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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有这样一位教授，他同妻子一起开书店、创办《女子月刊》、满腔热忱地投入中国妇女事业中，七七事变后，该刊物被迫中断，他又回家乡组织游击队，与日寇搏斗、牺牲在战场上，他就是姚名达。
姚名达（1905—1942），江西兴国人。字达人，更名显微。他中学毕业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治史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2年。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特约撰述，曾参与《万有文库》等丛书的编辑工作。1934年后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其主要刊行著述有《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章实斎年谱》、《程伊川年谱》、《中国目录学史》及《中国目录学年表》等。当姚名达尚任职商务印书馆时，便深感中国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更缺乏自立成才的社会环境，遂下决心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创办女子图书馆等，为此他购置了几千册妇女图书。孰料1932年“一·二八”战火燃起，这一切葬送其中。接下来他转而想到创办《女子月刊》，试图以此推动中国妇女觉醒，为此他写信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寻求支持，朋友们劝他：要办刊物先要有书店为依托。最终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于是才有了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创办。
为了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了更好地使他们夫妇创办的女子书店及所办刊物深入人心，更为持久、健康、繁荣地发展下去，学者出身的姚名达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1934年《女子月刊》社曾有以“提倡读书运动”、“特订新奇章程”为号召的“惊人创举”。其具体做法是：（一）预订刊费，逐年递减。该刊每年出12期，全年订费2元（零售每册2角）；对于老订户续订，每年递减1角，直到减为每年1元为止。（二）整付20元，永久赠阅。即一次性交费20元，便成为“永久社友”，可获该刊30年（因30年为“一世”，故称“永久”）。（三）整付10元，赠阅10年。即一次性交费10元的订户可获赠该刊10年。（四）在以上3种优惠的基础上，仍可以享受到女子书店的赠书：预订1年，则获赠书票1元；续订1年，获赠书票9角；永久读者，获赠10元；10年读者，获赠5年。
1933年3月《女子月刊》问世。刊登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至少传达给读者们两条信息：（一）该刊完全彻底服务于中国女性；（二）该刊没有政治背景，没有经济后台，为一纯粹学者所办刊物。“发刊词”曰：“现在我们要出版《女子月刊》了。我们都是纯洁而诚恳的女子，没有政治背景，没有宗教背景，亦没有经济背景。所以当然没有政治作用，没有宗教作用，更没有牟利的企图。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知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我们希望这小小的月刊能无穷的、无量的供给一切女性的需要，能够把最好的，最新的，最有趣味的思想、知识、文艺和图画贡献给读者。历史教训我们，时势昭示我们，我们除了家庭以外尚有许多应做的事业，不应再在家中仰赖男子生活了。我们应该服务于社会、尽忠于国家。我们应该为自身生活而努力，为人类文化而努力。我们应该负起唤醒同性和针砭男性的责任，把纷扰的社会安定、把贫弱的国家富强、把斗争的世界平静。最少也应该把愚鲁的自己聪明、把痛苦的自己解放、把怯弱的自己健壮，自今以后，我们将常常在这里和亲爱的读者相见。希望读者不断地指教我们，希望有才学的同性和关心妇女福利的男性永久地扶助我们，使得本刊长存于宇宙间，占文化史之一页，做读者的密友。”
