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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当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当时东渐西学之性质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末清初之际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知识和体系，但其传入的仍是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其世界观实质上仍属于古代与中世纪的传统范畴，这既背离当时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趋向，也与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个人觉醒与解放已成当务之急的中国时势之要求不相符合，对中国由中世纪转入近代无益。作者认为，真正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推进作用的，是深受１９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的中国自己的学者（诸如李善兰、华蘅芳，及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作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