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借公共财政资源来侮辱一不小心被留在城市里的穷人,更不能让富人专享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喷粪的权利。
　　
　　从出生到三十五岁前,我与父母一起挤在卢湾区一幢石库门弄堂房子里,让我获得强烈沧桑感的不是本人逃离“故园”,而是旁边一片更加逼仄的石库门房子拆掉后,神话般地耸起了济南路8号双子星座。更具神话色彩的是离“故园”仅一箭之遥的太平桥,从小吃摊麇集的贫民窟变身为时尚高地新天地,新楼盘神话般地卖得更高。“故园”的老邻居们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希望新天地这张大饼越摊越大,瑞安集团来救他们跳出火海。
　　前不久,老家对面的弄堂动起来了,这条弄堂里有一居民名叫王阿发,因为是浦东人,大家就叫他阿发老爹。阿发老爹十四岁从浦东到上海,跟一个老宁波学裁缝,建国后在弄堂口摆一裁缝铺,不久“加盟”一合作社,我小时候穿的衣服大多数是阿发师傅的“大作”。阿发老爹退休后余热不散,又在弄堂口支起小摊,再后来眼睛不行了,穿针引线的总是扎破手指,终于收山。
　　现在,阿发老爹动迁到浦东康桥地区,房子与原先的灶披间相比,那是霄壤之别。不过阿发老爹发现,一直居住在老家川沙北蔡的兄弟姐妹也搬到这一带来了。原来他们的自建房也动迁了,宅基地上盖起了世博会动迁房。简单地说,就是市中心的居民从A搬到B,B地的浦东原住民再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C地去。
　　阿发老爹与兄弟姐妹鸡犬之声相闻,应该高兴才对,可阿发老爹挺委屈的:“辛苦辛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城里打拼大半辈子,到头来又变回乡下人。”
　　阿发老爹的经历有广泛的代表性,首先,人是“恋巢动物”,上海人恋得特别深,以为正宗的上海人就应该住在市中心,不只是交通、看病、购物样样方便,还比较体面。其次,一个在城里生活工作的人突然被挤到城乡接合部,不仅心理落差很大,而且与城市的联系与记忆被生硬地切断了,他的人生经历也被一分为二了。群众的情绪也许小儿科,但我们要认真反思的是:为何城市文明的脚步,总是把弱者一脚踢开?如果这就是城市文明的话,那么这种文明方式还带有野蛮进化的印记,很值得反思。
　　前不久参加一个会议,从某区领导报告里咂摸出一点味道。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各区都在着力发展楼宇经济,吸引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集团大公司总部落户本区,所以盖高档商务楼就成了筑巢引凤的第一要务。以前费很大劲拆了旧房造新房,只是一槌子的买卖,而且得益的是房产商。现在醍醐灌顶了,盖商务楼,凤凰来仪,税收“大大的”,“拉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了强大引擎”。
　　朋友要问,不是有些区在自家的黄金地段盖保障房了吗?我觉得这类样板工程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难以复制。
　　随着大量商务楼的崛起,GDP立马发飙。但也要看到,中心城区的空心化越来越严重。淮海中路以时代广场为中心的几幢豪华商厦,开张以来营业额总是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周边的居民都搬到“乡下头”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靠大卖场就能够解决。如此,靠普通群众来拉动内需就吃力了。
　　前不久东方早报请一批名人来谈世博年,在一片莺啼燕语声中,唯有王安忆说出了智者真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的城市首先是人道的城市。好的城市应该是弱者生活的城市……城市需要大楼,但它们是供所有城市人生活、居住的,而不是作为炒楼的资产,驱赶真正的居住者。”
　　今天看报,得知《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即将出台,这个“办法”是对居住保障房的居民行为有严苛的规范,比如随地吐七次口香糖,就要被没收保障房。在公众地方随地吐痰、便溺,在公共场所焚烧纸钱、元宝、柴火,乱停、乱放机动车辆、单车、残疾车等,也将被扣分。一旦保障房被收回,5年内还不得申请重新入住。看到此,我胸口一热,马上涌起一口老痰,真想即刻坐飞机到广州,随地吐到五羊城雕下,等着老太太来扯罚款单,并告诉她,我住的不是保障房。
　　市民行为必须规范,素质必须提高,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是天生的高尚者,你不能借公共财政资源来羞辱一不小心被留在城市里的穷人,更不能让富人专享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喷粪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