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伊兰、巴图、孟克几代人坚持用文艺形式向农牧民传播文化，连总书记都为他们“打call”
大雪节气，广袤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被残雪覆盖着，时隐时现的羊群在荒草中仍然昭显出一派生机。《环球人物》记者几经辗转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赛汗塔拉镇，小镇广场上，一组巨大的人物雕像群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是乌兰牧骑初创团的9名成员，其中一名手捧哈达的年轻姑娘便是伊兰。
记者在伊兰家中见到了她，已经83岁的老人神采奕奕，精神头很足。卧室的柜子上摆放着一张照片，那是1984年国庆期间，伊兰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乌兰夫的合影，合影的旁边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乌兰牧骑的回信。
正是因为这封回信，最近乌兰牧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还登上了网络热搜。“60年了，这还是头一回呢。”伊兰打趣说道。
在暴雪里行走，在舞台上早产
伊兰记得，接到这封特别回信的那一天风特别大。她刚刚收拾完房间，靠窗而坐，突然队长孟克吉日嘎拉推门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高声喊着：“回信了！习总书记回信了！”
今年7月，为了庆祝乌兰牧骑建立60周年，西苏尼特乌兰牧骑举办了很多庆祝活动，退休了的老队员、现在的新队员，还有外地的队员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活动中，大家萌生了把60年来的发展成果汇报给总书记的想法，于是就由16名代表联名写了封信，寄往北京。
孟克把信一字一句地念给伊兰听。总书记在回信中说：“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我们乌兰牧骑能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你不知道，刚建队的时候可苦着呢。” 伊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956年，中央让全国的县一级都成立群众文化馆，但内蒙古多是牧区，地广人稀的，牧民居住得分散，不适合建设文化馆。“于是，我们的文化局就想出了个法子，说做个流动的文化馆试试。”
就这样，会流动的文化馆乌兰牧骑成立了。在蒙语里，乌兰是红色的意思，牧骑是指树上的嫩芽，“红色的嫩芽”寓意初生的红色文艺队。
伊兰就是在当时加入乌兰牧骑的。她原本是县团委干事，会唱歌跳舞，也爱好文艺。包括她在内，首批乌兰牧骑成员一共9人，都是从内蒙古各地调入的。很快，9个人乘着兩辆马车，扛着红旗就下牧区了。
伊兰对团队第一次演出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在冬末，天气很冷，一行人来到了温都尔庙。时任队长乌力吉陶格陶提前派人把演出的消息扩散出去，当地的牧民感到很新鲜，纷纷跑来围观，有100多人，甚至附近十里八村的人都赶来了。那时候演出没有舞台，在蒙古包门前立两根柱子，搭上棕色的布，就是幕布。9个人的表演很简单，都是自己编排的歌舞小品，“主要是展示农牧民的日常劳动和生活。队员们先去体验，在打草场上劳动，知道了草怎么打，怎么捆，怎么拉上马车，就编出了《打草场上》这支舞。那次演出，牧民们一直在台下叫好。结束后，很多牧民激动地拉着队员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表演。“牧民们热情的回应，让我觉得充满成就感。”伊兰说。
除了演出，乌兰牧骑还辅导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新的方针政策，队员们就给大伙念报纸。给牧民传递科学知识和生活观念也是重要内容，伊兰顺口念了一段：接羔以后要洗手，早晨起来漱漱口……“在演出前或演出当中读几句，把宣传和演出融为一体。”
在乌兰牧骑初创时期，每年的5月一开春，队员们就带着行李，以铁路为分界线，开始长达半年的流动演出。春天离家，等到秋天回来时第一场雪已经下了，归途中，遇到暴风雪是常事。苏尼特右旗面积22300平方公里，当时牧民近9000人，大家住得很分散，乌兰牧骑的队员坚持哪怕只有一个农牧民也要去演出，最远的时候到过200多公里外。
