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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1878年—1966年）：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曾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和华北大学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任职长达17年之久。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探索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理论，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谁培养人”—为国育才 提倡面向工农办大众教育
吴玉章（以下简称吴老）之所以一生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是因为他坚信教育是救国启民、兴国强邦的必由之路。
1.批判旧教育，提倡为大众办教育
吴老为国育才的思想可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吴老就提出“吾人当及时为国家育人才” [1]“以期养成健全之国民” [2]等。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老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根據中国革命的需要，进行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探索。[3]在194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批判旧教育只能教人一些空洞的思想，甚至几句无聊的文章，而这些思想和文章对于实际生活没有用处，还不如做石匠、木匠可以学一点手艺。他说：“大众也不愿意进学校去学习，而学校也只是为那些有钱的‘上等人’服务，使他们好去做官来压迫老百姓。因此，中国的教育，多年来是和大众没有关系的，因此中国也才成了没有力量的国家，作了世界各强国的半殖民地。”他认为大众的进步或落后并不在于生性聪明或愚蠢，而在于教育的好或坏。教育好的国家，那么人人都有力量而国家也有力量;教育坏的国家，那就人人都没有能力，或能力很小，因此国家也不能强盛起来。[4]针对旧教育“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的弊端，吴老提出教育应该“为社会服务、对人民负责”。作为校长，吴老在阐释华北大学“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校训时强调要“忠诚”，他说：“尽己力谓忠，就是说要尽我们的力量，老老实实，为广大群众服务，不辞劳苦，不怕困难，为社会服务。诚就是诚实不欺，不自欺欺人，说话做事都要有信用。我们言行一致，表里一致，我们的一切言行完全对人民负责。” [5]
2.为工农敞开大门，培养万千建国干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数量还不到全国总人数的0.5%，无法满足经济复苏与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6]。吴老以及其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的革命教育传统，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数为2，930人，其中入学前为干部和工人的占到72%，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是战斗英雄和劳模，部分系科，如外交系的学员更是几乎全部都为工农干部出身[7]。1950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这是中国社会关系在政权改变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劳动人民将被逐步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进入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知识的领域，成为新中国建设中的骨干。” 1950年5月，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和建设需要，吴老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能够建立新的经济制度，能够管理新的国家。” [8]当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工农学生，很多人是在旧体制下没有办法进入大学的，而他们通过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系统学习，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
“培养什么样的人” —为党育人 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吴老几十年坚持不懈办教育，就是要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他强调高校要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把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对青年的教育予以深切期望。他说：“青年人走什么路的问题，是关系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青年人关心，而且老一代和家长们也都是关心的。青年人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作为，为国家作出贡献。老一代和家长们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好孩子，更主要的是希望青年人做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吴老把学生的学习质量与党和国家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上升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高度。他指出：“学生必须牢固地树立起在学习上为国家负责的观点，认识到在校的学习质量直接关系到将来的工作质量，学习成绩的问题不只是个人问题，而首先是影响到国家建设事业的问题。” [9]为此，他提出，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就必须坚持学习上紧张而持久的劳动。他说：“希望我们学校的课堂里没有一个害怕艰苦的人的座位。不但要不怕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尤其要不怕掌握知识过程中的艰苦。” [10]
吴老认为，教育必须为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服务，启迪人民的智慧和觉悟，否则便失去了教育的意义和作用。[11]在谆谆告诫学生要牢固树立为国家、为人民而学习的态度的同时，吴老特别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他成功结合中外办学实践经验，形成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育人模式。他认为：“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应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加以贯彻，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某些教学环节的特殊任务。” [12] “高校要为国家培养质量较高的合乎规格的人才，它不但要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还必须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要求学生具备独立进行自学、独立研究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的学生—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学生，毕业之后才能运用他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继续研究学问，把科学推向前进。” [13]
“怎样培养人”—理论联系实际 扎根中国大地
第一，“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对此，吴老做过如下阐述：“我们在领导思想上不但强调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而且还强调系统地和密切地注意中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并从实际出发规定我们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各种教学制度等。” [14]例如：在系科设置方面，吴老为人民大学确立了一条鲜明的办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根据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设置系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和安排课程。在办学体制和课程体系方面，学校充分考虑到工农干部学员的特点，将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学校还开设了预科、工农速成中学等教学机构，帮助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补习文化知识，并开设马克思主义夜校和夜大学，为高校及中央和北京市输送了大批在职干部。 第二，在人才培养方面，理论联系实际显得尤为重要。吴老说：“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以理论说明实际，使学员体验到什么是理论与实际结合，进而了解到或实践到理论与实际如何结合。” [15]他强调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说：“最主要的是要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6]他强调学以致用，强调青年学生要了解国情。他指出：“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学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7]他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要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又要具有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才能担负起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18]他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不论是授课或学习，都要联系实际。为此，学校建立了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和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的制度。[19]
