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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左翼的非物质劳动思想不能从本质上反映信息时代的劳动，因为它与生产工具的性质无关。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以网络化为特点的“信息化范式的劳动”，但忽视了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在信息时代的智能化台阶上，劳动工具由机器演进为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从而使得直接生产过程分裂为生产前端和生产后端两部分。信息时代的劳动在本质上是知识劳动，主要表现为两种知识性服务，一是前端为后端提供服务，二是人对人提供服务，二者构成信息时代的劳动的总和。
关键词：信息时代的劳动；生产工具；非物质劳动；知识劳动；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5-
收稿日期：2013-07-11
作者简介：陈永正，男，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当代经济问题。
一
保罗？维尔诺和迈克尔？哈特编选的《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一种潜在的政治学》（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e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这本介绍意大利当代左翼理论的书中所收录的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一文，首先将当代劳动的新形式称为“非物质劳动”。然后，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于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使非物质劳动思想成为西方左翼解释信息时代的社会演进的理解基础。
在信息时代，财富是什么以及怎样生产财富是一个挑战性话题。西方左翼的非物质劳动思想对这个话题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而又玩味无穷的回答。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非物质劳动是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这就足以让人产生遐想：就人类劳动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来说，信息时代意味着告别物质产品生产。信息时代不生产物质财富那又生产什么呢？用哈特和奈格里的话语来说，生产信息和知识，具体来说，生产的是观念、影像、其他象征符号和文化内容，还包括“身体模式上的劳动”所提供的情感与交流。
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是：假若不生产物质产品，人类社会是否能够仅仅依靠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满足吃、穿、住、行之类的物质需求？人类在信息时代认识自然的科学手段和从事生产的劳动工具都变成非物质的么？
二
最初表述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是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他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进入生产过程以来，在人们对由泰勒制转变为后福特制这种劳动组织形式变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当代劳动的新形式的概括可以用非物质劳动概念来表达。他指出：“非物质劳动被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1]。所谓生产商品“信息内容”的活动，是指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的大公司内工人的与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相关的活动；所谓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是指大量界定和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的活动，即视听生产、广告、时尚、软件产品、摄影、文化活动等[1]。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真正贡献是揭示了劳动主体的变化。他认为，“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非物质劳动生产主体性并且使生产和消费一体化，“非物质的工人（那些从事广告、时尚、行销、电视广播、电脑等行业的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又创造那个需求” [2]。由此，他将工人阶级的劳动重新界定为“一种抽象的活动”；在他的论述中，与生产内容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劳动主体的变化，其实他的一个主要视角是“确定工人阶级的技术成分”， 即确认“工人阶级的劳动转变为一种掌握、处理信息的劳动和一种需要注入主体性的决策能力”；并且，他十分富有想象力地将劳动主体的存在方式放进了虚拟空间，他说“非物质劳动以作为网络和流动而存在的直接的集体的形式构成自身”。尽管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对信息时代的劳动的概括在形式上完全颠覆了马克思，但是，他仍然在本质上保持了与马克思的一致，他承认在生产中“活劳动的中心地位” [2]。
三
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不但使非物质劳动观点流行开来，而且将之原理化了。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指出非物质劳动的性质由其产品的非物质性来决定，从而使非物质劳动有了更清晰的定义：“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3]284。
哈特和奈格里用这种观点扫视信息时代的劳动，发现了非物质劳动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信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之中，这种融汇的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自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为创造性和智能的控制，另一方面成为日常的象征性任务。最后，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 [3]286。
哈特和奈格里鼓吹非物质劳动的高尚愿望，在于试图奠定解释信息时代的生产过程的理论基础。为了找到解析当代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框架，西方思想界从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一直到广为流行的“知识经济”的描述，人们尝试了种种见解但都停留在现象层面。严格说来，从信息时代的生产力条件出发，从理论上解释信息时代的生产过程的历史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当代社会的历史演进，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思想之渴望。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历史要求，试图以非物质劳动作为解释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论原点。缘于这个动机，他们强烈主张“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认为“劳动的各种物质形式都沐浴在非物质劳动的光芒中，因为它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今天，生产的各种形式都具有信息化、非物质化的趋势”[4]。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俨然成为一种霸权，取得了对于当代经济生活的支配意义[5]。 四