多么催人奋进的语句，多么激荡豪迈的誓言！倘《女子月刊》刊行10年、30年甚至更长，笔者相信它一定会在中国妇女解放史、甚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留下它浓重、耀眼的一页。可惜刊物的命运就像人之命运，吉凶叵测，前景难料，《女子月刊》至1937年7月终刊，其间仅发行4年多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女子月刊》成为20世纪30年代有影响的女性杂志，毕竟在那个战局动荡的年代连续出版这么长时间已实属不易，毕竟创办所需资金只是靠姚、黄夫妇有限的稿费及个人积蓄。
称《女子月刊》为20世纪30年代有影响的女性杂志非虚妄之言，应当说《女子月刊》创刊可谓“恰逢其时”。其问世时商务印书馆老牌的《妇女杂志》已于1931年停刊，而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妇女生活》（沈兹九主编）尚未创刊，因此姚名达夫妇的《女子月刊》曾经引起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普遍关注。
倘说“刊以人传”，那么该刊至少与3位女作家有过密切关系。赵清阁（1914—1999），河南信阳人，其祖父是前清举人、曾任信阳学官的赵文选，初中即将毕业时父亲与继母要让她与当地一个有功名的人家订婚，性格孤傲的她便离家出走，考入开封艺术高中。其实她未赴上海之前便与《女子月刊》有过联系，该刊一卷四期发表过她的短篇小说《k女士》及新诗《自杀》等。1933年该刊一卷七期刊载《赵清阁千里访友》的消息：“河南最努力的妇女运动家赵清阁，平日编辑《妇女周刊》、《她》双周刊，成绩卓著。近因爱慕本社同仁，特地来上海访晤，译有《近世音乐史》已交女子书店付印。”姚名达夫妇对青年作者，尤其女青年颇愿热心帮助，青年们亦很敬重他们，加之赵清阁此前有过编辑河南《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的经历，因此后来顺理成章地担当了《女子月刊》的编辑。
风子（1912—1996）广西容县人，原名封季壬，风子是其1934年在复旦大学演剧时的艺名，后作笔名行天下。她于1979年间回忆道：“1936年秋，我在复旦大学毕业，系主任谢六逸介绍我到上海女子书店接编《女子月刊》，此时复旦的赵景深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阿英（钱杏邨）。阿英向我提出一个方案，组织各方面人写文章，实际上是要把刊物办成我们党的一个宣传阵地，这个中心目的我是很久以后才领悟到的。”“经姚名达同意请过一次客，请客的名单是先由阿英拟出给我，再由我送姚名达经理的，多为沪上各大学的文史系教授，同时他们也是作家，地点在青年会餐厅，但阿英却没出席。姚名达先生非常高兴，他向客人说明了办刊物的目的和意义，介绍了我这个主编。谢六逸、赵景深两位先生都讲了话，带头表态支持这个刊物，但实际上全力支持并负责主编当时的《女子月刊》的是阿英同志。以我名义主编的该刊第一期的主要撰稿人有周起应（周扬）、华汉（阳翰笙）、田汉等，他们的文章也是谈有关妇女问题的。解放后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全国解放前进步刊物展览上，曾陈列过在阿英领导下我主编的几期该刊。”1937年春，风子应留日学生会邀请赴日演出《日出》，只得请辞编务。“《女子月刊》在我离沪后还继续编辑出版了两期，是阿英同志负责的。”风子回忆说。
莫耶（1918—1986）福建安溪人。原名陈淑媛，又名陈媛，笔名陈白冰、白冰、莫耶。她读初中时即于《厦门日报》发表了一篇习作《我的故乡》，肄业于集美师范，后到《女子月刊》任编辑、主编。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编剧，同年赴延安抗大和鲁艺学习。曾任晋绥军区《战斗报》编剧、记者，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总编辑等。著有中篇小说《春归》等。但我们一直未见她回忆与《女子月刊》关系的文章。