要想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人民大学，建章立制是重要的保障。吴老十分注重制度建设，特别是明确教学方面的制度和秩序。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包括校长集体办公制度、会议汇报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等。他主张学校一切工作要服务于教学，建立严密的计划和良好的秩序。他经常说，一个学校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即使是一个螺丝钉松了，也会影响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转。
关于吴老综合中外古今的有益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创办社会主义大学方面的贡献，教育部原部长蒋南翔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新型大学，显然不能走旧中国盲目抄袭欧美的老路。……由于吴老创办过老解放区的高校，又有在旧中国办教育的经验，对苏联教育也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能比较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央的上述方针。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在系科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针、科学研究、师资培训等方面，都根据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吸取苏联经验，也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关于学习苏联，他强调对待外国经验，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搞教条主义，这些意见，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很可取的。” [20]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学校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和规定教育方针。” [21]从延安大学、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吴老始终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成为不断探索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道路上的开拓者。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管理项目 “吴玉章教育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程文，陈岳军编著.吴玉章往来书信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53.
[2][3][4][5][8][9][10]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367，390，410，482，483.
[6]余立.中国高等教育史（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8-19.
[7]梁敬芝，刘向兵.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6）：140.
[11][19]程文.吴玉章教育思想与实践[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8.
[12][13]吴玉章.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J].教学与研究，1954（10）：3-4.
[14]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三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N].人民日报，1953-10-04（4）.
[15]吳玉章.吴玉章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75.
[16]成仿吾.忆吴玉章[M]//刘葆观.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5.
[17]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71-72.
[18]宋涛.永远怀念吴玉章校长[C]//纪念吴玉章同志逝世40周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2006：62.
[20]黄达，毛佩琦，任兆文.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61.
[21]王云风.延安大学校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5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郑水泉系学校党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于 洋]
“为谁培养人”—为国育才 提倡面向工农办大众教育
吴玉章（以下简称吴老）之所以一生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是因为他坚信教育是救国启民、兴国强邦的必由之路。
1.批判旧教育，提倡为大众办教育
吴老为国育才的思想可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吴老就提出“吾人当及时为国家育人才” [1]“以期养成健全之国民” [2]等。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老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根據中国革命的需要，进行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探索。[3]在194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批判旧教育只能教人一些空洞的思想，甚至几句无聊的文章，而这些思想和文章对于实际生活没有用处，还不如做石匠、木匠可以学一点手艺。他说：“大众也不愿意进学校去学习，而学校也只是为那些有钱的‘上等人’服务，使他们好去做官来压迫老百姓。因此，中国的教育，多年来是和大众没有关系的，因此中国也才成了没有力量的国家，作了世界各强国的半殖民地。”他认为大众的进步或落后并不在于生性聪明或愚蠢，而在于教育的好或坏。教育好的国家，那么人人都有力量而国家也有力量;教育坏的国家，那就人人都没有能力，或能力很小，因此国家也不能强盛起来。[4]针对旧教育“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的弊端，吴老提出教育应该“为社会服务、对人民负责”。作为校长，吴老在阐释华北大学“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校训时强调要“忠诚”，他说：“尽己力谓忠，就是说要尽我们的力量，老老实实，为广大群众服务，不辞劳苦，不怕困难，为社会服务。诚就是诚实不欺，不自欺欺人，说话做事都要有信用。我们言行一致，表里一致，我们的一切言行完全对人民负责。” [5]
2.为工农敞开大门，培养万千建国干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数量还不到全国总人数的0.5%，无法满足经济复苏与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6]。吴老以及其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的革命教育传统，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数为2，930人，其中入学前为干部和工人的占到72%，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是战斗英雄和劳模，部分系科，如外交系的学员更是几乎全部都为工农干部出身[7]。1950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这是中国社会关系在政权改变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劳动人民将被逐步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进入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知识的领域，成为新中国建设中的骨干。” 1950年5月，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和建设需要，吴老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能够建立新的经济制度，能够管理新的国家。” [8]当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工农学生，很多人是在旧体制下没有办法进入大学的，而他们通过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系统学习，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
“培养什么样的人” —为党育人 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吴老几十年坚持不懈办教育，就是要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他强调高校要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把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对青年的教育予以深切期望。他说：“青年人走什么路的问题，是关系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青年人关心，而且老一代和家长们也都是关心的。青年人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作为，为国家作出贡献。老一代和家长们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好孩子，更主要的是希望青年人做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吴老把学生的学习质量与党和国家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上升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高度。他指出：“学生必须牢固地树立起在学习上为国家负责的观点，认识到在校的学习质量直接关系到将来的工作质量，学习成绩的问题不只是个人问题，而首先是影响到国家建设事业的问题。” [9]为此，他提出，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就必须坚持学习上紧张而持久的劳动。他说：“希望我们学校的课堂里没有一个害怕艰苦的人的座位。不但要不怕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尤其要不怕掌握知识过程中的艰苦。” [10]
