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不是过去30年特别是前10年那样，几乎可在旁人不关注的情况下独自发展。今天的中国，就如挤上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自己再加小心，仍会不由自主地踩上或者碰着旁人的脚。随着经济总量扩大而不断增大的资源、能源进口需求量，自然会引起旁人的议论（何况在节能减耗方面中国仍有不及他人之处）。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稍有举动，为国际市场所关注、担心。同样，鉴于转轨、新兴国家的开放教训，中国实行正常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带来他国的舆论压力甚至是保护主义的制裁。理应，中国可以鉴于自身状况采取金融渐进开放的态度，但是过去未曾有的、现在对世界又有如此影响力的中国实力，还在持续壮大，必然会引起国际上一些势力集团对中国金融要求加快开放的压力。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化，通过国内实体经济传递到全球实体经济、进而传递到有关国家，反馈其新的政策信号，这同样又会影响、制约我国的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自然包括汇率、利率、外汇储备多元化、主权财富基金、人民币离岸业务、资本账户管理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巨大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在金融全球化下，中国政府必然会面临从来没有料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系列动态反馈。这迫使中国政府需要系统思考，其未来各项金融政策的孰前孰后、搭配衔接的问题。
　　总体上说，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日趋激烈。特别是这轮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力量组合变化的形势更趋复杂化。世界经济正处于又一个“二百年大变局”的转折时代。其中，人类经济史上中国的又一次伟大复兴，正成为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重要议题之一。中国的未来，走向举世注目。特别在美国当今，有关涉及中国崛起的研究文献几乎每天翻新，出现各种遏制言论不可避免。因此，作为一个长过程而言，中国如何、中国能否与世界的转型和睦相伴而崛起，迫切需要有金融战略的谋划。这已是关乎一国贫富、兴衰、存亡之大事。因此，我们既要继续奋进，谋求不断的突破，在参与构筑新的时代大势中，维护自身的发展大业。又要在发展中国大业的同时，顺时代大势、追求世界和谐，其中不乏包括适当的、临时的妥协和委屈，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国际摩擦，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不使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不使全球化趋势中断甚至倒转。一筹莫展，不求国家的上进，非国人精粹的传承。简单的“愤青”，只图短期情感的宣泄和痛快，同样非国人精粹的传承。厘清中国金融长远发展的应有逻辑、谋划好今后的具体部署，这既是中国经济伟大复兴中极为重要的关注点和精妙之处，也是让当今世界“中心货币”国家及其他国家能够接受中国历史性复兴所必须要做的“中国宣示”。
　　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30年，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孤儿”。“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为一体，是财政的“出纳”。中国当时几乎无市场意义上真正的“金融”，自然也无从谈起金融战略。1978—2008年的第二个30年，历经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事实求是地说，在世界金融的棋盘中，中国仍只是一只棋子，更多的时期是在不自觉地“下棋”。30年前，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并被以后历史不断验证的战略规划（当然体现阶段性策略的五年规划并没有间断过）。下一个30年，由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以及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将显著不同于过去的30年，中国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可以“闭门”发展自己，而是必须事先要有系统思考与战略谋略。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事务协调由G7转变为G20机制的时代，意味着正是中国必须确立战略利益的重要时期。中国更需要未雨綢缪，有备无患，为与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共赢的、务实的选择。
　　或者形象地说，当中国经济、金融还只是一条小河时，我们可以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但是当这条小河已变成大河，与外面的大海相连，甚至自身已成为大海的一部分时，就不能仅靠“摸石子”过河跨海了，而是需要学习造船、造桥技术，只有通过驾船、搭桥才能过河跨海了。
　　本文摘选自《中国金融战略2020》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