笔者收藏了《女子月刊》四卷十期，1936年10月出版，16开，报纸本，刊名当为马相伯题写。主要内容有：《西班牙的精神》（郭沫若）、《中国妇女运动之现阶段》（马子华）、《娼妓问题》（苏明）、《期望于中国娜拉者》（旅冈）、《晚清（社会妇女活动）剪影》（封禾子）、《拉斐耳的马当娜画像》（王统照）、《唐代女诗人鱼玄机》（赵景深）及艾青、丽尼、穆木天、柳倩的诗歌，戴平万的小说《在风雨中》等。扉页“女子画刊”栏，刊有多幅照片：（一）上海市“九·一八”纪念。大批游行示威者在民国路附近，大批戒备森严的法国巡捕房侦探，在马路上书写“九·一八”标语的女学生，而一支游行队伍最前排的竟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史良律师。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一张照片是“日本小学生结队穿过北四川路、狄思威路参加纪念之姿态”，他们也要去集会参加纪念活动？“纪念”什么呢？！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二）上海市第一届女警察。第一届女警察训练班首任女警官安占江女士、约20多人的女警察在列队训练、武装起来的女警第一名王福慈戎装照——莫要小看这些75年前的老照片，一向以开风气之先的大上海出现的女警察，极有可能就是整个中华大地上首现飒爽英姿的女警察。
该期内容反映了当年关于妇女解放、自立、自强、投身社会工作、反对一切歧视的强烈呼声，而郭沫若、王统照、赵景深等文坛大家的力作更使刊物思想性深邃，可读性增强，特别是几篇介绍苏联妇女工作、学习、政治地位的文章更彰显出编辑者的睿智、远见卓识的良苦用心。该期版权页署：创办人姚名达；主编者封禾子。但77页有“封禾子启事”云：“《女子月刊》自本期起已由女子书店将发行权让与大光书局，由于种种困难碍难继续编辑，除已征得原发行人姚名达先生同意解除原约外，相应正式声明自本杂志11月号起关于《女子月刊》一切编辑事宜鄙人概不负责……”问题来了，究竟是风子嫌隙将该刊发行权让于大光书局“碍难继续编辑”？还是真的如她自己所说，仅仅因为赴日演剧不得不请辞？还是另有缘故？姑且存疑。
姚名达夫妇的《女子月刊》始终与郭沫若、王统照、赵景深、谢六逸等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学者和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诚邀他们写文章，并出版他们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公学教授章衣萍的《看月楼词》、北师大教授冯沅君的《沅君卅前选集》、大夏大学教授王国秀的《英国中世纪妇女生活史》、浙江大学教授储皖峰的《诗经情诗今译》以及金仲华的《妇女谈薮》、萧百新的《英国女优的日记》、陈叔时的《女性社会史考》、王茗青的《法国女作家》等等。这些学者、教师们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支持姚名达夫妇的女子书店及《女子月刊》，甚至有作者自愿放弃稿酬以示襄助。与一些财大气粗的杂志以优厚稿酬网罗作者不同，《女子月刊》最初的表述是：“投寄之稿一经揭载，本社均酌奉现金或书券及本刊作为报酬。”后来始明确：“来稿一经登载，当酌送千字一元至三元稿酬。”
该刊所设“应用技术”栏目与我们今日理解的亦大相径庭，它刊载生活常识，如媳妇如何与翁姑相处、女子如何应对追求者、如何养育小孩，甚至有更细致入微、人性化的，如永远不要追着喂孩子饭，不要用鬼怪故事吓唬小孩，应当阻止小孩吮吸手指等，今天仍值一读。它所载广告也完全与正文内容相契合，如沪上女子疗养机构、女性美容、女子保健、女性疾病、女性书籍等。
《女子月刊》创刊词中，创办人表达了“没有牟利的企图”的办刊思想，但谁也不能否认，任何事业都要依托一定的经济基础，该刊似乎也一直未能摆脱资金方面的困扰。该刊1935年第一期曾刊登一则“读者注意”，曰“本刊现仍由黄心勉、姚名达维持，陈媛主编，新聘金光楣、赵清阁为编辑委员，合组五人会，为本社主干。妇女协进会系由光楣发起，心勉亦已加入。双方合作，同为妇运努力。但本刊并未由该会接办，请读者勿信谣言为荷。”另外该刊“读者园地”栏目曾刊出陈国英一封信，曰：“我知道启发者姚名达先生因为办理《女子月刊》感到经济缺乏，险将月刊停止出版，这显然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并且他自己立誓说：果若不幸而停止月刊，我名达必先月刊而自杀……”刊物面临经济困境时，姚名达的妻子黄心勉又于1935年因病去世。关于姚名达之妻黄心勉的病逝，这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可表：当年上海滩有位叫陆士谔的名医，早年笃信西医，研读过解剖、生理诸书，谁知其妻、儿却相继死于西医治疗。