不论非物质劳动的概括与信息时代的劳动在现象上有多么相似，由于它与生产工具的性质无关，就不可能反映当代生产力的时代特征，也就不可能从本质上抓住信息时代的劳动。非物质劳动概念无非是将某种服务形式的劳动包含其中，犹如国内一些人扩大生产劳动范围的折腾一样，不过是触及了信息时代的劳动的皮毛而已。其实，服务形式的劳动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涉及文化产品和情感的精神劳动也不是今人的独创。如果因为这种服务形式的劳动在今天大量存在就说它代表信息时代的劳动，这显然不是一种理论概括，只不过是一种普通人的真实感觉罢了。
不论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说的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还是哈特和奈格里说的信息服务和文化服务这些服务形式的劳动，无非说的是一种知识性服务劳动。如果能够从这种知识性服务劳动与当代生产力条件的内在联系出发说明其中包含的人与生产工具的技术关系，或许能够揭示这些劳动在当代的特殊意义。但是，哈特等人仅仅从劳动产品的性质出发将其视之为非物质劳动，就在发现信息时代的劳动真相的道路上半途而废了。
实际上，把知识性服务与非物质这两个意思硬绑在一起，是当代生产力发展在一些人头脑中的歪曲反映。作为西方经济高度虚拟化的一种意识表现，许多西方批评者总是想着超越被其曲解为“生产主义”的马克思劳动学说，企图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对象化过程”这个经典原理，幻想劳动与自然物质无关，轻率主张劳动仅仅是关于人自身的某种活动，从而走入劳动非对象化这种极端[6]。
五
不可否认，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劳动分工的发展越来越使某些劳动过程远离自然物质，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形式不需要直接以自然物质作为劳动对象这种现象。但是，就此认为知识性服务这些劳动形式是非物质的，却十分荒唐。当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结果，不是导致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非物质化，而是使得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以间接的方式生产物质财富。非物质化只是一种假象，表现的不过是人类生产财富的手段、方法、场合以及劳动分工出现了替代传统工业模式的种种迷人景象。
信息技术的普遍采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指出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这个基本事实。在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中发挥作用的信息技术即使最大限度地将人排挤，却最大效率地在人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人所需要的产品的制造即以传统工业匪夷所思的手段和效率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对此，哈特和奈格里错误地概括为非物质化，实在是太过牵强了。
只要我们不陷入信息是物质还是意识这种思辨之争，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信息技术本身是高度物质化的。化学元素制成的计算机硬件和各种信息传感器是物质，以比特形式在网络上流通的信息以及运行这些信息的计算机软件也是物质。不用说，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发展，更加显示了信息技术的物质特性。不言而喻，信息技术的高度物质化决定了从事信息技术的服务劳动的物质性。总而言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等当代前沿科技的发展及其充当主要生产手段和方法的前景，无非表示人类认识自然从而生产活动的领域越来越深入到物质的微观世界，与非物质化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工业化的劳动主要是人在宏观层面介入的物质过程，那么，信息化的劳动则越来越是人在微观层面介入的物质过程。
与哈特等人的幼稚相反，日益深入物质的微观世界的当代科学技术赋予人类在微观世界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会不断扩张，从而使得人类劳动的物质性强化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说，人类在精神上的进步总是表现为在物质上的飞跃。随着对“上帝粒子”的知晓，人类将懂得物质的真正本质，理解粒子为何拥有质量并演化为万事万物，揭开宇宙诞生之谜；随着对生物的分子水平的深入认识和全面掌握以及工程化应用，人类将不但能够掌握如何操纵基因组以便理解和治疗疾病，而且能够理解自然如何根据遗传蓝图来制造人和其它生物；随着纳米技术的突破，人类将逐步实现已故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范曼（Richard Feynman）“从底部开始”即从单个分子或原子开始组装一切物体的梦想，……，够了！人类正在一步一步地探明自然的奥秘并且在物质世界显示人类无尽的创造力。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鼓噪劳动的非物质性，只能看作是一种玄学的自命清高。
六
即使退到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所谓的生产文化内容这样较小的范围，劳动的非物质性依然要大打折扣。主张非物质劳动的思想家们以为文化产品一定是非物质的，这可是大错特错了。以为文化产品是非物质的理由是它是精神产品。其实，这是一种主观臆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文化创意产品，如电影、电视、音乐、绘画、时尚等，都不可能单纯是精神产品，而是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混合体。
从供给视角来看，具有某种物质载体是文化产品能够提供出来的前提。任何文化产品在将其内容作用于人的精神之前，都必须以某种三维空间的形式先行存在，如电影电视和绘画以运动或静止的影像画面为载体，音乐以音响装置为载体，时尚以时装、饰品等物品为载体。世界上恐怕只有观念本身不需要载体，但也不尽然。不但观念的产生需要人的大脑这个特定的物质载体，而且观念的传播更是必须依赖传媒这种专业化的物质载体。哪怕是自我欣赏的文化作品也需要载体。总之，凡是需要作为产品提供出来供人消费的文化产品，在其精神内容被人消费之前，它首先必须以某种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
