内投资，当境外越来越多的人持有数量庞大的人民币时，他们基于生利愿望，便希望中国开一个口子到境内投资，比如买中国金融资产，或者持有中国商品。
“这样一来，金融层面的链式反应便展开了。需要相应币种之间交易，这是最早的外汇市场；需要对汇率进行管理，有汇率衍生品市场；需要对企业股权交易，就有产权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OTC）。”
陆磊说，广东目前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板块建设，恰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需求，“所以才有珠海横琴离岸货币市场的想法，才有深圳前海能否打通港股和A股的想法，也才有广州南沙建设跨境总部金融基地的想法。”
陆磊认为，“珠三角金改”篮子中的“国际金融”板块建设，比指定某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更接地气。
“去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中，1/4是广东贡献的，广东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和投资背景，有真实的交易量，有内在的交易机理，并且有获利动机，所以它不同于某些地方向‘一行三会’要政策，广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完全基于实体经济需要。”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学博士丁力，此前长时间工作在浙江，立足“温州金改”观察广东，他认为，如果“温州金改”是在探索利率市场化，那么，“珠三角金改”可以探索汇率市场化。
丁力的着眼点在于“地下”。在他看来，以前温州地下钱庄、民间金融发达，导致利率混乱、风险积聚，故“温州金改”改堵为疏，给予适当的利率空间将地下金融引入合法轨道，并形成有效监管。
广东地下钱庄业务偏重外汇交易，事实上也在监管之外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地下外汇市场。因此，丁力认为，“珠三角金改”要直面现实，绕不过汇率市场化这道门槛。
丁力是在今年5月底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出这一设想，其时，外界对“温州金改”尺度的议论悬而未决，主张温州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探路的呼声渐高。
而刚进入6月，悬念即告终止。此间周小川在华盛顿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利率、汇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个地方试点，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则套利机会太显著。”
技术派突围“金改”
6月28日，广东“金博（交）会”尚未闭幕，上海“2012陆家嘴金融论坛”又告开幕。在这场政、商、学界金融精英荟萃，规格更胜广东一筹的金融大会上，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温州金改’有可能出现雷声大、雨点小，走向‘流产’现象。”
在郭田勇看来，温州金改实验区准备并不充分，有些仓促上马，上马以后便会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因为不改也不行了，但是往深处改又不知道怎么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口”。
目前，“珠三角金改”实验区已经获批。那么，“珠三角金改”到底能改什么，怎么改革，不止被各方猜测，也有人担忧会不会沦为“温州金改”后继。
“首先，金融政策很大一块都掌握在北京，地方很难在政策上有作为，真正地方‘金改’创新，一是制度创新，就是突破政策管制，同时又在监管方面有所创新。二是金融产品创新，三是金融技术创新。”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综合开发研究院是接受国务院研究室业务指导的研究机构，发布中国29个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指数，这种全国视野下就金融工作进行经常性比对，使郭万达建立起一套审视地方“金改”的格式系统。
在郭万达看来，地方“金改”千头万绪，究其实质，都跑不出制度、产品、技术三个层面的创新。而这三者当中，他尤其看重后两者。
深圳从2007年推动的中小企业集合债，被郭万达视为金融产品创新活生生的案例，“大企业发债很方便，小企业要发两三千万的债，标的太小，谁都不敢买。于是把多个中小企业集合起来，捆绑打包统一发债，这就是创新”。
郭万达还预判，未来金融技术创新或更多通过IT技术达成。他举例，深圳某保险公司目前正打算在互联网上打造金融超市，面向客户实现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产品的一站式服务。
“客户眼中，这家保险公司同时做银行、保险、证券业务，好像它违反监管搞起了混业经营，但实际上它只是通过网络技术把分业经营的金融业务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既方便了客户，又在政策规定之内。”
陆磊则对“金改”政策收放尺度不作过多揣测。陆磊于1995年至2003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和研究局工作，谙熟央行面向地方出台政策的基本原则，“我们搞政策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基本判断，并非给你什么政策，你就能做出什么，只有你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给你政策都说不过去”。
陆磊反对把改革创新寄望于顶层设计，为此，不久前他专门发表《让金融回归技术》一文，斥责“我们如滥用抗生素一样滥用‘改革’”。他认为，过于强调金融的体制性，结果是诸多可以在技术层面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体制改革，他甚至认为“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形成机制，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新股发行，均属于由谁定价、如何定价的技术问题”。
郭万达、陆磊这样的技术立场，似在拓展地方“金改”上手的空间。但陆磊接受本刊采访时又特别强调，“珠三角金改”的全面推开，亟待广东形成一个掌握现代金融知识的技术官僚集团，方才能抓住“金改”主动权，真正达成改革愿景。
本刊记者此次走访了“珠三角金改”3个布局点，即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背后，从与基层官员交谈中不难发现，部分官员谈及新区招商引资往往滔滔不绝，涉及金融则显得力有未逮。
据陆磊说，他已向广东省政府建议“十百千万工程”，即5年内引进10名国际顶尖金融人才、100名高级职业经理人，培养1000名金融骨干专业人才、10000名金融中介技术人才。目前，该计划已被政府采纳，并写进《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
“广州价格”
6月28日当天，在具有百年商业、金融源脉的广州长堤大马路上，广州市政府倾力打造的“民间金融街”正式开街，以本土小贷公司为主的32家金融机构一齐入驻。
与其他地方一省（直辖市）之内动辄上百家小贷公司相比，广州的手笔似乎不够大。但“民间金融街”街头同步挂出电子公告牌，及时发布金融街内小贷、担保、典当利率、费率，由此使这片金融洼地变身为中国民间融资的价格风向标。
这就是技术细节，广州金融官员了然其技术逻辑。他们对媒体阐述：集中发布驻街机构资金供求信息，逐步建立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和监管治理环境的民间金融利率、费率价格形成机制---即“广州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