后来他自己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病，自度必死，于是求诊于中医同乡唐纯斋，连诊37次，居然痊愈。于是他拜在唐的门下，致力学习中医。1931年陆士谔在上海著名的小报《金刚钻报》开辟专栏《士谔医话》，与西医代表人物激辩数月，哄动一时。《士谔医话》中有许多是他亲历的中西医共诊的案例，而《姚名达问病记》便是其中之一例。陆氏认为，病人黄心勉从头疼开始到怀疑肺部感染，再到怀疑脑脊骨髓炎，一直到病危，也没有得到确诊。因此在治疗方法上一直失当，终致患者死亡。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看到《姚名达问病记》原文，但姚名达对爱妻、同时又是其事业上的挚友的那份眷恋、痴痴真情当可想而知。自黄心勉病逝后经济方面的窘迫愈加突出，但毋庸置疑七七事变、外敌入侵才是其终刊最重要的诱因。
关于姚名达之死，目前至少有3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据风子回忆：“姚名达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回到故乡江西，记得当时报载江西沦陷时，他被捕不屈殉难，是位中华民族的烈士！”二是据也曾担任过《女子月刊》编辑的鲍祝宣1979年间回忆道：姚名达是“抗战发生后，回到江西老家，组织游击队与日军相触被打死。这个消息，我是于胜利后从郑振铎先生一篇纪念文字中看到的。”三是据陈玉堂主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介绍说（姚名达）“抗战爆发后回江西，任教中正大学。1941年组织战地服务团（一说组织游击队）与日军搏杀时遇害。”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哪一种说法更准确无误，是先到江西中正大学任教、后参加了游击队与日军搏杀时遇害，还是因参加游击队（战地服务团？）被捕后又英勇不屈而殉难。总之姚名达是因反抗日本侵略者义无反顾地惨死于战场上当无疑，何况还有文化名人郑振铎于抗战胜利后所写纪念文章为证。
姚名达由一名学者、教授，先是满腔热忱投入我国妇女事业，后敌寇入侵，刊物停办，又义无反顾投身奋勇杀敌的最前沿，组织游击队与敌血拼，最后血洒战场，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彪炳青史，永远值得后人纪念。
姚名达（1905—1942），江西兴国人。字达人，更名显微。他中学毕业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治史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2年。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特约撰述，曾参与《万有文库》等丛书的编辑工作。1934年后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其主要刊行著述有《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章实斎年谱》、《程伊川年谱》、《中国目录学史》及《中国目录学年表》等。当姚名达尚任职商务印书馆时，便深感中国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更缺乏自立成才的社会环境，遂下决心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创办女子图书馆等，为此他购置了几千册妇女图书。孰料1932年“一·二八”战火燃起，这一切葬送其中。接下来他转而想到创办《女子月刊》，试图以此推动中国妇女觉醒，为此他写信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寻求支持，朋友们劝他：要办刊物先要有书店为依托。最终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于是才有了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创办。
