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1月25日、26日两天之内连续发生3起特大煤矿事故，在27日下午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李毅中局长对一些地方官员的行为表示了相当的愤怒：“最典型的是云南省曲靖市昌源煤矿，这个矿早就定下来要关闭，为此，国家安监总局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公开登报，表示接受社会监督，云南省政府也在当地主流媒体为此发布过公告。一个曲靖市，有什么权力偷梁换柱，该关不关？据督察组督察，类似这样该关不关的煤矿，曲靖市不只这一个，居然有23个！”
　　从李局长的话里来看，此次出事的云南省曲靖市昌源煤矿（也包括其他两个矿），早就被国家安监总局判处“死刑”，而它的“起死回生”，与地方政府作后台老板是分不开的。但让人纳闷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党和国家的政令阳奉阴违置若罔闻的行为，为什么总是随着事故的发生才最终暴露呢？
　　一句话：社会监督机制缺失。
　　要构成真正的监督，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时空同合和当下知情。如果监督者并不能随时知道被监督者在哪里、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曾做过些什么、还需要什么，不能对被监督者的信息和材料当下尽收眼底，尽在掌握，说实施有效监督纯属天方夜谭。监督的大忌在于只上天，不落地，而关闭非法煤矿恰恰犯了这一大忌。我们的监督工作，往往只满足于四处奔波，排查非法小煤矿，贴封条，将其黑名单登报纸、上电视、进广播，似乎这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仅仅是监督工作的开始，而由谁来充当监督的主体，如何确保信息互动渠道的畅通，如何保护监督者的合法权益等才是需要下功夫研究并努力做好的。当然，对于一个地方的非法小煤矿发动全国人民来共同监督，很不现实，也不可能。问题是，那些可能的当地人民群众，煤矿的员工和家属子女们，他们对煤矿生产的信息最能“时空同合和当下知情”，但遗憾的是，这支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并没有利用好，或根本就没有利用。
　　看来，煤矿安全生产仅仅满足于宣布非法煤矿的“死刑”已远远不够了，遏制矿难频发，既要对那些敢于“弄虚作假，挑战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令，挑战政府监管的权威”的地方官员实施“斩立决”，发现一个严厉查处一个，加大其违纪成本，使之不敢再犯。同时，加紧建立和完善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社会监督机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也不失为一计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