吴老认为，教育必须为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服务，启迪人民的智慧和觉悟，否则便失去了教育的意义和作用。[11]在谆谆告诫学生要牢固树立为国家、为人民而学习的态度的同时，吴老特别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他成功结合中外办学实践经验，形成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育人模式。他认为：“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应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加以贯彻，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某些教学环节的特殊任务。” [12] “高校要为国家培养质量较高的合乎规格的人才，它不但要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还必须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要求学生具备独立进行自学、独立研究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的学生—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学生，毕业之后才能运用他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继续研究学问，把科学推向前进。” [13]
“怎样培养人”—理论联系实际 扎根中国大地
第一，“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对此，吴老做过如下阐述：“我们在领导思想上不但强调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而且还强调系统地和密切地注意中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并从实际出发规定我们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各种教学制度等。” [14]例如：在系科设置方面，吴老为人民大学确立了一条鲜明的办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根据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设置系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和安排课程。在办学体制和课程体系方面，学校充分考虑到工农干部学员的特点，将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学校还开设了预科、工农速成中学等教学机构，帮助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补习文化知识，并开设马克思主义夜校和夜大学，为高校及中央和北京市输送了大批在职干部。 第二，在人才培养方面，理论联系实际显得尤为重要。吴老说：“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以理论说明实际，使学员体验到什么是理论与实际结合，进而了解到或实践到理论与实际如何结合。” [15]他强调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说：“最主要的是要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6]他强调学以致用，强调青年学生要了解国情。他指出：“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学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7]他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要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又要具有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才能担负起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18]他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不论是授课或学习，都要联系实际。为此，学校建立了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和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的制度。[19]
要想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人民大学，建章立制是重要的保障。吴老十分注重制度建设，特别是明确教学方面的制度和秩序。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包括校长集体办公制度、会议汇报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等。他主张学校一切工作要服务于教学，建立严密的计划和良好的秩序。他经常说，一个学校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即使是一个螺丝钉松了，也会影响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转。
关于吴老综合中外古今的有益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创办社会主义大学方面的贡献，教育部原部长蒋南翔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新型大学，显然不能走旧中国盲目抄袭欧美的老路。……由于吴老创办过老解放区的高校，又有在旧中国办教育的经验，对苏联教育也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能比较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央的上述方针。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在系科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针、科学研究、师资培训等方面，都根据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吸取苏联经验，也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关于学习苏联，他强调对待外国经验，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搞教条主义，这些意见，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很可取的。” [20]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学校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和规定教育方针。” [21]从延安大学、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吴老始终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成为不断探索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道路上的开拓者。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管理项目 “吴玉章教育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程文，陈岳军编著.吴玉章往来书信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53.
[2][3][4][5][8][9][10]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367，390，410，482，483.
[6]余立.中国高等教育史（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8-19.
[7]梁敬芝，刘向兵.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6）：140.
[11][19]程文.吴玉章教育思想与实践[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8.
[12][13]吴玉章.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J].教学与研究，1954（10）：3-4.
[14]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三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N].人民日报，1953-10-04（4）.
[15]吳玉章.吴玉章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75.
[16]成仿吾.忆吴玉章[M]//刘葆观.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5.
[17]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71-72.
[18]宋涛.永远怀念吴玉章校长[C]//纪念吴玉章同志逝世40周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2006：62.
[20]黄达，毛佩琦，任兆文.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61.
[21]王云风.延安大学校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5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郑水泉系学校党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