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一个学术类选题的采访需要积蓄获取过量新知的勇气和脑力，而我总会被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打断思绪。
　　这几天，此类困窘又盘旋回我的脑袋里，拖慢了我原本就不太乐观的进度，譬如：在采访这位学者前，没有或很少涉猎这个领域的入门专著，一时无法对该学者的研究做客观判断;他/她已经接受过一系列媒体采访，对自己的研究做了相对详实的回答，要再往精深处突破的难度加大;该领域比较小众，读者未必好奇;学者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公共写作者，以自己的能力去对他/她的学术和人生进行总结，几乎注定会导向一种智力上的减损;等等等等。
　　最大的苦恼在于智识水平的不对等。这本是这类选题对我最大的吸引力之一。我曾认为，每做一个学术选题，就可以对一个领域有基础的了解，并和该领域的优秀学者对话，及时解答自己的疑问，多好啊。
　　我做过的学术选题大都不具备强时效性，不需要短时间内冲刺完成，如能好好规划，一次采访可以有集中的两三周时间准备，这其实已算奢侈。但翻开新领域的学术著作，智力上的降维打击会让人沮丧，我往往软弱地把书本抛开，几天（或更久）后又为之前没有咬牙读下去懊悔。
　　我第一次采访的学者是江弱水，他主要研究中西方现代诗及古典诗。编辑建平布置这个选题后，我以毕业的借口拖延了两三个月，最后发现采访时间竟然就在十余天后。好在他不是著作等身，我囫囵把握住了他的研究脉络，零零散散记了一堆提问。
　　高铁上，江弱水突然发信息：你到杭州了吗？我们提前到今天采访吧，你明天可以游西湖！
　　咽下苦水接住了他的好意，我将提纲匆匆梳理打印出四页，发给建平把关。建平很快反馈：这些问题都不用问了。又发来几篇过往学者报道给我参考。我才注意到自己提了不少过细又缺乏延展性的问题，满足了我个人对研究中某一小点的好奇，但不具备面向读者的公共性。
　　怎么找到公共性？我很排斥“普通人应该怎么读史？”“普通人应该怎么读诗？”这样人人皆可问、可答的偷懒句式，也学会了避免一些自娱的问题，但如何平衡，我现在也没摸索明白。
　　今年春天，我采访了东欧文学研究者景凯旋。这次，我提前两个月就开始（缓慢地）看东欧历史与文学相关的书籍（当然离完成计划中的书单还有很大距离）。采访在他家附近的茶楼，他不拘时间，聊了三小时;到傍晚，他主动提出，可以边吃边聊，又过去了三个小时。聊了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地下写作、昆德拉和哈维尔、当下作家的生存问题……我明显地感到随着时间流逝，由于我的能力局限，聊天的密度到达一个层面后开始减弱。写完稿，我恰好翻开《思虑20世纪》，这是两个代际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与托尼·朱特关于上世纪重要思想的对谈。和那“对那些被遗忘的观念的重訪和对时髦思潮的仔细检视”相比，我感觉自己引导的对话只是暴露了浅薄，很是挫败了一阵。

　　有时采访也受外界因素影响。夏天，采访学者罗新的契机是一本学术文集出版，他的书和论文不多，提前几天我已准备好了提纲，一身轻松，甚至构思起行文框架。没想到理想国把所有采访安排在了一天。午后两点我进采访间时，他已接受至少四五个采访，面色疲惫，对于我提纲中的重点之一——民族主义史学观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当下互联网舆论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回复得十分简短（更难过的是在我交稿前看到另一家媒体的提问，相似的问题罗新给了很长的回答）。我一度心凉，采访快结束时随口问他下次徒步的计划，才意外引出他对家乡历史的兴趣和考据过程，那又与他学术路径的重要转变直接相关，采访才算有救。
　　写稿阶段，又有新的怀疑。我一面憾恨受制于自身水平和采访局限一些话题没有聊透，一面又疑惑，这类好几千字、靠学术逻辑而非人物性格搭建的报道，每一个点开公众号的人真的会读完吗？在有限的字数里，自己呈现的每一个提问真的对读者有足够价值吗？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