为了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了更好地使他们夫妇创办的女子书店及所办刊物深入人心，更为持久、健康、繁荣地发展下去，学者出身的姚名达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1934年《女子月刊》社曾有以“提倡读书运动”、“特订新奇章程”为号召的“惊人创举”。其具体做法是：（一）预订刊费，逐年递减。该刊每年出12期，全年订费2元（零售每册2角）；对于老订户续订，每年递减1角，直到减为每年1元为止。（二）整付20元，永久赠阅。即一次性交费20元，便成为“永久社友”，可获该刊30年（因30年为“一世”，故称“永久”）。（三）整付10元，赠阅10年。即一次性交费10元的订户可获赠该刊10年。（四）在以上3种优惠的基础上，仍可以享受到女子书店的赠书：预订1年，则获赠书票1元；续订1年，获赠书票9角；永久读者，获赠10元；10年读者，获赠5年。
1933年3月《女子月刊》问世。刊登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至少传达给读者们两条信息：（一）该刊完全彻底服务于中国女性；（二）该刊没有政治背景，没有经济后台，为一纯粹学者所办刊物。“发刊词”曰：“现在我们要出版《女子月刊》了。我们都是纯洁而诚恳的女子，没有政治背景，没有宗教背景，亦没有经济背景。所以当然没有政治作用，没有宗教作用，更没有牟利的企图。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知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我们希望这小小的月刊能无穷的、无量的供给一切女性的需要，能够把最好的，最新的，最有趣味的思想、知识、文艺和图画贡献给读者。历史教训我们，时势昭示我们，我们除了家庭以外尚有许多应做的事业，不应再在家中仰赖男子生活了。我们应该服务于社会、尽忠于国家。我们应该为自身生活而努力，为人类文化而努力。我们应该负起唤醒同性和针砭男性的责任，把纷扰的社会安定、把贫弱的国家富强、把斗争的世界平静。最少也应该把愚鲁的自己聪明、把痛苦的自己解放、把怯弱的自己健壮，自今以后，我们将常常在这里和亲爱的读者相见。希望读者不断地指教我们，希望有才学的同性和关心妇女福利的男性永久地扶助我们，使得本刊长存于宇宙间，占文化史之一页，做读者的密友。”
多么催人奋进的语句，多么激荡豪迈的誓言！倘《女子月刊》刊行10年、30年甚至更长，笔者相信它一定会在中国妇女解放史、甚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留下它浓重、耀眼的一页。可惜刊物的命运就像人之命运，吉凶叵测，前景难料，《女子月刊》至1937年7月终刊，其间仅发行4年多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女子月刊》成为20世纪30年代有影响的女性杂志，毕竟在那个战局动荡的年代连续出版这么长时间已实属不易，毕竟创办所需资金只是靠姚、黄夫妇有限的稿费及个人积蓄。
称《女子月刊》为20世纪30年代有影响的女性杂志非虚妄之言，应当说《女子月刊》创刊可谓“恰逢其时”。其问世时商务印书馆老牌的《妇女杂志》已于1931年停刊，而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妇女生活》（沈兹九主编）尚未创刊，因此姚名达夫妇的《女子月刊》曾经引起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普遍关注。
倘说“刊以人传”，那么该刊至少与3位女作家有过密切关系。赵清阁（1914—1999），河南信阳人，其祖父是前清举人、曾任信阳学官的赵文选，初中即将毕业时父亲与继母要让她与当地一个有功名的人家订婚，性格孤傲的她便离家出走，考入开封艺术高中。其实她未赴上海之前便与《女子月刊》有过联系，该刊一卷四期发表过她的短篇小说《k女士》及新诗《自杀》等。1933年该刊一卷七期刊载《赵清阁千里访友》的消息：“河南最努力的妇女运动家赵清阁，平日编辑《妇女周刊》、《她》双周刊，成绩卓著。近因爱慕本社同仁，特地来上海访晤，译有《近世音乐史》已交女子书店付印。”姚名达夫妇对青年作者，尤其女青年颇愿热心帮助，青年们亦很敬重他们，加之赵清阁此前有过编辑河南《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的经历，因此后来顺理成章地担当了《女子月刊》的编辑。
