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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地摊这种极具历史与传统特征的经济形式，我们既不能一一刀地予以大范围取缔，也不能一窝蜂地不问实际大干快上。当务之急，是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掘这种经济力量的价值和魅力。
一直以来被称为“城市边缘经济”的地摊儿，在2020年上半年迅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尤其是在官方及主流媒体频繁鼓励和定调之后，地摊经济的活力开始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释放。
2020年5月27日，中央文明办明确，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紧接着的6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强调，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6月3日，中国政府网转载了一篇知名财经媒体发布的《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地摊经济火了》的新闻报道，对地摊经济的积极作用再一次肯定。
“边缘经济”的爆火逻辑
地摊经济能够重归大众主流视线，与当下的新冠疫情不无关系。在许多实体行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击之后，商场百货等规模商业业态按下了暫停键，随之而来的，则是数以万计的相关从业人员面临失业的风险。
在此背景之下，形式灵活，不受时间地点等制约的地摊经济重新焕发出活力。它不仅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消费者的当务之需，也让短期内无法重归岗位的务工人员找到自己的营生。
很多媒体在报道时用了“地摊经济重启”的关键词，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准确。地摊经济形式其实一直存在，甚至在很多城市还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早在2020年3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就出台了《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在这一措施之下，成都市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等，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与此同时，措施也明确了临时占道经营需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工作。
无独有偶。今年5月1日，江苏南京市域管局正式发布了《做好防疫期间临时外摆摊点服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要求，各区（园区）在广泛听取居民意见的基础上，选择具备外摆条件、有统一运营管理的特色街区、商业体外广场和开放式公园，合理设置外摆区域、明确设置外摆种类、规范设置外摆设施、科学设置外摆时段。临时外摆摊点不得危及消防安全、不得影响交通秩序、不得污染环境卫生，并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截至今年5月末，郑州、长沙、西安、大连、青岛等多个重要城市均提出了放开地摊经济相关指导措施。并且，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在纷纷加入， “地摊经济”以蔚然成风的姿态，成为2020年新冠疫情中后期经济复苏活力的一个“缩影”。
各地指导政策的轮番出台，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截至今年5月28日全国“两会”闭幕时，成都市已实现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累计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客观上促使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南京市也在3400个临时摊点基础上，新增134处、共1410个临时外摆摊点，并对1912街区、夫子庙、新街口等重要地段的夜间经济配套进行规范充实。南京市相关部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介绍，6月中下旬还推出了新街口市集和熙南里锦鳞十二市。
在疫情影响之下，各地政府大力推动地摊经济开放以及做出的相应指导措施，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就援引了成都这座西部城市在地摊经济规范化经营之下解决了10万人次就业的成绩。
审慎看待地摊热现状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官方、媒体以及各大电商及零售平台合力打造的地摊经济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过热”现象。
6月初，一个有关首都北京地摊网点图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但随后，这份摆摊地图上被证明是谣传。因为帖子中的109处摆摊地点，实际上是多年前本市无序设摊较为集中的点位，近年来已基本得到整治。
资本市场亦成为地摊热的渊薮之地。被称为“地摊经济第一股”的五菱汽车更是迅速收获数个涨停，引领一众售卖售货车的上市汽车公司的普涨。小商品城、银都股份、国恩股份、茂业商业等也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联动上涨。
部分媒体也将地摊渲染成了“新风口”，很多城市人群则纷纷走上街头，开始了摆摊营生，呈现出了一种另类的“万众创业”风潮。众多的互联网巨头同样不甘寂寞，纷纷下场借势营销，为地摊经济又填了一把火。阿里、京东、腾讯、苏宁争相推出的“全国小店烟火计划” “星星之火” “夜逛合伙人”等计划，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全民参与的讨论中，地摊经济被传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经济形式，认为其能包治当下经济面临的保增长、稳就业等一应社会问题。
