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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做法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尧舜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就已经有了考绩的做法，每三年考核一次部落首领的能力与业绩，每考核三次作为一个周期。根据这三次的考核结果对被考核者进行级别调整。
西周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述职者，述所职也”，与现在的官员向上级汇报工作类似，但具体做法史书中几乎没有记载。虽然西周对诸侯等官吏的考核很难称得上制度化，但可看成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的开始。
春秋战国以后，考绩实施得比较好的是秦国。秦在地方各郡县设置计官，负责地方的上计，此外，还有尉计苑计等其他计官，分工主管不同的部门。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
唐朝经济社会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政治制度也较前朝完善。从《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一书来看，唐代的官吏是按三等九级来进行考核的。一等“上上”，就是按职设目达到“最”者，加上四善俱全，就评为“上上”了。末等是“下下”，就是那些“居官谄诈，贪浊有状”者，它与“爱憎任情，处断乖理的”的“下上”以及“背公向私，职事废闻”的“下中”同列下等三级，处罚措施依次是革职降级、听候监察部门查处、移交司法部门等。
三等九级的参考标准，就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偏重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二十七最”是根据职务的不同制定的，如“法官之最”的标准是“推鞫得情，处断公允”；“学官之最”的标准是“训导有方，生徒充业”等。这个“最”字的考核标准，早在秦朝就已经定型了，这从云梦出土的秦简中就能看得出来。在这些秦简中，有一篇考课乡官的标准和奖惩办法，其中上等的“最”和末等的“殿”字频频出现。如“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最者，赐田典日旬，殿，笞卅”。此后，“最”“殿”二字作为考核绩效、划分等级的专用名词，一直沿用到清代。
有了绩效考核，要想升官，就要拿成绩说话了。《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实例，秦始皇时期，萧何在泗水郡监御史手下供职，任满考核，“课最，居第一”，上司要保举他去咸阳为吏，他执意恳求回乡任职，结果，凭借人事档案里的这份鉴定，他被任命为沛县政府里的主吏椽，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科员。
对于官员政绩的考核，古代的统治者考虑还是非常全面的。为了避免多做事多挨打的现象发生，让“事故多发地段”的官员少受气，北齐就曾经依职任繁简程度分为繁局、平局和闲局，把“殿”定为负分，“最”定为正分，“闲局六负为一殿，平局八负为一殿，繁局十负为一殿”，也就是说，对那些工作繁忙的部门与工作相对清闲的部门，应该区别对待，让政绩考评尽量公平。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因话录》中记载的一个唐代故事。裴充在太常寺任太祝时，年纪轻，精力旺盛，工作非常努力，从这个部门的职责来说，工作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哪知到年终考核时，他只得了一个“中考”，心中很是不服，就去找太常卿理论：“太常寺职事繁重，不比其他单位……”他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部门不同，岗位有异，不区别对待，确实有失公平。
宋神宗时，黄庭坚的父亲黄庶以大理寺丞出任地方，就曾经给自己治下的益都县尉朱康济的“中中”考第写过这样的评语：“今为尉于兹，前后寇盗者发辄得之，而未尝亡一人。”县尉的本职工作就是缉拿盗贼，维护治安，发生的盗窃案全部破获，作案者无一人漏网，这当然是个合格的县尉，但没有发案率，就更应该嘉奖了，所以宋哲宗时傅尧俞给所属汜水县县尉写的评语，就更值得称道：“今周岁无盗，非畏尉而不为乎？”缉盗的目的，就是为了无盗，一个县的治安达到了没有发案率，这不应该考为“中上”吗？
清代对官员的考核标准是“四格八法”。四格八法制度起源于明代而完备于清代，具体规定了文官考核制度的内容与奖惩标准。“四格”是指守、才、政、年四个方面，即操守、才干、政务、年龄，其全面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胜过历朝考核制度。其中操守的考核分三等：清、谨、平；才干的考核分两等：长、平；政务的考核分两等：勤、平。“八格”，就是官员不合格的八个方面，即：“贪、酷、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不合格官员所犯的过失，会根据八法中不同的条目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惩罚，从革职拿问到降级调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统而周延。
当然，“清、慎、勤”中最重要的还是“清”。据《清会典》卷十一《吏部》记载，官员如果“不谨”（即不慎），或“疲软无为”（即不勤），其处分都是革职，但尚无身家性命之忧，而“凡官贪者”（即不清），则“特参”。“特参”要比革职严厉得多，自己可能丢了小命不说，还让祖宗蒙羞。正如《红楼梦》中贾政说的那样：“据你一说，是叫我做贪官吗？送了命还不要紧，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