从消费视角来看，碰触文化产品的物质载体是其文化内容传递给消费者的必要条件。从文化消费过程看，任何文化产品释放其影响精神的内容的过程总是表现为其物质载体被人消费的过程，例如，电影或电视剧情被欣赏的过程就是观众通过电影院或电视屏幕观看一连串图像的过程。从消费者个人角度看，任何人都必须利用自己的感官去实实在在触及文化产品的物质形式才能感受到其所承载的非物质的精神效用。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的、也不论是艺术的还是民俗的各种文化内容，都必须以建筑、雕塑、绘画、编织、刺绣、演出、美食、工艺品等等诉诸感官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的劳动不可能单纯是非物质劳动，而往往既是生产精神产品又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换言之，文化产品本身以及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劳动同时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这样二重属性：一方面，文化产品由于包含的内容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具有非物质性，从而使得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劳动在影响人的精神这个意义上具有非物质性；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由于总是要表现为某种承载内容的物质形式就具有物质性，从而使得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劳动在以某种物质形式诉诸人的感官这个意义上具有物质性。
七
要真正理解信息时代的劳动，还是要回到信息革命本身。为此，必须谈到一位重要的著作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他写作了《信息时代三步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其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年在英国出版后，安东尼·吉登斯将其对于信息社会的价值比拟为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之于工业社会。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达成了对信息革命的权威表述。一是确认了信息时代的开端。他依据1971年发明微处理器、1975年微电脑发明以及微软公司开始生产PC操作系统、1973年发明网络互连协定（TCP/IP）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数码交换、光纤的工业化生产和互联网而得出结论：“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革命，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7]49-50。二是界定了信息技术的范围。他说：“我所指的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电脑（硬件和软件）、电信、广播以及光电等集合而成的整套技术。此外和其它分析家不同的是我把遗传工程及其日益扩大的相关发展与应用，也包括在信息技术里”[7]26。三是指认了信息革命的核心要素。他认为“微电子学改变了这一切，并引发了一场‘革命中的革命’。1971年出现的微处理器能将一部电脑放在一个芯片上，它颠覆了电子世界，事实上是颠覆了世界本身”[7]38。
卡斯特的独到之处是发现了网络社会的形成。他把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空间描述为网络社会。依靠信息技术提供的信息网络条件，网络企业大量涌现并成为信息化经济的基本形式。网络企业，并不仅仅指互联网企业，而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网络化组织形式。网络企业和网络经济构成网络社会的基础。
卡斯特认为，信息化经济的特点决定了网络社会的劳动是“信息化范式的劳动”，大致有三种类型：实际执行、创造关系和决策制定。“实际执行”是指网络企业的项目实施，包括围绕工作项目进行策略决策、产品创新、产品设计和具体操作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设计人员和操作人员。“创造关系”是指在网络企业和个体化的劳动力之间利用网络组织连接，包括网络工作者、被网络连接者和被隔离的劳动力。“决策制定”是指网络企业管理，包括制定、参与和执行决策的人[7]228-229。
在卡斯特看来，上述三种劳动者并不都存在于企业的围墙之内，并且，全职工作这种传统工作形式正在没落，由信息技术促成的劳动个体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弹性工作者”，而连接他们的是网络企业和网络，就是说，信息时代的劳动的特点是网络化。
八
卡斯特在信息革命背景下观察劳动，把对劳动过程的理解置于信息技术代表的生产力基础之上，从而超越了西方左翼的非物质劳动观，觉察到了当代生产力条件与当代劳动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以网络企业的生产过程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化范式的劳动”概念，描述了信息化经济的主要劳动形式。
但令人遗憾的是，信息时代离我们太近并且还在快速发展，以至于正确认识信息时代的劳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卡斯特的观点也存在很大瑕疵。把信息时代归结为网络化，是卡斯特的贡献同时包含了他的不足。卡斯特偏重于网络化的视角使之忽视了人工智能的革命作用。他虽然谈到了自动化，但很少涉及智能化。他对于自动化影响劳动的最深入描述不过是“取代那些可以在预设程序中编码的工作”，他对自动化前景的大胆预测不过是说“由于整体自动化而即将消失的是常规性、重复性的工作，是那些可以预先编码、程序化而由机器来操作执行的工作” [7]227。卡斯特的这种认识太肤浅了，完全停留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早期水平上，如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之类，而对于由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所引起的智能自动化几乎无所察觉。于是，智能自动化对于劳动意味着什么就超出了卡斯特的视野。
所幸的是我们站在卡斯特的肩上可以看得更远，卡斯特所没有发现的信息时代的本质，应当是信息化所引起的智能化。信息时代具有科技革命的巨大纵深，新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可能使信息时代出现不同的台阶。可以认为，网络化是信息时代的第一个台阶，第二个台阶是智能化。卡斯特基于网络化描述的劳动，固然表现了网络企业的生产流程与分工状况，但停留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智能自动化的生产条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信息时代深处的劳动本身。
九
智能自动化与自动化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生产力时代[8]。自动化是机器生产的顶峰。最早系统阐述机器的自动化功能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详尽叙述了从自动的动力机推动机器体系的传动自动化到结合工作机完全代替人手操作的加工自动化。他的名言是：“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9]。马克思在机械化时代描述的“机器代替人手的操作”这种自动化的本质，电气化时代的生产力将其发扬光大了。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电子计算机与机器的初步结合，诞生了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这些完全代替人手操作的新机器，机器的自动化于是登峰造极。
