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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家的最根本的职能是解决教育问题，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是，教育对于国家、对于全人类，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其教育体制有着至少3000年的历史，与西方的教育体制有诸多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在讨论教育问题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种讨论放到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然而，这么大的一个题目，远非本文所能容许的篇幅所能包容，所以我这里仅就比较重要的若干概念进行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并非面面俱到的系统陈述，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教育目的多向(元)互补系统论
许多学者断言，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这无疑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说法终嫌笼统，并没有给我们多少新知，同时也缺乏实际操作价值。—因为什么叫国民素质，这是需要更多更充分的定义和指标来加以限定和说明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相应的不同的国民素质。同理，教育的目的可以有很多很多。按照我的理解，教育的目的绝非单一的，而是由许多目的，包括抽象目的、具体目的、远期目的、近期目的、外向目的、内向目的等等构成的目的系统，是一个在若干不同层次上、受不同时空条件制约、在相关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也会随之改变的变动不居的目的群。在这一目的系统中，有的目的是主要目的，有的目的是次要目的。但是，这些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相关条件改变之后，原来的主要目的有可能转变为次要目的，而原来的次要目的也可能转变为主要目的。简而言之，教育目的是多向的，可变的。我把这种理论称之为教育目的多向(元)互补系统论。
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目的 教育目的多向(元)互补论意味着教育目的的多样化和时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系统中的最关键的东西加以简单介绍，这就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也分为许多种类，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下述三类。第一，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模塑涵养出最高的人类德性或最理想的人格；第二，教育是要陶冶出具备尽可能完善的知识系统的精神个体；第三，教育是要培养出具有尽可能完善的实践技能与发明本领的能工巧匠。
那么，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呢?教育的最高目的包括在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中，这就是上述根本目的中的第一类目的：模塑涵养出最高尚的人类德行或最理想的人格。当然，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对于德行或人格的理解与规定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什么是最高尚的人类德行或最理想的人格?副词“最”意味着比较，意味着除最高尚的德行外，还同时存在若干种别的比较高尚或比较理想的人类德行或人格。在现代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类德行或人格无疑是中国传统德行和西方传统德行。我们只要将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德行进行比较，就知道哪一种更有资格称为最高尚的人类德行了。能代表中国传统高尚德行的价值指标可以说是仁、义、礼、智、信这一套伦理观念。而能代表西方传统高尚德行的价值指标则是在西方社会中被特别强调的四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cadindViduee)：勇敢、节制、正义和谨慎。其中勇敢被西方人看作是最重要的品德，放在第一位。而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是仁。仁者人也、爱也。把仁爱作为普遍价值由血亲成员推而广到一切人，’这和西人的把勇敢作为最重要的品德标准相比，无疑要更符合全人类的道德追求。勇敢不是中国人最赞扬的东西。在中国道家的学说里，勇敢这种品格甚至受到排斥；老子认为“勇于敢则杀”，断言好勇斗狠者多半没有好下场。当然，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并不排斥勇敢，例如儒家还主张忠、孝、廉、耻、勇五种品格。但只有出于正义的勇敢才是得到肯定的，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匹夫之勇是受到谴责的。要注意儒家把勇敢放在五种品格的最后，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勇敢放在四种品格的最前面。单单是这一区别，就足以让我们看清中西文化中两种几乎对立的道德价值指向，而这种价值指向不用说贯穿了中西的两套迥然不同的教育体制。我们无须说西方人的上述价值观是错误的，因为价值观的产生是各民族应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条件的挑战而逐步形成的，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西方人的文化大背景下来看待西方人的价值体系和与之适应的教育体制，它们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但是在一更广泛的背景下，例如全人类的大文化背景下，通过文化比较的方式来进行客观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教育的最高目的而言，中国传统的教育目标无疑是相对最理想、最美好的，尽管其教育内容必须应对不同的时空条件而加以修正。我们非常清楚，在中西文化对峙的格局中，要成为真正的经济与军事势力的强者，西式的教育体制是最有效的。不过，人们往往忘记一个事实：有效和美好之间是有区别的。从个别国家角度看，把追求效率看得高于一切，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全人类角度，或者说世界性角度看，，教育仍应该把追求德性上的完美看作最高的努力目标和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大胆断言，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将势所必然地在未来的世界教育体制中走到主导地位上。中国的传统教育的最高目的将成为未来世界教育的最高目的的基础。当然，这一格局的最终完成；还有赖于至少三个基本条件，即1、人类的普遍教育水平大大提高；2、人类的基本温饱得到了保障；3、人类文化冲突的敌对程度减到尽可能少。