毋庸置疑，官员的考核制度严格了，官员的考核流程完善了，官员的为政态度自然也就端正了，办事效率也会随之提高。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官员们都会在“清”上下功夫，在“勤”上做文章，在办事效率上比高低。倘若为官从政，做好做坏，都没有一个规矩，那怎么能成就为官从政的方圆呢？
（责编 / 傅建芬）
西周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述职者，述所职也”，与现在的官员向上级汇报工作类似，但具体做法史书中几乎没有记载。虽然西周对诸侯等官吏的考核很难称得上制度化，但可看成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的开始。
春秋战国以后，考绩实施得比较好的是秦国。秦在地方各郡县设置计官，负责地方的上计，此外，还有尉计苑计等其他计官，分工主管不同的部门。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
唐朝经济社会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政治制度也较前朝完善。从《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一书来看，唐代的官吏是按三等九级来进行考核的。一等“上上”，就是按职设目达到“最”者，加上四善俱全，就评为“上上”了。末等是“下下”，就是那些“居官谄诈，贪浊有状”者，它与“爱憎任情，处断乖理的”的“下上”以及“背公向私，职事废闻”的“下中”同列下等三级，处罚措施依次是革职降级、听候监察部门查处、移交司法部门等。
三等九级的参考标准，就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偏重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二十七最”是根据职务的不同制定的，如“法官之最”的标准是“推鞫得情，处断公允”；“学官之最”的标准是“训导有方，生徒充业”等。这个“最”字的考核标准，早在秦朝就已经定型了，这从云梦出土的秦简中就能看得出来。在这些秦简中，有一篇考课乡官的标准和奖惩办法，其中上等的“最”和末等的“殿”字频频出现。如“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最者，赐田典日旬，殿，笞卅”。此后，“最”“殿”二字作为考核绩效、划分等级的专用名词，一直沿用到清代。
有了绩效考核，要想升官，就要拿成绩说话了。《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实例，秦始皇时期，萧何在泗水郡监御史手下供职，任满考核，“课最，居第一”，上司要保举他去咸阳为吏，他执意恳求回乡任职，结果，凭借人事档案里的这份鉴定，他被任命为沛县政府里的主吏椽，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科员。
对于官员政绩的考核，古代的统治者考虑还是非常全面的。为了避免多做事多挨打的现象发生，让“事故多发地段”的官员少受气，北齐就曾经依职任繁简程度分为繁局、平局和闲局，把“殿”定为负分，“最”定为正分，“闲局六负为一殿，平局八负为一殿，繁局十负为一殿”，也就是说，对那些工作繁忙的部门与工作相对清闲的部门，应该区别对待，让政绩考评尽量公平。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因话录》中记载的一个唐代故事。裴充在太常寺任太祝时，年纪轻，精力旺盛，工作非常努力，从这个部门的职责来说，工作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哪知到年终考核时，他只得了一个“中考”，心中很是不服，就去找太常卿理论：“太常寺职事繁重，不比其他单位……”他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部门不同，岗位有异，不区别对待，确实有失公平。
宋神宗时，黄庭坚的父亲黄庶以大理寺丞出任地方，就曾经给自己治下的益都县尉朱康济的“中中”考第写过这样的评语：“今为尉于兹，前后寇盗者发辄得之，而未尝亡一人。”县尉的本职工作就是缉拿盗贼，维护治安，发生的盗窃案全部破获，作案者无一人漏网，这当然是个合格的县尉，但没有发案率，就更应该嘉奖了，所以宋哲宗时傅尧俞给所属汜水县县尉写的评语，就更值得称道：“今周岁无盗，非畏尉而不为乎？”缉盗的目的，就是为了无盗，一个县的治安达到了没有发案率，这不应该考为“中上”吗？
清代对官员的考核标准是“四格八法”。四格八法制度起源于明代而完备于清代，具体规定了文官考核制度的内容与奖惩标准。“四格”是指守、才、政、年四个方面，即操守、才干、政务、年龄，其全面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胜过历朝考核制度。其中操守的考核分三等：清、谨、平；才干的考核分两等：长、平；政务的考核分两等：勤、平。“八格”，就是官员不合格的八个方面，即：“贪、酷、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不合格官员所犯的过失，会根据八法中不同的条目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惩罚，从革职拿问到降级调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统而周延。
当然，“清、慎、勤”中最重要的还是“清”。据《清会典》卷十一《吏部》记载，官员如果“不谨”（即不慎），或“疲软无为”（即不勤），其处分都是革职，但尚无身家性命之忧，而“凡官贪者”（即不清），则“特参”。“特参”要比革职严厉得多，自己可能丢了小命不说，还让祖宗蒙羞。正如《红楼梦》中贾政说的那样：“据你一说，是叫我做贪官吗？送了命还不要紧，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
毋庸置疑，官员的考核制度严格了，官员的考核流程完善了，官员的为政态度自然也就端正了，办事效率也会随之提高。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官员们都会在“清”上下功夫，在“勤”上做文章，在办事效率上比高低。倘若为官从政，做好做坏，都没有一个规矩，那怎么能成就为官从政的方圆呢？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