离家时间久了，有时候好几个月都洗不上澡，时常觉得浑身发痒，有的队员把抽过的烟灰涂抹在脚丫上止痒。演出条件很艰苦，全靠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意志支撑，平时谁有个头疼脑热也得坚持表演。伊兰怀孕7个月时还在演出，后来不幸在舞台上早产了。“尽管如此，我的爱人还是特别支持我的工作，俩人从来没有因为这方面闹过矛盾。”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乌兰牧骑逐渐壮大起来，如今内蒙古草原上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每年演出超过7000场。回想起当年在草原上的日子，伊兰感慨万千。“翁格日勒、桑杰多吉、刘殿如、额尔敦毕力格、额日和木、荷花和娜仁图雅……”她将另外8名队员的名字一一念出，可惜现在大部分离开了人世，只剩下她和荷花两人。
“文革”时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牧民和我们的感情很深厚。”伊兰反复说着这句话。每次到蒙古包演出，热情的牧民老乡总会宰羊招待乌兰牧骑队员。按照制度，每吃一顿饭，队员要给牧民交粮票，但牧民死活都不收，队员们只好在离开时悄悄把粮票放到被子下面。每次演出完离开一个地方，大家都舍不得，有些老妈妈还会抱着队员哭，马车走出去很远，回头一看，老妈妈还在原地张望。
队员们之间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伊兰多次提到队长乌力吉，在她眼里，乌力吉是个全才。他曾经留学日本，会写曲子，也会拉琴，在后来的团队生活中成了大家的教练和指导员，从生活到工作各方面指点关怀，对伊兰的影响很大。
初创团里的三个女孩荷花、娜仁图雅和伊兰当时是轰动草原的乌兰牧骑三姐妹，她们好到总钻一个被窝。“可惜娜仁已经不在了，”伊兰脸上露出悲伤的神情，“荷花现在也在病中。”
伊兰还讲到了后来加入乌兰牧骑的巴图朝鲁，他在乌兰牧骑工作了近30年，后来成为著名的儿童音乐创作家。“他是我们乌兰牧骑走出去的人才，”伊兰自豪地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没有他，我可能就回不到乌兰牧骑了。”
看到记者疑惑的表情，伊兰讲起了曾经被迫离开乌兰牧骑的一段往事。
那是在“文革”期间，乌兰牧骑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男队员被送去化工厂劳动，女队员被分配去卖菜、卖药，乌兰牧骑彻底“瘫痪”了。伊兰和爱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家里幼小的儿子没人照看，只能跟着伊兰一起坐牢。 “那是我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候。”伊兰说，在被批斗期间，她生了重病，偷偷从家里带了瓶红药水。牢房里没有柜子和抽屉，她只能把药水藏在枕头下。有一次她被拉出去批斗，儿子翻出了这瓶药水，饿急了的孩子以为是红糖水，就一口喝光了。伊兰正在外面挨批，突然有人跑来告诉她： “你儿子舌头都伸出来了” 。她一听，当场就蒙了，腿脚发软，差点晕倒。她发疯似地拽着红卫兵喊着：“要是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红卫兵这才把孩子送去医院急救。孩子的命捡回来了，却也留下了后遗症，嗓子受到伤害，再不能唱歌了。说到这里，伊兰的眼睛泛出了泪花。
后来，伊兰被分配去防疫站卖药，平反后，又分到了妇幼保健站工作。但她一直关注着乌兰牧骑，“文革”结束后，乌兰牧骑劫后余生，重新组建发展起来，巴图朝鲁当了队长，在他的帮助下，伊兰重新回到了乌兰牧骑。
“一回来，我就赶上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伊兰兴奋地说。1984年，国家民委给内蒙古文化局下发通知，设计内蒙古彩车表演团，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35周年巡礼的汇报演出。彩车是巴图设计的，国庆当天，彩车在天安门前驶过，12名乌兰牧骑队员在彩车上进行了表演，伊兰也是随队成员。他们还在民族文化宫给习仲勋和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了节目，并和他们握手、合照。
说起这些，伊兰仍兴奋不已。
乌兰牧骑现在越来越“潮”了