风子（1912—1996）广西容县人，原名封季壬，风子是其1934年在复旦大学演剧时的艺名，后作笔名行天下。她于1979年间回忆道：“1936年秋，我在复旦大学毕业，系主任谢六逸介绍我到上海女子书店接编《女子月刊》，此时复旦的赵景深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阿英（钱杏邨）。阿英向我提出一个方案，组织各方面人写文章，实际上是要把刊物办成我们党的一个宣传阵地，这个中心目的我是很久以后才领悟到的。”“经姚名达同意请过一次客，请客的名单是先由阿英拟出给我，再由我送姚名达经理的，多为沪上各大学的文史系教授，同时他们也是作家，地点在青年会餐厅，但阿英却没出席。姚名达先生非常高兴，他向客人说明了办刊物的目的和意义，介绍了我这个主编。谢六逸、赵景深两位先生都讲了话，带头表态支持这个刊物，但实际上全力支持并负责主编当时的《女子月刊》的是阿英同志。以我名义主编的该刊第一期的主要撰稿人有周起应（周扬）、华汉（阳翰笙）、田汉等，他们的文章也是谈有关妇女问题的。解放后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全国解放前进步刊物展览上，曾陈列过在阿英领导下我主编的几期该刊。”1937年春，风子应留日学生会邀请赴日演出《日出》，只得请辞编务。“《女子月刊》在我离沪后还继续编辑出版了两期，是阿英同志负责的。”风子回忆说。
莫耶（1918—1986）福建安溪人。原名陈淑媛，又名陈媛，笔名陈白冰、白冰、莫耶。她读初中时即于《厦门日报》发表了一篇习作《我的故乡》，肄业于集美师范，后到《女子月刊》任编辑、主编。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编剧，同年赴延安抗大和鲁艺学习。曾任晋绥军区《战斗报》编剧、记者，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总编辑等。著有中篇小说《春归》等。但我们一直未见她回忆与《女子月刊》关系的文章。
笔者收藏了《女子月刊》四卷十期，1936年10月出版，16开，报纸本，刊名当为马相伯题写。主要内容有：《西班牙的精神》（郭沫若）、《中国妇女运动之现阶段》（马子华）、《娼妓问题》（苏明）、《期望于中国娜拉者》（旅冈）、《晚清（社会妇女活动）剪影》（封禾子）、《拉斐耳的马当娜画像》（王统照）、《唐代女诗人鱼玄机》（赵景深）及艾青、丽尼、穆木天、柳倩的诗歌，戴平万的小说《在风雨中》等。扉页“女子画刊”栏，刊有多幅照片：（一）上海市“九·一八”纪念。大批游行示威者在民国路附近，大批戒备森严的法国巡捕房侦探，在马路上书写“九·一八”标语的女学生，而一支游行队伍最前排的竟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史良律师。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一张照片是“日本小学生结队穿过北四川路、狄思威路参加纪念之姿态”，他们也要去集会参加纪念活动？“纪念”什么呢？！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二）上海市第一届女警察。第一届女警察训练班首任女警官安占江女士、约20多人的女警察在列队训练、武装起来的女警第一名王福慈戎装照——莫要小看这些75年前的老照片，一向以开风气之先的大上海出现的女警察，极有可能就是整个中华大地上首现飒爽英姿的女警察。
该期内容反映了当年关于妇女解放、自立、自强、投身社会工作、反对一切歧视的强烈呼声，而郭沫若、王统照、赵景深等文坛大家的力作更使刊物思想性深邃，可读性增强，特别是几篇介绍苏联妇女工作、学习、政治地位的文章更彰显出编辑者的睿智、远见卓识的良苦用心。该期版权页署：创办人姚名达；主编者封禾子。但77页有“封禾子启事”云：“《女子月刊》自本期起已由女子书店将发行权让与大光书局，由于种种困难碍难继续编辑，除已征得原发行人姚名达先生同意解除原约外，相应正式声明自本杂志11月号起关于《女子月刊》一切编辑事宜鄙人概不负责……”问题来了，究竟是风子嫌隙将该刊发行权让于大光书局“碍难继续编辑”？还是真的如她自己所说，仅仅因为赴日演剧不得不请辞？还是另有缘故？姑且存疑。
姚名达夫妇的《女子月刊》始终与郭沫若、王统照、赵景深、谢六逸等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学者和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诚邀他们写文章，并出版他们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公学教授章衣萍的《看月楼词》、北师大教授冯沅君的《沅君卅前选集》、大夏大学教授王国秀的《英国中世纪妇女生活史》、浙江大学教授储皖峰的《诗经情诗今译》以及金仲华的《妇女谈薮》、萧百新的《英国女优的日记》、陈叔时的《女性社会史考》、王茗青的《法国女作家》等等。这些学者、教师们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支持姚名达夫妇的女子书店及《女子月刊》，甚至有作者自愿放弃稿酬以示襄助。与一些财大气粗的杂志以优厚稿酬网罗作者不同，《女子月刊》最初的表述是：“投寄之稿一经揭载，本社均酌奉现金或书券及本刊作为报酬。”后来始明确：“来稿一经登载，当酌送千字一元至三元稿酬。”