但是，增加了电脑控制机的机器纵使成为技艺非凡的神奇机器，机器的自动化仍然处在缺乏智能的尴尬状态。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例，它们无非是由电脑控制机操纵工作机而形成的能够按照固定程序重复完成动作的可编程自动操作装置，尽管它们可以卓越地代替人的技能，却既不能感知环境，又不能判断决策，在没有人的智能支持的条件下，这些哪怕是装入了微处理器的机器在复杂过程和动态环境中也不可能独自完成自动化生产。 我以为，机器的自动化的尽头就是智能自动化的开端，这个时代变化的分界点就是电子计算机的不同运用方式。按照代替人的技能的方向应用电脑，就产生上述没有智能的可编程自动操作装置。而按照模拟人的智能的方向运用电脑，用计算机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产生拟人的智能化，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智能化台阶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劳动工具的性质必将发生从代替人的技能到模拟人的智能这种质变，从而产生从机器到以机器为元素的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这种生产工具的时代转变。
在我看来，对应于机器作为代替人的技能的“替人装置”，深入模拟人的智能的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则是拟人化的“类人装置”。智能自动化的几个必要步骤是：首先，模拟人的感知功能，形成各种触觉、视觉和听觉传感器；其次，模拟人的思考和学习这种高级智能，将判断、推理、联想、决策、规划等能力集成为系统控制中枢；再次，将装入微处理器的机器当作执行机构；最后，匹配通信网络将控制中枢与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相连构成自动控制系统，这样就诞生了具有人工智能的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具体表现为自动生产线之类的“过程自动化系统”与“智能机器人”这样两种基本形式。
十
智能自动化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引起直接生产过程发生分裂，从而改变当代劳动的技术基础。我预测在已经可以看见端倪的将来，在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作为当代生产工具的条件下，直接生产过程将分裂为生产前端和生产后端两部分。从投入生产资料到产出产品的过程蜕变为生产后端，成为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发挥作用的专属过程。专门从事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研究、设计、更新、操控和维修的各种工作部门独立出来构成生产前端，成为活劳动发挥作用的专属过程。这时，人与生产工具的技术关系的质变引起人对劳动对象的作用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对于生产某种确定的物质财富而言，生产后端是前台，由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代替人直接操作劳动对象，从而使得活劳动基本上退出生产后端不再直接碰触劳动对象。不与生产后端的劳动对象直接打交道的生产前端成为幕后，人从前台退到幕后，人在幕后通过影响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来达到影响前台从而决定整个生产过程的结果。前端是后端的头脑和灵魂，后端是前端的躯干和四肢。因此，只看前端或者只看后端来谈论信息时代的劳动都是片面的。
显然，直接生产过程的分裂造成的后端的无人化与活劳动集中在前端这种二元现象令人产生一种错觉，即生产物质财富的过程不需要人，而人集中活动的过程又不生产物质财富。哈特等人的劳动非对象化理念得到了这种错觉的印证，然后，他们把劳动脱离自然物质这种错觉再投射到现实中，结果就完成了将非物质性对于劳动的主观赋予。
智能自动化生产的真相是，前端造出后端并利用后端完成生产。后端与前端分裂是人与生产工具的技术格局的当代现象，并不意味着后端脱离前端而独立，反倒是以新的技术形式生动表现出作为主体的前端支配利用作为从属手段的后端这种智能自动化条件下人与生产工具的一体化本质。这时，后端不是独立的生产过程，更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部分，而仅仅是一个从属部分，类似于农作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从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及其全部流程，到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研发、维护和升级，都是前端完成的。任何产品，都不是后端单独生产的，而是前端以后端为手段进行生产的。因此，在智能自动化生产条件下，一切产品都是前端的人的劳动产物。反过来说，处于前端的人的一切劳动，其意义和结果都不止于前端，而是指向和体现为在后端出现的产品。
换言之，信息时代的劳动不是变得虚无，而是表现出显著的总体性，即人类劳动表现为一个功能整体与自然物质打交道。这种总体性，不但表现在人自己的分工体系上，即通过社会分工链条把各种劳动积聚并传递到前端，而且表现在人与生产工具的相互关系上，即形式上分裂的前端和后端在实质上融合为完整的生产功能体。信息时代光怪陆离的劳动样式和千差万别的劳动种类，总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汇聚起来并最终通过后端诉诸物质对象，从而证明人类在劳动上越来越是一个整体。人类把自己的劳动凝聚成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并用之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就是这种总体性的集中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等人强调的生产主体性才易于理解，人类劳动的这种总体性为劳动抗衡资本并最终解放，提供了新的生产力基础。
在形式上，信息时代的劳动主要表现为两种服务。一是前端为后端提供服务，围绕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开发和运用，表现为各种科学技术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二是人对人提供服务，围绕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表现为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活动。两种服务的关系是，人对人提供的服务，最终以某种积累的方式在前端为后端提供的服务中体现。就是说，人对人提供的服务加上前端为后端提供的服务，就是信息时代的劳动的总和。
两种服务的共同特征是提供知识服务。前端为后端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发、经营管理等科技服务，实际上是提供包括从信息技术到材料科学、从人工智能到经营管理的全部科学技术知识。人对人提供的服务，形式上是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生活服务，实质上是提供各种改变人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知识。因此，信息时代的劳动在本质上是知识劳动。
参考文献：
[1]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上）[J].国外理论动态，2005（3）：41-44.
[2]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下） [J].国外理论动态2005（4）.44-47.
[3]哈特，奈格里.帝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84.
[4]哈特，耐格里.大众的历险[J].国外理论动态》2004（8）：38-41.
[5]陶文昭.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6]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33-41. [7]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宋健.制造业与现代化[J].机械工程材料，2003（1）：1-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8.