“虽然我已经不表演了，但我一直都在关注，现在年轻的队员我也都认识，逢年过节，孟克他们都会来看我，”伊兰说，“现在乌兰牧骑变化可大了。”在伊兰眼中，如今的乌兰牧骑，已经发展成了现代化的机构单位，和他们当时的“野队伍”截然不同。
“现在乌兰牧骑艺术团的成员，都是从专业艺术学校毕业后，参加全国统一招聘考试考进来的。团队的生活很充实，每天早晨，老师组织队员们训练，平时团队也会聘请大城市的老师来进行一个月左右的不定期培训。” 队长孟克对记者说，“我们乌兰牧骑的工作依然是下基层为农牧民服务，它的基本职能没有变，为牧民宣传、辅导、服务、演出。” 每逢“那达慕”（草原盛会）或其他的草原节庆活动，比如每年的骆驼文化节、草原珍珠节、乌兰牧骑艺术节，乌兰牧骑都是主角。除了演出之外，有经验的队员还会指导培训各个旗县镇的业余文艺队。
2012年，乌兰牧骑发生了一件大事。受国内一家文化企业和美国有关慈善基金邀请，一直下乡的乌兰牧骑走出了国门，去参加美国的慈善巡演。队员们大都没出过国，都兴奋不已。
队员杨洋清晰记得到达美国的第一站时，他们表演了蒙古族传统宫廷舞蹈《萨仁呼和》，台下的华侨和美国民众，给予了热情的掌声。在为期一周的巡演中，乌兰牧骑还和美国本地的乐队合作，让他们也学到许多流行音乐的技术。这次巡演后，烏兰牧骑又先后去了欧洲、非洲，这些演出，让乌兰牧骑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除了国际化，乌兰牧骑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潮”了。过去，乌兰牧骑的受众一直是本地的农牧民，以中老年群体为主，青少年少一些；而现在，为了吸引年轻一代，乌兰牧骑也开始注重新的宣传形式，比如采取新媒体直播的方式，让乌兰牧骑被更广泛地关注了解，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
“歌舞形式上也有了很大的创新，团队在编排歌舞时，会结合现代蒙古舞的特色，也会结合一些流行元素。毕竟时代在发展，必须得借鉴一些现代的东西。传统的要保留，现代的也要融合。”孟克说。
“现在这个社会有各种纷繁复杂的东西，草原上的年轻人也愿意去大城市寻找更大的机会，赚更多的钱。”孟克说，“但依然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留在乌兰牧骑，去继承发扬乌兰牧骑为基层服务的红色精神，我们一点也不担心会失去接班人。”
大雪节气，广袤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被残雪覆盖着，时隐时现的羊群在荒草中仍然昭显出一派生机。《环球人物》记者几经辗转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赛汗塔拉镇，小镇广场上，一组巨大的人物雕像群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是乌兰牧骑初创团的9名成员，其中一名手捧哈达的年轻姑娘便是伊兰。
记者在伊兰家中见到了她，已经83岁的老人神采奕奕，精神头很足。卧室的柜子上摆放着一张照片，那是1984年国庆期间，伊兰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乌兰夫的合影，合影的旁边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乌兰牧骑的回信。
正是因为这封回信，最近乌兰牧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还登上了网络热搜。“60年了，这还是头一回呢。”伊兰打趣说道。
在暴雪里行走，在舞台上早产
伊兰记得，接到这封特别回信的那一天风特别大。她刚刚收拾完房间，靠窗而坐，突然队长孟克吉日嘎拉推门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高声喊着：“回信了！习总书记回信了！”
今年7月，为了庆祝乌兰牧骑建立60周年，西苏尼特乌兰牧骑举办了很多庆祝活动，退休了的老队员、现在的新队员，还有外地的队员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活动中，大家萌生了把60年来的发展成果汇报给总书记的想法，于是就由16名代表联名写了封信，寄往北京。
孟克把信一字一句地念给伊兰听。总书记在回信中说：“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我们乌兰牧骑能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你不知道，刚建队的时候可苦着呢。” 伊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956年，中央让全国的县一级都成立群众文化馆，但内蒙古多是牧区，地广人稀的，牧民居住得分散，不适合建设文化馆。“于是，我们的文化局就想出了个法子，说做个流动的文化馆试试。”