但显然，地摊经济本身并不足以承担起如此重大的使命。而希冀这样一种经济补充形式，最终演变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新势力，显然也不具有现实的土壤。
地摊经济的优与劣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地摊作为一种简单而又古老的经济形态由来已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社会分工实现了对自然分工的超越，最终推动了生产劳动走向交换的革命。 “贩”的出现，促成了“摊”的兴起，二者的结合最终成就了这种包容性极强的社会群体与经济形式。
对于地摊经济，历来评价均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形。在发展尚不充分的地区及区域，地摊经济的价值被无限放大;而在现代文明城市的治理范畴中，很多人认为其是一种需要根治的顽疾。所以，在探讨发展前景时，客观、辩证地看待地摊经济的价值与短板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认为，摊贩经济历来是城市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烟火味的重要标志。摊贩经济吸纳了庞大的就业人口，为市民提供了灵活而多样化的服务。以摊贩经济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承担着某种“社会润滑剂”的功能，它符合低收入群体和普通百姓的就业需求，也为后疫情时期的社会带来更大的“弹性”。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张为付也肯定了地摊经济的作用，认为其作为店铺和线上经济补充，更具有体验性与即时性的独特优势，在加快产能消化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事实的确如此，经济本质上对保消费、稳经济有着不可或缺和立竿见影的效用。地摊经济因为具有成本和门槛低的特点，对于就业困难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一个先天的商业选择，尤其是像当前疫情影响背景下，这种优势就更加凸显。这也决定了，地摊经济成为新零售市场的格局之下，主流规模电商之外和传统商业百货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必将长期存在。
但另一方面，地摊经济也有其局限性。从经营的限定条件来看，只有分布和位于人流量相对集中的区域，才能凸显出地摊的价值。而在人流、车流相对集中的公共区域设立摊位，势必会加重公共道路交通拥堵不畅。
事实上，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小贩生存空间之间历来就存在着矛盾，这也是长期以来为何地摊经济命运多舛的主要原因。因为任由地摊经济无序发展，其存在的“弊端”就会被无限放大。
相当一部分地摊的经营模式也已经不合国情时宜。如一些脏乱差及安全资质不健全的产品与服务，不仅在特大城市不合时宜，在中小城市也是应该被淘汰的范畴。
所以，任由地摊经济的无序发展，势必会迫使既有的线下商业模式发生变革。尤其是以食品等生活物资为对象的地摊经济，其安全性和可溯性不强，也给相应的监管带来了诸多的挑战。
剖析上述地摊存在的弊端，也无怪乎一部分学者会认为，没有先决条件而肆无忌惮地发展地摊经济，与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现状并不相符。其给城市管理带来的挑战和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不稳定因素，都需要极具前瞻性和预判性的顶层设计。
监管规范与地区差异的平衡
综合地摊经济的优、劣势分析，这种经济形式在当前乃至长远，都将长期存在。对待这样一种极具历史与传统特征的经济形式，在行业分析者眼中，我们既不能一刀切地予以大范围取缔，也不能一窝蜂地不问实际而大干快上。而是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这种经济力量的价值。
企业家冯仑根据其在国内外考察的经验总结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地摊经济这种经济业态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欠发达地区，它可以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而在发达地区，地摊经济则更多是丰富商业活动，体现历史人文特色的形式。
可喜的是，如烟台、青岛这样的城市，甚至包括已经凸显出地摊经济美丽的成都、西安等城市，通过科学设计与有效监管，都能够促使这一经济形式大放异彩，不仅缓解受疫情影响而造成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同时也推动地摊经济模式向更为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方向演进，某种程度上，这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摊经济的参与者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我们自然乐于见到，这种经济形式能够和其他商业实体模式及网络电商共存共荣互相补充的良性格局，也希冀看到一线、新一线乃至二三线以下城市能够对地摊经济因地制宜，公平对待，以科学的引导及监管政策，推动其良性繁荣。
当然，冯仑也同时强调，地摊经济的常态化与特色化，还有一个适度的发展原则。这就需要充分结合国情、市情，对地摊经济进行差异化规范和引导。
如在北上广深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特大型城市，因为其城市定位及治理要求，传统的地摊经济发展路径就未必适合。正如《北京日报》发表的题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的评论员文章中称，北京是国家首都，北京形象代表首都形象、国家形象。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有着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