责任编辑 莫仲宁
[abstract] Western left of immaterial labour cannot be essentially reflecting the work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inc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tion tool. Manuel Castells introduced to networking features "information paradigm of labour"， but ignored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 Intelli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n the steps， tools produced by the machine evolution for intelligent automation systems， allowing direct Divis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for the production of front-end and back-end components.In nature of the work is knowledge work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ainly for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services， is a front-end to back-end services， is the second person to provide services， which constitutes a sum of the labo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keywords] the work in the information age；the production tool；immaterial labour；knowledge work；intelligent automation systems
关键词：信息时代的劳动；生产工具；非物质劳动；知识劳动；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5-
收稿日期：2013-07-11
作者简介：陈永正，男，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当代经济问题。
一
保罗？维尔诺和迈克尔？哈特编选的《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一种潜在的政治学》（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e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这本介绍意大利当代左翼理论的书中所收录的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一文，首先将当代劳动的新形式称为“非物质劳动”。然后，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于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使非物质劳动思想成为西方左翼解释信息时代的社会演进的理解基础。
在信息时代，财富是什么以及怎样生产财富是一个挑战性话题。西方左翼的非物质劳动思想对这个话题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而又玩味无穷的回答。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非物质劳动是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这就足以让人产生遐想：就人类劳动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来说，信息时代意味着告别物质产品生产。信息时代不生产物质财富那又生产什么呢？用哈特和奈格里的话语来说，生产信息和知识，具体来说，生产的是观念、影像、其他象征符号和文化内容，还包括“身体模式上的劳动”所提供的情感与交流。
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是：假若不生产物质产品，人类社会是否能够仅仅依靠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满足吃、穿、住、行之类的物质需求？人类在信息时代认识自然的科学手段和从事生产的劳动工具都变成非物质的么？
二
最初表述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是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他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进入生产过程以来，在人们对由泰勒制转变为后福特制这种劳动组织形式变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当代劳动的新形式的概括可以用非物质劳动概念来表达。他指出：“非物质劳动被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1]。所谓生产商品“信息内容”的活动，是指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的大公司内工人的与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相关的活动；所谓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是指大量界定和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的活动，即视听生产、广告、时尚、软件产品、摄影、文化活动等[1]。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真正贡献是揭示了劳动主体的变化。他认为，“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非物质劳动生产主体性并且使生产和消费一体化，“非物质的工人（那些从事广告、时尚、行销、电视广播、电脑等行业的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又创造那个需求” [2]。由此，他将工人阶级的劳动重新界定为“一种抽象的活动”；在他的论述中，与生产内容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劳动主体的变化，其实他的一个主要视角是“确定工人阶级的技术成分”， 即确认“工人阶级的劳动转变为一种掌握、处理信息的劳动和一种需要注入主体性的决策能力”；并且，他十分富有想象力地将劳动主体的存在方式放进了虚拟空间，他说“非物质劳动以作为网络和流动而存在的直接的集体的形式构成自身”。尽管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对信息时代的劳动的概括在形式上完全颠覆了马克思，但是，他仍然在本质上保持了与马克思的一致，他承认在生产中“活劳动的中心地位” [2]。
三
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不但使非物质劳动观点流行开来，而且将之原理化了。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指出非物质劳动的性质由其产品的非物质性来决定，从而使非物质劳动有了更清晰的定义：“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3]284。
哈特和奈格里用这种观点扫视信息时代的劳动，发现了非物质劳动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信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之中，这种融汇的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自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为创造性和智能的控制，另一方面成为日常的象征性任务。最后，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 [3]286。
