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里，隐约听得见啜泣声。台上鞠躬致谢，台下起立鼓掌。这是评剧《母亲》作为2015年北京金秋优秀剧目展演开幕戏的演出现场。
　　125分钟，人们聚在北京市南三环外近千人座位的中国评剧大剧院，进行了一场日常生活之外的思考。
　　王亚勋，中国评剧院院长以及《母亲》的出品人和作曲，很快就将随这个剧目去太原作巡演。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作曲工作者，希望为社会留下更多作品。”
　　2006年8月3日，王亚勋正式就任中国评剧院院长，此前他在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任团长。
　　评剧起于农民艺术家，从上世纪初走出河北唐山，100多年的起伏，既经过了小白玉霜、新凤霞的辉煌时期，也走过赠票仍无人喝彩的尴尬。
　　“它的成长一直由国家供养，有一天，要由国家事业性单位走向转企改制模式。而中国评剧院是唯一带有‘国’字头的评剧院团。”王亚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对于其他评剧院团，我们有示范作用。”
　　2011年5月，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全面完成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任务。2012年7月23日，中国评剧院挂牌为“中国评剧艺术中心”，正式宣布由事业向企业改革。
　　与昆曲、京剧仍保有部分事业单位不一样，评剧领域的所有院团都在面临“改革”。这场2012年开始的改革也曾被业内称为“全军覆没”。
　　随着2015年9月国企改革总体方案落地，新一轮文化国企改革大幕也将拉开。如中国评剧院一般的国有演出院团再次站在改革的关口上。
　　“不改，早晚得死;乱改，马上就死。”王亚勋如此总结。
　　评剧一定要“进城”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现在评剧的现状？
　　王亚勋：它是中国第二大戏曲剧种，仅次于京剧，最早是农民艺术家成兆才等人通过艺术实践开创了评剧艺术的雏形：蹦蹦戏。时间是1909年。
　　1955年中国评剧院成立，1958年划归北京市，几十年里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当年新凤霞一个人的票房收入便超过梅兰芳京剧团的四大名旦，很多入不敷出的剧团都向中国评剧院拆借资金。
　　虽然相对于昆曲、梆子、京剧等其他戏曲剧种，评剧还是个“年轻人”，在表演技巧和表演程式上比较弱，但也有过观众人数压过京剧的时期，有自己的代表性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祥林嫂》等。
　　但时代在发展，跟不上观众的需求，就会失去观众。而要满足现代都市人的文化需求，就要有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剧目，就需要有贴近现代都市观众审美需求的制作。还靠胡琴、三弦、琵琶、唢呐、小堂鼓，还是那些农村题材的戏，争取不到新一代的观众。
　　所以，21世纪的评剧不能留恋并且留在上世纪60年代的乡村里，进了城的评剧就要演城里的事。就像一个农村人，进城以后，要改变生活方式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王亚勋：首先要想清楚，评剧不仅要演给农民看，还要给白领看、给大学生看。无论是给城市里的人看，还是到乡下去演出，或者演给孩子们看，如果希望评剧得到认可，就要与他们贴近。无论是什么样的题材，都要在思想内容上有新意，在表现形式上有新手段、新方法，让观众看着新鲜。
　　2014年，中国评剧院的《林觉民》采用音乐舞美形态，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中国评剧界的第一次尝试。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母亲》。很多老戏迷会说，这不是传统的评剧了，但它们在保持评剧特色的同时，让评剧更好看了。
　　有年轻人才会有未来
　　《瞭望东方周刊》：《林觉民》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王亚勋：请人来写，经过了好几轮作者。一个不行，再换一个。很多人都对我有意见了。那时我刚到中国评剧院两年多的时间。
　　但我是院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明确剧院艺术发展的思路和措施，艺术发展的思路要靠作品来体现，所以最根本的是抓戏。而抓戏就得抓本子、抓导演样式、抓唱腔、抓演员潜力的发掘培养。戏出来了，也就证明了我们的艺术发展思路是正确的。

　　现在这部《母亲》的素材来源于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的故事。抗战时，邓玉芬把丈夫和4个儿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2014年7月7日，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这位母亲的故事。
　　对于中国评剧院来说，这是一个自我实践以及证明的机会。如何用现代化的手法将故事呈现给不同的观众群，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成长。
　　戏的背景铺垫方面，引用了当年的民歌及其相关元素，如：“民国二十六年，华北起狼烟”，主要是根据冀东民歌“绣灯笼”创作而成，舞美也用了很多现代化的元素。严格地说，这是一部融合各种元素、但评剧特征保持明显的作品。