央视网在《“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的文章中也进一步阐释了为何地摊经济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加以普及和覆盖。文章一方面肯定了地摊经济在部分地区的发展价值，但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所在。包括前述我们提到的成都、南京、青岛等重要城市，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都有着系统的指导意见，并明确了地摊指导政策的时间止限。在相应的框架之下，地摊经济的发展不是无序而是有序，不是放任而是有所约束的良性发展。事实上，在城市治理与地摊繁荣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通过科学而缜密的顶层设计之后，也完全能够实现多方共赢。
站在建设性的角度探讨地摊经济，完善好相关制度、条例、法律要求，厘清商贩摆摊和公共利益的权责边界，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要保护好其特有的文化特色，都是差异化推进地摊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只有如此，才能够在一头谋求发展和一头兼顾民生中实现平衡。
理性看待“地摊儿”热
自今年全国“两会”闭幕以来， “地摊经济”迅速成为热词并持续霸榜。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形式， “地摊儿”在解决就业刚需和满足不同阶层的现实需求层面，切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就业”一词被提及了39次，足见中央层面对其的重视程度。而成都一市在规范有序的前提下发展地摊经济，一举就解决了10万人的就业难题。这正是后来包括中央文明办和中国政府网对地摊经济作用进行肯定的缘由。
当地摊经济被推上了“新风口”的高度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地摊掘金热。与此同时，部分媒体及分析人士也看到了背后的隐忧，认为发展地摊经济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要从城市功能定位与治理的框架中，探寻地摊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局限，同时也要明确地摊经济在不同城市、区域的价值和发展路径。
显然，对于地摊经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它其低成本、高需求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更多潜在价值和可能。
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地摊经济的局限性。如在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相当一部分地摊形式已经不合时宜，盲目而放任地发展地摊儿，也与现行的城市治理体系会产生冲突。
可见，我们聚焦地摊经济，决不能取一面而不顾其他，盲目放任和一杆子打死都不是正确的方式。只有在顶层设计、科学引导之下，地摊经济才能够在实踐中趋利避害，长足发展。
一直以来被称为“城市边缘经济”的地摊儿，在2020年上半年迅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尤其是在官方及主流媒体频繁鼓励和定调之后，地摊经济的活力开始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释放。
2020年5月27日，中央文明办明确，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紧接着的6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强调，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6月3日，中国政府网转载了一篇知名财经媒体发布的《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地摊经济火了》的新闻报道，对地摊经济的积极作用再一次肯定。
“边缘经济”的爆火逻辑
地摊经济能够重归大众主流视线，与当下的新冠疫情不无关系。在许多实体行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击之后，商场百货等规模商业业态按下了暫停键，随之而来的，则是数以万计的相关从业人员面临失业的风险。
在此背景之下，形式灵活，不受时间地点等制约的地摊经济重新焕发出活力。它不仅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消费者的当务之需，也让短期内无法重归岗位的务工人员找到自己的营生。
很多媒体在报道时用了“地摊经济重启”的关键词，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准确。地摊经济形式其实一直存在，甚至在很多城市还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早在2020年3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就出台了《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在这一措施之下，成都市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等，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与此同时，措施也明确了临时占道经营需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工作。
无独有偶。今年5月1日，江苏南京市域管局正式发布了《做好防疫期间临时外摆摊点服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要求，各区（园区）在广泛听取居民意见的基础上，选择具备外摆条件、有统一运营管理的特色街区、商业体外广场和开放式公园，合理设置外摆区域、明确设置外摆种类、规范设置外摆设施、科学设置外摆时段。临时外摆摊点不得危及消防安全、不得影响交通秩序、不得污染环境卫生，并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截至今年5月末，郑州、长沙、西安、大连、青岛等多个重要城市均提出了放开地摊经济相关指导措施。并且，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在纷纷加入， “地摊经济”以蔚然成风的姿态，成为2020年新冠疫情中后期经济复苏活力的一个“缩影”。