哈特和奈格里鼓吹非物质劳动的高尚愿望，在于试图奠定解释信息时代的生产过程的理论基础。为了找到解析当代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框架，西方思想界从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一直到广为流行的“知识经济”的描述，人们尝试了种种见解但都停留在现象层面。严格说来，从信息时代的生产力条件出发，从理论上解释信息时代的生产过程的历史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当代社会的历史演进，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思想之渴望。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历史要求，试图以非物质劳动作为解释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论原点。缘于这个动机，他们强烈主张“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认为“劳动的各种物质形式都沐浴在非物质劳动的光芒中，因为它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今天，生产的各种形式都具有信息化、非物质化的趋势”[4]。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俨然成为一种霸权，取得了对于当代经济生活的支配意义[5]。 四
不论非物质劳动的概括与信息时代的劳动在现象上有多么相似，由于它与生产工具的性质无关，就不可能反映当代生产力的时代特征，也就不可能从本质上抓住信息时代的劳动。非物质劳动概念无非是将某种服务形式的劳动包含其中，犹如国内一些人扩大生产劳动范围的折腾一样，不过是触及了信息时代的劳动的皮毛而已。其实，服务形式的劳动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涉及文化产品和情感的精神劳动也不是今人的独创。如果因为这种服务形式的劳动在今天大量存在就说它代表信息时代的劳动，这显然不是一种理论概括，只不过是一种普通人的真实感觉罢了。
不论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说的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还是哈特和奈格里说的信息服务和文化服务这些服务形式的劳动，无非说的是一种知识性服务劳动。如果能够从这种知识性服务劳动与当代生产力条件的内在联系出发说明其中包含的人与生产工具的技术关系，或许能够揭示这些劳动在当代的特殊意义。但是，哈特等人仅仅从劳动产品的性质出发将其视之为非物质劳动，就在发现信息时代的劳动真相的道路上半途而废了。
实际上，把知识性服务与非物质这两个意思硬绑在一起，是当代生产力发展在一些人头脑中的歪曲反映。作为西方经济高度虚拟化的一种意识表现，许多西方批评者总是想着超越被其曲解为“生产主义”的马克思劳动学说，企图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对象化过程”这个经典原理，幻想劳动与自然物质无关，轻率主张劳动仅仅是关于人自身的某种活动，从而走入劳动非对象化这种极端[6]。
五
不可否认，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劳动分工的发展越来越使某些劳动过程远离自然物质，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形式不需要直接以自然物质作为劳动对象这种现象。但是，就此认为知识性服务这些劳动形式是非物质的，却十分荒唐。当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结果，不是导致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非物质化，而是使得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以间接的方式生产物质财富。非物质化只是一种假象，表现的不过是人类生产财富的手段、方法、场合以及劳动分工出现了替代传统工业模式的种种迷人景象。
信息技术的普遍采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指出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这个基本事实。在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中发挥作用的信息技术即使最大限度地将人排挤，却最大效率地在人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人所需要的产品的制造即以传统工业匪夷所思的手段和效率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对此，哈特和奈格里错误地概括为非物质化，实在是太过牵强了。
只要我们不陷入信息是物质还是意识这种思辨之争，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信息技术本身是高度物质化的。化学元素制成的计算机硬件和各种信息传感器是物质，以比特形式在网络上流通的信息以及运行这些信息的计算机软件也是物质。不用说，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发展，更加显示了信息技术的物质特性。不言而喻，信息技术的高度物质化决定了从事信息技术的服务劳动的物质性。总而言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等当代前沿科技的发展及其充当主要生产手段和方法的前景，无非表示人类认识自然从而生产活动的领域越来越深入到物质的微观世界，与非物质化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工业化的劳动主要是人在宏观层面介入的物质过程，那么，信息化的劳动则越来越是人在微观层面介入的物质过程。
与哈特等人的幼稚相反，日益深入物质的微观世界的当代科学技术赋予人类在微观世界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会不断扩张，从而使得人类劳动的物质性强化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说，人类在精神上的进步总是表现为在物质上的飞跃。随着对“上帝粒子”的知晓，人类将懂得物质的真正本质，理解粒子为何拥有质量并演化为万事万物，揭开宇宙诞生之谜；随着对生物的分子水平的深入认识和全面掌握以及工程化应用，人类将不但能够掌握如何操纵基因组以便理解和治疗疾病，而且能够理解自然如何根据遗传蓝图来制造人和其它生物；随着纳米技术的突破，人类将逐步实现已故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范曼（Richard Feynman）“从底部开始”即从单个分子或原子开始组装一切物体的梦想，……，够了！人类正在一步一步地探明自然的奥秘并且在物质世界显示人类无尽的创造力。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鼓噪劳动的非物质性，只能看作是一种玄学的自命清高。
六
即使退到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所谓的生产文化内容这样较小的范围，劳动的非物质性依然要大打折扣。主张非物质劳动的思想家们以为文化产品一定是非物质的，这可是大错特错了。以为文化产品是非物质的理由是它是精神产品。其实，这是一种主观臆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文化创意产品，如电影、电视、音乐、绘画、时尚等，都不可能单纯是精神产品，而是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混合体。
从供给视角来看，具有某种物质载体是文化产品能够提供出来的前提。任何文化产品在将其内容作用于人的精神之前，都必须以某种三维空间的形式先行存在，如电影电视和绘画以运动或静止的影像画面为载体，音乐以音响装置为载体，时尚以时装、饰品等物品为载体。世界上恐怕只有观念本身不需要载体，但也不尽然。不但观念的产生需要人的大脑这个特定的物质载体，而且观念的传播更是必须依赖传媒这种专业化的物质载体。哪怕是自我欣赏的文化作品也需要载体。总之，凡是需要作为产品提供出来供人消费的文化产品，在其精神内容被人消费之前，它首先必须以某种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
从消费视角来看，碰触文化产品的物质载体是其文化内容传递给消费者的必要条件。从文化消费过程看，任何文化产品释放其影响精神的内容的过程总是表现为其物质载体被人消费的过程，例如，电影或电视剧情被欣赏的过程就是观众通过电影院或电视屏幕观看一连串图像的过程。从消费者个人角度看，任何人都必须利用自己的感官去实实在在触及文化产品的物质形式才能感受到其所承载的非物质的精神效用。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的、也不论是艺术的还是民俗的各种文化内容，都必须以建筑、雕塑、绘画、编织、刺绣、演出、美食、工艺品等等诉诸感官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的劳动不可能单纯是非物质劳动，而往往既是生产精神产品又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换言之，文化产品本身以及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劳动同时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这样二重属性：一方面，文化产品由于包含的内容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具有非物质性，从而使得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劳动在影响人的精神这个意义上具有非物质性；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由于总是要表现为某种承载内容的物质形式就具有物质性，从而使得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劳动在以某种物质形式诉诸人的感官这个意义上具有物质性。