就这样，会流动的文化馆乌兰牧骑成立了。在蒙语里，乌兰是红色的意思，牧骑是指树上的嫩芽，“红色的嫩芽”寓意初生的红色文艺队。
伊兰就是在当时加入乌兰牧骑的。她原本是县团委干事，会唱歌跳舞，也爱好文艺。包括她在内，首批乌兰牧骑成员一共9人，都是从内蒙古各地调入的。很快，9个人乘着兩辆马车，扛着红旗就下牧区了。
伊兰对团队第一次演出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在冬末，天气很冷，一行人来到了温都尔庙。时任队长乌力吉陶格陶提前派人把演出的消息扩散出去，当地的牧民感到很新鲜，纷纷跑来围观，有100多人，甚至附近十里八村的人都赶来了。那时候演出没有舞台，在蒙古包门前立两根柱子，搭上棕色的布，就是幕布。9个人的表演很简单，都是自己编排的歌舞小品，“主要是展示农牧民的日常劳动和生活。队员们先去体验，在打草场上劳动，知道了草怎么打，怎么捆，怎么拉上马车，就编出了《打草场上》这支舞。那次演出，牧民们一直在台下叫好。结束后，很多牧民激动地拉着队员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表演。“牧民们热情的回应，让我觉得充满成就感。”伊兰说。
除了演出，乌兰牧骑还辅导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新的方针政策，队员们就给大伙念报纸。给牧民传递科学知识和生活观念也是重要内容，伊兰顺口念了一段：接羔以后要洗手，早晨起来漱漱口……“在演出前或演出当中读几句，把宣传和演出融为一体。”
在乌兰牧骑初创时期，每年的5月一开春，队员们就带着行李，以铁路为分界线，开始长达半年的流动演出。春天离家，等到秋天回来时第一场雪已经下了，归途中，遇到暴风雪是常事。苏尼特右旗面积22300平方公里，当时牧民近9000人，大家住得很分散，乌兰牧骑的队员坚持哪怕只有一个农牧民也要去演出，最远的时候到过200多公里外。
离家时间久了，有时候好几个月都洗不上澡，时常觉得浑身发痒，有的队员把抽过的烟灰涂抹在脚丫上止痒。演出条件很艰苦，全靠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意志支撑，平时谁有个头疼脑热也得坚持表演。伊兰怀孕7个月时还在演出，后来不幸在舞台上早产了。“尽管如此，我的爱人还是特别支持我的工作，俩人从来没有因为这方面闹过矛盾。”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乌兰牧骑逐渐壮大起来，如今内蒙古草原上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每年演出超过7000场。回想起当年在草原上的日子，伊兰感慨万千。“翁格日勒、桑杰多吉、刘殿如、额尔敦毕力格、额日和木、荷花和娜仁图雅……”她将另外8名队员的名字一一念出，可惜现在大部分离开了人世，只剩下她和荷花两人。
“文革”时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牧民和我们的感情很深厚。”伊兰反复说着这句话。每次到蒙古包演出，热情的牧民老乡总会宰羊招待乌兰牧骑队员。按照制度，每吃一顿饭，队员要给牧民交粮票，但牧民死活都不收，队员们只好在离开时悄悄把粮票放到被子下面。每次演出完离开一个地方，大家都舍不得，有些老妈妈还会抱着队员哭，马车走出去很远，回头一看，老妈妈还在原地张望。
队员们之间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伊兰多次提到队长乌力吉，在她眼里，乌力吉是个全才。他曾经留学日本，会写曲子，也会拉琴，在后来的团队生活中成了大家的教练和指导员，从生活到工作各方面指点关怀，对伊兰的影响很大。
初创团里的三个女孩荷花、娜仁图雅和伊兰当时是轰动草原的乌兰牧骑三姐妹，她们好到总钻一个被窝。“可惜娜仁已经不在了，”伊兰脸上露出悲伤的神情，“荷花现在也在病中。”
伊兰还讲到了后来加入乌兰牧骑的巴图朝鲁，他在乌兰牧骑工作了近30年，后来成为著名的儿童音乐创作家。“他是我们乌兰牧骑走出去的人才，”伊兰自豪地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没有他，我可能就回不到乌兰牧骑了。”
看到记者疑惑的表情，伊兰讲起了曾经被迫离开乌兰牧骑的一段往事。