各地指导政策的轮番出台，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截至今年5月28日全国“两会”闭幕时，成都市已实现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累计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客观上促使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南京市也在3400个临时摊点基础上，新增134处、共1410个临时外摆摊点，并对1912街区、夫子庙、新街口等重要地段的夜间经济配套进行规范充实。南京市相关部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介绍，6月中下旬还推出了新街口市集和熙南里锦鳞十二市。
在疫情影响之下，各地政府大力推动地摊经济开放以及做出的相应指导措施，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就援引了成都这座西部城市在地摊经济规范化经营之下解决了10万人次就业的成绩。
审慎看待地摊热现状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官方、媒体以及各大电商及零售平台合力打造的地摊经济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过热”现象。
6月初，一个有关首都北京地摊网点图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但随后，这份摆摊地图上被证明是谣传。因为帖子中的109处摆摊地点，实际上是多年前本市无序设摊较为集中的点位，近年来已基本得到整治。
资本市场亦成为地摊热的渊薮之地。被称为“地摊经济第一股”的五菱汽车更是迅速收获数个涨停，引领一众售卖售货车的上市汽车公司的普涨。小商品城、银都股份、国恩股份、茂业商业等也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联动上涨。
部分媒体也将地摊渲染成了“新风口”，很多城市人群则纷纷走上街头，开始了摆摊营生，呈现出了一种另类的“万众创业”风潮。众多的互联网巨头同样不甘寂寞，纷纷下场借势营销，为地摊经济又填了一把火。阿里、京东、腾讯、苏宁争相推出的“全国小店烟火计划” “星星之火” “夜逛合伙人”等计划，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全民参与的讨论中，地摊经济被传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经济形式，认为其能包治当下经济面临的保增长、稳就业等一应社会问题。
但显然，地摊经济本身并不足以承担起如此重大的使命。而希冀这样一种经济补充形式，最终演变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新势力，显然也不具有现实的土壤。
地摊经济的优与劣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地摊作为一种简单而又古老的经济形态由来已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社会分工实现了对自然分工的超越，最终推动了生产劳动走向交换的革命。 “贩”的出现，促成了“摊”的兴起，二者的结合最终成就了这种包容性极强的社会群体与经济形式。
对于地摊经济，历来评价均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形。在发展尚不充分的地区及区域，地摊经济的价值被无限放大;而在现代文明城市的治理范畴中，很多人认为其是一种需要根治的顽疾。所以，在探讨发展前景时，客观、辩证地看待地摊经济的价值与短板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认为，摊贩经济历来是城市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烟火味的重要标志。摊贩经济吸纳了庞大的就业人口，为市民提供了灵活而多样化的服务。以摊贩经济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承担着某种“社会润滑剂”的功能，它符合低收入群体和普通百姓的就业需求，也为后疫情时期的社会带来更大的“弹性”。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张为付也肯定了地摊经济的作用，认为其作为店铺和线上经济补充，更具有体验性与即时性的独特优势，在加快产能消化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事实的确如此，经济本质上对保消费、稳经济有着不可或缺和立竿见影的效用。地摊经济因为具有成本和门槛低的特点，对于就业困难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一个先天的商业选择，尤其是像当前疫情影响背景下，这种优势就更加凸显。这也决定了，地摊经济成为新零售市场的格局之下，主流规模电商之外和传统商业百货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必将长期存在。
但另一方面，地摊经济也有其局限性。从经营的限定条件来看，只有分布和位于人流量相对集中的区域，才能凸显出地摊的价值。而在人流、车流相对集中的公共区域设立摊位，势必会加重公共道路交通拥堵不畅。
事实上，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小贩生存空间之间历来就存在着矛盾，这也是长期以来为何地摊经济命运多舛的主要原因。因为任由地摊经济无序发展，其存在的“弊端”就会被无限放大。
相当一部分地摊的经营模式也已经不合国情时宜。如一些脏乱差及安全资质不健全的产品与服务，不仅在特大城市不合时宜，在中小城市也是应该被淘汰的范畴。
所以，任由地摊经济的无序发展，势必会迫使既有的线下商业模式发生变革。尤其是以食品等生活物资为对象的地摊经济，其安全性和可溯性不强，也给相应的监管带来了诸多的挑战。