七
要真正理解信息时代的劳动，还是要回到信息革命本身。为此，必须谈到一位重要的著作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他写作了《信息时代三步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其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年在英国出版后，安东尼·吉登斯将其对于信息社会的价值比拟为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之于工业社会。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达成了对信息革命的权威表述。一是确认了信息时代的开端。他依据1971年发明微处理器、1975年微电脑发明以及微软公司开始生产PC操作系统、1973年发明网络互连协定（TCP/IP）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数码交换、光纤的工业化生产和互联网而得出结论：“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革命，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7]49-50。二是界定了信息技术的范围。他说：“我所指的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电脑（硬件和软件）、电信、广播以及光电等集合而成的整套技术。此外和其它分析家不同的是我把遗传工程及其日益扩大的相关发展与应用，也包括在信息技术里”[7]26。三是指认了信息革命的核心要素。他认为“微电子学改变了这一切，并引发了一场‘革命中的革命’。1971年出现的微处理器能将一部电脑放在一个芯片上，它颠覆了电子世界，事实上是颠覆了世界本身”[7]38。
卡斯特的独到之处是发现了网络社会的形成。他把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空间描述为网络社会。依靠信息技术提供的信息网络条件，网络企业大量涌现并成为信息化经济的基本形式。网络企业，并不仅仅指互联网企业，而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网络化组织形式。网络企业和网络经济构成网络社会的基础。
卡斯特认为，信息化经济的特点决定了网络社会的劳动是“信息化范式的劳动”，大致有三种类型：实际执行、创造关系和决策制定。“实际执行”是指网络企业的项目实施，包括围绕工作项目进行策略决策、产品创新、产品设计和具体操作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设计人员和操作人员。“创造关系”是指在网络企业和个体化的劳动力之间利用网络组织连接，包括网络工作者、被网络连接者和被隔离的劳动力。“决策制定”是指网络企业管理，包括制定、参与和执行决策的人[7]228-229。
在卡斯特看来，上述三种劳动者并不都存在于企业的围墙之内，并且，全职工作这种传统工作形式正在没落，由信息技术促成的劳动个体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弹性工作者”，而连接他们的是网络企业和网络，就是说，信息时代的劳动的特点是网络化。
八
卡斯特在信息革命背景下观察劳动，把对劳动过程的理解置于信息技术代表的生产力基础之上，从而超越了西方左翼的非物质劳动观，觉察到了当代生产力条件与当代劳动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以网络企业的生产过程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化范式的劳动”概念，描述了信息化经济的主要劳动形式。
但令人遗憾的是，信息时代离我们太近并且还在快速发展，以至于正确认识信息时代的劳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卡斯特的观点也存在很大瑕疵。把信息时代归结为网络化，是卡斯特的贡献同时包含了他的不足。卡斯特偏重于网络化的视角使之忽视了人工智能的革命作用。他虽然谈到了自动化，但很少涉及智能化。他对于自动化影响劳动的最深入描述不过是“取代那些可以在预设程序中编码的工作”，他对自动化前景的大胆预测不过是说“由于整体自动化而即将消失的是常规性、重复性的工作，是那些可以预先编码、程序化而由机器来操作执行的工作” [7]227。卡斯特的这种认识太肤浅了，完全停留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早期水平上，如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之类，而对于由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所引起的智能自动化几乎无所察觉。于是，智能自动化对于劳动意味着什么就超出了卡斯特的视野。
所幸的是我们站在卡斯特的肩上可以看得更远，卡斯特所没有发现的信息时代的本质，应当是信息化所引起的智能化。信息时代具有科技革命的巨大纵深，新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可能使信息时代出现不同的台阶。可以认为，网络化是信息时代的第一个台阶，第二个台阶是智能化。卡斯特基于网络化描述的劳动，固然表现了网络企业的生产流程与分工状况，但停留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智能自动化的生产条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信息时代深处的劳动本身。
九
智能自动化与自动化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生产力时代[8]。自动化是机器生产的顶峰。最早系统阐述机器的自动化功能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详尽叙述了从自动的动力机推动机器体系的传动自动化到结合工作机完全代替人手操作的加工自动化。他的名言是：“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9]。马克思在机械化时代描述的“机器代替人手的操作”这种自动化的本质，电气化时代的生产力将其发扬光大了。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电子计算机与机器的初步结合，诞生了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这些完全代替人手操作的新机器，机器的自动化于是登峰造极。
但是，增加了电脑控制机的机器纵使成为技艺非凡的神奇机器，机器的自动化仍然处在缺乏智能的尴尬状态。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例，它们无非是由电脑控制机操纵工作机而形成的能够按照固定程序重复完成动作的可编程自动操作装置，尽管它们可以卓越地代替人的技能，却既不能感知环境，又不能判断决策，在没有人的智能支持的条件下，这些哪怕是装入了微处理器的机器在复杂过程和动态环境中也不可能独自完成自动化生产。 我以为，机器的自动化的尽头就是智能自动化的开端，这个时代变化的分界点就是电子计算机的不同运用方式。按照代替人的技能的方向应用电脑，就产生上述没有智能的可编程自动操作装置。而按照模拟人的智能的方向运用电脑，用计算机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产生拟人的智能化，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智能化台阶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劳动工具的性质必将发生从代替人的技能到模拟人的智能这种质变，从而产生从机器到以机器为元素的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这种生产工具的时代转变。