那是在“文革”期间，乌兰牧骑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男队员被送去化工厂劳动，女队员被分配去卖菜、卖药，乌兰牧骑彻底“瘫痪”了。伊兰和爱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家里幼小的儿子没人照看，只能跟着伊兰一起坐牢。 “那是我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候。”伊兰说，在被批斗期间，她生了重病，偷偷从家里带了瓶红药水。牢房里没有柜子和抽屉，她只能把药水藏在枕头下。有一次她被拉出去批斗，儿子翻出了这瓶药水，饿急了的孩子以为是红糖水，就一口喝光了。伊兰正在外面挨批，突然有人跑来告诉她： “你儿子舌头都伸出来了” 。她一听，当场就蒙了，腿脚发软，差点晕倒。她发疯似地拽着红卫兵喊着：“要是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红卫兵这才把孩子送去医院急救。孩子的命捡回来了，却也留下了后遗症，嗓子受到伤害，再不能唱歌了。说到这里，伊兰的眼睛泛出了泪花。
后来，伊兰被分配去防疫站卖药，平反后，又分到了妇幼保健站工作。但她一直关注着乌兰牧骑，“文革”结束后，乌兰牧骑劫后余生，重新组建发展起来，巴图朝鲁当了队长，在他的帮助下，伊兰重新回到了乌兰牧骑。
“一回来，我就赶上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伊兰兴奋地说。1984年，国家民委给内蒙古文化局下发通知，设计内蒙古彩车表演团，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35周年巡礼的汇报演出。彩车是巴图设计的，国庆当天，彩车在天安门前驶过，12名乌兰牧骑队员在彩车上进行了表演，伊兰也是随队成员。他们还在民族文化宫给习仲勋和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了节目，并和他们握手、合照。
说起这些，伊兰仍兴奋不已。
乌兰牧骑现在越来越“潮”了
“虽然我已经不表演了，但我一直都在关注，现在年轻的队员我也都认识，逢年过节，孟克他们都会来看我，”伊兰说，“现在乌兰牧骑变化可大了。”在伊兰眼中，如今的乌兰牧骑，已经发展成了现代化的机构单位，和他们当时的“野队伍”截然不同。
“现在乌兰牧骑艺术团的成员，都是从专业艺术学校毕业后，参加全国统一招聘考试考进来的。团队的生活很充实，每天早晨，老师组织队员们训练，平时团队也会聘请大城市的老师来进行一个月左右的不定期培训。” 队长孟克对记者说，“我们乌兰牧骑的工作依然是下基层为农牧民服务，它的基本职能没有变，为牧民宣传、辅导、服务、演出。” 每逢“那达慕”（草原盛会）或其他的草原节庆活动，比如每年的骆驼文化节、草原珍珠节、乌兰牧骑艺术节，乌兰牧骑都是主角。除了演出之外，有经验的队员还会指导培训各个旗县镇的业余文艺队。
2012年，乌兰牧骑发生了一件大事。受国内一家文化企业和美国有关慈善基金邀请，一直下乡的乌兰牧骑走出了国门，去参加美国的慈善巡演。队员们大都没出过国，都兴奋不已。
队员杨洋清晰记得到达美国的第一站时，他们表演了蒙古族传统宫廷舞蹈《萨仁呼和》，台下的华侨和美国民众，给予了热情的掌声。在为期一周的巡演中，乌兰牧骑还和美国本地的乐队合作，让他们也学到许多流行音乐的技术。这次巡演后，烏兰牧骑又先后去了欧洲、非洲，这些演出，让乌兰牧骑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除了国际化，乌兰牧骑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潮”了。过去，乌兰牧骑的受众一直是本地的农牧民，以中老年群体为主，青少年少一些；而现在，为了吸引年轻一代，乌兰牧骑也开始注重新的宣传形式，比如采取新媒体直播的方式，让乌兰牧骑被更广泛地关注了解，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
“歌舞形式上也有了很大的创新，团队在编排歌舞时，会结合现代蒙古舞的特色，也会结合一些流行元素。毕竟时代在发展，必须得借鉴一些现代的东西。传统的要保留，现代的也要融合。”孟克说。
“现在这个社会有各种纷繁复杂的东西，草原上的年轻人也愿意去大城市寻找更大的机会，赚更多的钱。”孟克说，“但依然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留在乌兰牧骑，去继承发扬乌兰牧骑为基层服务的红色精神，我们一点也不担心会失去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