　　最重要的是，这部戏启用了很多80后演员。而这些演员对于看重名气的演出市场来说是一步险棋。结果证明我们没走错。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看到评剧的希望和未来。
　　进行创新、改制的过程很痛苦，但我们也知道，只有改革，才会有戏。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注意到《母亲》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巡演，你们想消除评剧地方戏的色彩吗？ 　　王亚勋：太原将是《母亲》继河北、天津、内蒙古、北京巡演的最后一站。这是在华北五省市巡演，视演出效果再决定是否有第二轮、第三轮等，还有京郊市场巡演，还去南方城市上海、江苏、浙江等。
　　京郊是评剧的既有市场，南方则有评剧市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我们来说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意识到原来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评剧，也有那么多人知道原来评剧并不是那么难懂。
　　除此以外，《母亲》还有周末场，也会进校园。2016年5月之前，《母亲》会完成百场演出。
　　我们在京津冀做好演出的同时，再走向全国。京津冀发展一体化战略对评剧来说真是太好了。相比以前，评剧明显多了很多交流、演出机会，最重要的是方便、快捷很多。
　　其实从2014年开始，中国评剧院就有走出去的行动。主要是去了湖南、山东，还有60多个人的团队去了希腊，这是评剧第一次走出国门。
　　重振辉煌的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改制3年多，中国评剧院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王亚勋：2015年10月我们会出台更细化的具体制度，包括分配机制、工资等。这表示我们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和成熟。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评剧院的转企顺利完成。
　　转企顺利意味着：机制、市场、人才等达到和谐。改革是全方位的，现在社会上部门对接还不顺，比如，五险一金社会保障体系的对接等，到底是事业编制还是企业员工？艺术工作者自我身份认同也是一方面。
　　这些是改革过程中残余的死角。很多来自基层的数据目前看来也不准确，存在欺上瞒下的现象，也容易形成人们对改革的质疑和否定。
　　应该说，这些年北京市政府出了很多配套措施，给我们提供土壤。很多其他地方院团的状态则要困难得多，有的甚至直接面临生死存亡。
　　《瞭望东方周刊》：有无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王亚勋：国内每个院团改革面临的问题都是前无古人的，我们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能否进行下去，不仅需要当地文化部门制定清晰渐进的配套政策支持。还需要院团根据自身情况，从内部自立进军演出市场，这是所有院团改革都要面对的问题。改革是一次重振辉煌的机会，也有其他的可能。
　　从这几年中国评剧院的改革来看，改革并不是国家不管了，而是如果做得好，国家的扶持会更多，会有更多的增员、增效的机会。
　　这从演员年龄就可以看出——前几年平均50多岁到现在的平均30多岁，而且在演员的收入上也有体现，因为只要你愿意排戏，收入肯定比以前高出很多。
　　艺术家要有价值和尊严
　　《瞭望东方周刊》：说说离退休人员，他们到底是包袱还是财富？
　　王亚勋：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离退休人员的价值再开发。中国评剧院有很多年纪很大的艺术家，他们是中国评剧院的财富，但从企业运营层面也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人建议我让他们退休后去做社会上最基础的工种，比如说看大门等，但是我们认为非常不可取。他们是艺术家，有艺术家的价值和尊严。
　　我们成立了艺术专家指导委员会，同时整理、出版老艺术家的传记。在剧目的艺术层面，多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这也是让年轻的艺术工作者看到自己的未来，不感到心寒。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现在中国评剧院可以在市场中生存吗？为什么？
　　王亚勋：可以说我们已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现在，我们形成了两个重点，剧目生产和市场营销是重点、剧场经营和潜力挖掘是重点。并且在巩固农村基础市场的前提下开拓占领国内城市市场，同时开发国际市场以及旅游市场。
　　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评剧院改革的窗口是其他院团不具备的。我们有一个剧场，我们希望这个文化资源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改制的结果是，剧场的使用率在不断提高。
　　过去一年承接70场左右的其他院团演出，加上自己院团的作品，一年有100多天被使用。改革以后，尤其是2015年有200多天的使用率，这里面有中国评剧院自己的演出50场。
　　2016年、2017年剧场肯定会更饱和。与我个人的状态一样，改革以来，剧场也提前知道未来365天的安排和状态。基本可以准确到某一天。
　　现在中国评剧院再被社会各界关注，得益于改革带来的机遇。改革是非常复杂、非常难办的事情。怎么认识改革、怎么改革，是一个核心问题。改掉不适应新形势的东西，还要找出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