在我看来，对应于机器作为代替人的技能的“替人装置”，深入模拟人的智能的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则是拟人化的“类人装置”。智能自动化的几个必要步骤是：首先，模拟人的感知功能，形成各种触觉、视觉和听觉传感器；其次，模拟人的思考和学习这种高级智能，将判断、推理、联想、决策、规划等能力集成为系统控制中枢；再次，将装入微处理器的机器当作执行机构；最后，匹配通信网络将控制中枢与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相连构成自动控制系统，这样就诞生了具有人工智能的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具体表现为自动生产线之类的“过程自动化系统”与“智能机器人”这样两种基本形式。
十
智能自动化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引起直接生产过程发生分裂，从而改变当代劳动的技术基础。我预测在已经可以看见端倪的将来，在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作为当代生产工具的条件下，直接生产过程将分裂为生产前端和生产后端两部分。从投入生产资料到产出产品的过程蜕变为生产后端，成为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发挥作用的专属过程。专门从事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研究、设计、更新、操控和维修的各种工作部门独立出来构成生产前端，成为活劳动发挥作用的专属过程。这时，人与生产工具的技术关系的质变引起人对劳动对象的作用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对于生产某种确定的物质财富而言，生产后端是前台，由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代替人直接操作劳动对象，从而使得活劳动基本上退出生产后端不再直接碰触劳动对象。不与生产后端的劳动对象直接打交道的生产前端成为幕后，人从前台退到幕后，人在幕后通过影响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来达到影响前台从而决定整个生产过程的结果。前端是后端的头脑和灵魂，后端是前端的躯干和四肢。因此，只看前端或者只看后端来谈论信息时代的劳动都是片面的。
显然，直接生产过程的分裂造成的后端的无人化与活劳动集中在前端这种二元现象令人产生一种错觉，即生产物质财富的过程不需要人，而人集中活动的过程又不生产物质财富。哈特等人的劳动非对象化理念得到了这种错觉的印证，然后，他们把劳动脱离自然物质这种错觉再投射到现实中，结果就完成了将非物质性对于劳动的主观赋予。
智能自动化生产的真相是，前端造出后端并利用后端完成生产。后端与前端分裂是人与生产工具的技术格局的当代现象，并不意味着后端脱离前端而独立，反倒是以新的技术形式生动表现出作为主体的前端支配利用作为从属手段的后端这种智能自动化条件下人与生产工具的一体化本质。这时，后端不是独立的生产过程，更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部分，而仅仅是一个从属部分，类似于农作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从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及其全部流程，到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研发、维护和升级，都是前端完成的。任何产品，都不是后端单独生产的，而是前端以后端为手段进行生产的。因此，在智能自动化生产条件下，一切产品都是前端的人的劳动产物。反过来说，处于前端的人的一切劳动，其意义和结果都不止于前端，而是指向和体现为在后端出现的产品。
换言之，信息时代的劳动不是变得虚无，而是表现出显著的总体性，即人类劳动表现为一个功能整体与自然物质打交道。这种总体性，不但表现在人自己的分工体系上，即通过社会分工链条把各种劳动积聚并传递到前端，而且表现在人与生产工具的相互关系上，即形式上分裂的前端和后端在实质上融合为完整的生产功能体。信息时代光怪陆离的劳动样式和千差万别的劳动种类，总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汇聚起来并最终通过后端诉诸物质对象，从而证明人类在劳动上越来越是一个整体。人类把自己的劳动凝聚成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并用之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就是这种总体性的集中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等人强调的生产主体性才易于理解，人类劳动的这种总体性为劳动抗衡资本并最终解放，提供了新的生产力基础。
在形式上，信息时代的劳动主要表现为两种服务。一是前端为后端提供服务，围绕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开发和运用，表现为各种科学技术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二是人对人提供服务，围绕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表现为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活动。两种服务的关系是，人对人提供的服务，最终以某种积累的方式在前端为后端提供的服务中体现。就是说，人对人提供的服务加上前端为后端提供的服务，就是信息时代的劳动的总和。
两种服务的共同特征是提供知识服务。前端为后端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发、经营管理等科技服务，实际上是提供包括从信息技术到材料科学、从人工智能到经营管理的全部科学技术知识。人对人提供的服务，形式上是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生活服务，实质上是提供各种改变人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知识。因此，信息时代的劳动在本质上是知识劳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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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33-41. [7]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宋健.制造业与现代化[J].机械工程材料，2003（1）：1-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8.
责任编辑 莫仲宁
[abstract] Western left of immaterial labour cannot be essentially reflecting the work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inc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tion tool. Manuel Castells introduced to networking features "information paradigm of labour"， but ignored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 Intelli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n the steps， tools produced by the machine evolution for intelligent automation systems， allowing direct Divis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for the production of front-end and back-end components.In nature of the work is knowledge work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ainly for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services， is a front-end to back-end services， is the second person to provide services， which constitutes a sum of the labo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keywords] the work in the information age；the production tool；immaterial labour；knowledge work；intelligent automation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