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马东之前，我听说他不是一个容易采访的人。一位同行在电话采访中几乎崩溃——有点聊不下去。她放下电话后决定好好多读书，提高发问水平。另一位同行说马东对问题很挑剔，遇到无聊的，他会表现出不太感兴趣。“那他就只有那些事情可以问啊。”朋友有点无奈，然后又强调，“但他真的是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我有点怵。翻看他的微博，发现在主持《奇葩说》之前，几乎都是严肃的话题。我基本上就相信他不只是《奇葩说》那个荤段子信手拈来的搞笑大叔。
　　采访那天我们录视频了。他先是让同事先把门关上。听到现场有衣服的悉悉索索声，他再次停下来，说这样录不行。“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了，我知道现场必须绝对安静。”他说。
　　后来录视频的同事说，你看马东的表情、肢体语言特别丰富。但也许是因为那张憨厚的脸，得细看些才看得出他的情绪。
　　其实那天他心情有点烦。“他觉得刚参加的活动很傻。”他的助理跟我说。但他说他喜欢我们杂志，所以愿意好好聊。后来氛围还算放松。我提醒自己要注意把握分寸，因为稍微目的性强的问题，他一定会感受到。
　　当我问他怎么看蔡康永和高晓松的角色，他会在回答中加上“还有金星”。但他不是刻意在平衡什么，他确实是尊重每个同事，考虑周全。据说他曾经在饭桌上用一种理论解释人与人的差异，比如蔡康永外圆内菱形（内心特别有棱角，有笃定的价值观），他自己是外圆内方。当然，他这样一个不是太容易走近的人，“方”的内心并不容易被看到。
　　后来我在采访中听说的两个细节可以佐证他的“方”。其一，在最近讨论新的辩题时，邱晨建议了一题目：蠢是不是一种恶？——这是一个在《奇葩说》赛场上特别难打的题目（连普通辩论赛场都难打）。听说马东个人很喜欢这个题目，邱晨很是吃惊，“你会发现他不是只考虑场上效果的人，他对这个节目的期待，和往里面加的意义，不止于他平时说的那些。”其二，在一场庆功宴上，马东跟柏邦妮说，“邦妮，我知道你是做电影的，我也很喜欢电影，但只有电影才能去传播价值观吗？难道节目就不能吗？只要能把这个价值观传播出去，这个载体是电影还是节目，并不重要。”柏邦妮甚至觉得，马东离开《爱奇艺》出来单干，也是因为他对自己要做的内容寄望很深。好友张绍刚说，马东基本上是比较严肃的人。
　　
　　让我有点意外的是，说起在《湖南卫视》做的第一档节目《有话好好说》因为同性恋内容被停掉时，马东坦言，当着节目组男男女女的面，当时他哭了。
　　有评价说央视的马东和离开央视的马东完全不一样。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让人哑然失笑（实际上认为人会“变得很不一样”本身就是个伪命题）。马东相信经验，他在台上的控场能力源于过去做节目制片人、剪片子的经验。甚至是担任春晚语言类导演，也让他学会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因为过去的马东，才有今天的马东。
　　而他能尊重人的复杂性，多少跟作为一个“神奇的年代”的旁观者有关。他感慨地说起父亲马季的一件事：“我父亲是侯宝林先生的徒弟，组织上动员侯先生入党，侯先生就说你是我徒弟，那你给我写一个入党申请书。我父亲22岁就入党了，他觉得入党这个事是你发自内心的，入党申请书怎么能我帮你写呢。而侯先生就觉得你是我徒弟，就这么一点事你给我别扭什么。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多神奇的年代啊。我父亲本质上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今天你就更不能理解了。我父亲去世时，有领导来问我说要盖党旗吗？我说要。共产党员一辈子一定要盖党旗，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