剖析上述地摊存在的弊端，也无怪乎一部分学者会认为，没有先决条件而肆无忌惮地发展地摊经济，与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现状并不相符。其给城市管理带来的挑战和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不稳定因素，都需要极具前瞻性和预判性的顶层设计。
监管规范与地区差异的平衡
综合地摊经济的优、劣势分析，这种经济形式在当前乃至长远，都将长期存在。对待这样一种极具历史与传统特征的经济形式，在行业分析者眼中，我们既不能一刀切地予以大范围取缔，也不能一窝蜂地不问实际而大干快上。而是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这种经济力量的价值。
企业家冯仑根据其在国内外考察的经验总结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地摊经济这种经济业态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欠发达地区，它可以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而在发达地区，地摊经济则更多是丰富商业活动，体现历史人文特色的形式。
可喜的是，如烟台、青岛这样的城市，甚至包括已经凸显出地摊经济美丽的成都、西安等城市，通过科学设计与有效监管，都能够促使这一经济形式大放异彩，不仅缓解受疫情影响而造成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同时也推动地摊经济模式向更为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方向演进，某种程度上，这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摊经济的参与者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我们自然乐于见到，这种经济形式能够和其他商业实体模式及网络电商共存共荣互相补充的良性格局，也希冀看到一线、新一线乃至二三线以下城市能够对地摊经济因地制宜，公平对待，以科学的引导及监管政策，推动其良性繁荣。
当然，冯仑也同时强调，地摊经济的常态化与特色化，还有一个适度的发展原则。这就需要充分结合国情、市情，对地摊经济进行差异化规范和引导。
如在北上广深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特大型城市，因为其城市定位及治理要求，传统的地摊经济发展路径就未必适合。正如《北京日报》发表的题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的评论员文章中称，北京是国家首都，北京形象代表首都形象、国家形象。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有着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
央视网在《“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的文章中也进一步阐释了为何地摊经济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加以普及和覆盖。文章一方面肯定了地摊经济在部分地区的发展价值，但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所在。包括前述我们提到的成都、南京、青岛等重要城市，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都有着系统的指导意见，并明确了地摊指导政策的时间止限。在相应的框架之下，地摊经济的发展不是无序而是有序，不是放任而是有所约束的良性发展。事实上，在城市治理与地摊繁荣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通过科学而缜密的顶层设计之后，也完全能够实现多方共赢。
站在建设性的角度探讨地摊经济，完善好相关制度、条例、法律要求，厘清商贩摆摊和公共利益的权责边界，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要保护好其特有的文化特色，都是差异化推进地摊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只有如此，才能够在一头谋求发展和一头兼顾民生中实现平衡。
理性看待“地摊儿”热
自今年全国“两会”闭幕以来， “地摊经济”迅速成为热词并持续霸榜。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形式， “地摊儿”在解决就业刚需和满足不同阶层的现实需求层面，切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就业”一词被提及了39次，足见中央层面对其的重视程度。而成都一市在规范有序的前提下发展地摊经济，一举就解决了10万人的就业难题。这正是后来包括中央文明办和中国政府网对地摊经济作用进行肯定的缘由。
当地摊经济被推上了“新风口”的高度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地摊掘金热。与此同时，部分媒体及分析人士也看到了背后的隐忧，认为发展地摊经济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要从城市功能定位与治理的框架中，探寻地摊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局限，同时也要明确地摊经济在不同城市、区域的价值和发展路径。
显然，对于地摊经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它其低成本、高需求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更多潜在价值和可能。
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地摊经济的局限性。如在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相当一部分地摊形式已经不合时宜，盲目而放任地发展地摊儿，也与现行的城市治理体系会产生冲突。
可见，我们聚焦地摊经济，决不能取一面而不顾其他，盲目放任和一杆子打死都不是正确的方式。只有在顶层设计、科学引导之下，地摊经济才能够在实踐中趋利避害，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