该刊所设“应用技术”栏目与我们今日理解的亦大相径庭，它刊载生活常识，如媳妇如何与翁姑相处、女子如何应对追求者、如何养育小孩，甚至有更细致入微、人性化的，如永远不要追着喂孩子饭，不要用鬼怪故事吓唬小孩，应当阻止小孩吮吸手指等，今天仍值一读。它所载广告也完全与正文内容相契合，如沪上女子疗养机构、女性美容、女子保健、女性疾病、女性书籍等。
《女子月刊》创刊词中，创办人表达了“没有牟利的企图”的办刊思想，但谁也不能否认，任何事业都要依托一定的经济基础，该刊似乎也一直未能摆脱资金方面的困扰。该刊1935年第一期曾刊登一则“读者注意”，曰“本刊现仍由黄心勉、姚名达维持，陈媛主编，新聘金光楣、赵清阁为编辑委员，合组五人会，为本社主干。妇女协进会系由光楣发起，心勉亦已加入。双方合作，同为妇运努力。但本刊并未由该会接办，请读者勿信谣言为荷。”另外该刊“读者园地”栏目曾刊出陈国英一封信，曰：“我知道启发者姚名达先生因为办理《女子月刊》感到经济缺乏，险将月刊停止出版，这显然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并且他自己立誓说：果若不幸而停止月刊，我名达必先月刊而自杀……”刊物面临经济困境时，姚名达的妻子黄心勉又于1935年因病去世。关于姚名达之妻黄心勉的病逝，这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可表：当年上海滩有位叫陆士谔的名医，早年笃信西医，研读过解剖、生理诸书，谁知其妻、儿却相继死于西医治疗。后来他自己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病，自度必死，于是求诊于中医同乡唐纯斋，连诊37次，居然痊愈。于是他拜在唐的门下，致力学习中医。1931年陆士谔在上海著名的小报《金刚钻报》开辟专栏《士谔医话》，与西医代表人物激辩数月，哄动一时。《士谔医话》中有许多是他亲历的中西医共诊的案例，而《姚名达问病记》便是其中之一例。陆氏认为，病人黄心勉从头疼开始到怀疑肺部感染，再到怀疑脑脊骨髓炎，一直到病危，也没有得到确诊。因此在治疗方法上一直失当，终致患者死亡。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看到《姚名达问病记》原文，但姚名达对爱妻、同时又是其事业上的挚友的那份眷恋、痴痴真情当可想而知。自黄心勉病逝后经济方面的窘迫愈加突出，但毋庸置疑七七事变、外敌入侵才是其终刊最重要的诱因。
关于姚名达之死，目前至少有3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据风子回忆：“姚名达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回到故乡江西，记得当时报载江西沦陷时，他被捕不屈殉难，是位中华民族的烈士！”二是据也曾担任过《女子月刊》编辑的鲍祝宣1979年间回忆道：姚名达是“抗战发生后，回到江西老家，组织游击队与日军相触被打死。这个消息，我是于胜利后从郑振铎先生一篇纪念文字中看到的。”三是据陈玉堂主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介绍说（姚名达）“抗战爆发后回江西，任教中正大学。1941年组织战地服务团（一说组织游击队）与日军搏杀时遇害。”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哪一种说法更准确无误，是先到江西中正大学任教、后参加了游击队与日军搏杀时遇害，还是因参加游击队（战地服务团？）被捕后又英勇不屈而殉难。总之姚名达是因反抗日本侵略者义无反顾地惨死于战场上当无疑，何况还有文化名人郑振铎于抗战胜利后所写纪念文章为证。
姚名达由一名学者、教授，先是满腔热忱投入我国妇女事业，后敌寇入侵，刊物停办，又义无反顾投身奋勇杀敌的最前沿，组织游击队与敌血拼，最后血洒战场，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彪炳青史，永远值得后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