如果明白了我上面的观点，自然就会明白：上述三个目标(德育目标、智育目标与技能目标)并非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同等重要。恰恰相反，依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这些目标各自的相对重要性会为满足不同的历史要求而发生变化，即第一、第二和第三目标会产生变位。举个具体的例子，当中华民族处于封闭状态，受到外界干扰较小时，德行教育是其最高目标。当这个民族受到域外因素的威胁较大、有关其生死存亡时，它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德行教育要求，而把第三个教育目标作为最高的目标，其次是第二个目标，最后才是德行目标。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目标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总是处于其固定的地位。清末的废科举、兴学校，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就体现了这种战略调整。非西方的许多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也都一一经历了这种调整。咄咄逼人的西式文化逻辑像一块无形的大磁铁一样，把所有吸引到它周围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置于它的磁场内，强行让它们根据新的磁力方向调整自己的物理特性或者说文化秩序。简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只有在获得这一清醒的认识后，才有可能对当代中国的宏观教育战略做出比较理智的设计。
狼群教育观与羊群教育观的整合
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是那足以使人变得具备充分的人性的一整套伦理价值观、一整套行为方式。文化和武功是完全对立的。在军事(武功)上先进的民族或国家，往往势所必然地成为侵略者，而在文化上先进的民族或国家则往往容易成为被侵略者。传统中国历来主张以文化上的先进来征服落后的部落，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而传统的西方列强则历来主张以军事上的先进来征服落后的民族，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也不排斥使用文化渗透的战略。全世界只有中国会修建绵延两万余里的长城，不是为了侵略和扩张，而是为了挡住外来的侵略和扩张。长城分明是挨打的象征性建筑。世界历史上代表先进文化的国家多半是被代表落后文化的国家征服的。古希腊是被比它在文化上落后得多的罗马人毁灭的，罗马是被比它在文化上落后得多的马其顿毁灭的。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两次被完全征服，都是由文化落后的部落来完成的：元朝的建立，是落后文化部落蒙古部族征服汉族的结果；清朝的建立，是落后文化部落满清族征服汉族的结果。最美好的文化代表着一种最美好的人性。从逻辑上来说，有着最美好的人性的民族—般不会去征服侵略别的民族或国家。反过来说说，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不可能是先进的，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是足以代表最美好的德性的价值观(例如克己与礼让等等)，而不是飞机大炮或原子弹。
在这样一种比较文化背景下，我们很容易明白，当最美好的教育模式与最有效率的教育模式发生冲突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后者取得胜利。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当文绉绉的秀才与骁勇的武士在大街上发生冲突的时候，谁胜谁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胜者并非必然代表真理。有文化涵养的秀才容易显得文弱，而有军事训练的武士容易显得霸悍。可是，霸悍的品格正是原始兽性的遗留，正是应该由先进文化来加以革除的非人性因素。为了革除掉这种非人性因素，人类的教育事业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旨在尽可能多地减除人类兽性的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羊群教育；旨在维护或者有限减少人类兽性的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狼群教育。
当世界上到处都是羊群的时候，羊群教育理所当然应该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当世界上存在着威胁羊群生存的狼群的时候，羊群世界就被迫采用狼群教育。 这就是当代世界各国不得不采用的教育战略。这尤其是当代中国不得不采取的教育战略。
、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羊群世界被迫采用狼群教育模式之后，是不是就应该进而彻底抛弃自己从前的羊群教育模式呢?我的答案是：不!狼群教育和羊群教育应该并行。至少对中国而言，教育的目的、标准与战略必须是双重的，而中国现代教育家们、思想家们、政治家们却常常不知不觉地奉行单一的“道路只有一条，真理只有一个”的西式形式逻辑思路，这就是解开中国教育之所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之谜的谜底。正是在这一点上，五四期间的学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由于域外世界列强对中国这个羊群世界的欺侮与凌辱，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学人曾主张彻底实行狼群教育，以根除其懦弱的以阿Q式精神胜利法之类的所谓国民劣根性。这样就必须引入狼群教育模式。因为在塑造狼性方面的教育，西方的勇敢、节制、正义和谨慎价值观无疑优于中国的仁、义、礼、智、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振醒中国群体意识方面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样一种主张应该成为一种总体倾向性策略考虑，或者说这种主张应该适可而止，以防止它走向极端和反面。而事情恰恰像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样：中国教育自那以来，向着全盘西化的路子方面走得越来越远，终于背弃了中国的传统教育路向。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我在别的一些文章或演讲中已经缕述过，此处不赘)。传统教育被看作是腐朽的、没落的、不现代化的，从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的教育从各个方面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不是学步西欧，就是追踪东欧(包括前苏联)；不是师从日本、英国，就是效颦美国、德国。总之，按厢陈独秀“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号召，中国教育界人一窝蜂地群起效法西式教育体制。忘记了战略性的狼性教育虽然重要、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但是，归根结底，人类并不是要成为狼。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暂时由羊而退化为狼，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久假而不归，居然打算长久地甘居为狼，不是以仁、义、礼、智、信原则为最终归宿，而是永远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败的西式丛林法则，则真是有辱先人、自甘沦为禽兽了。
正如文化总是特定地理环境与特定民族之间的协调互动结果一样，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也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协调其地理、历史、文化诸因素的结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无疑是非常合理的。当代中国人应该研究如何借鉴利用这一极其丰富的传统教育体制资源。本文只是略有接触，尚未能就许多方面展开论述，私意惟盼以此作引玉之砖，诚望教育界有识之士能够相与论析，指正批评，共同进步。
许多学者断言，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这无疑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说法终嫌笼统，并没有给我们多少新知，同时也缺乏实际操作价值。—因为什么叫国民素质，这是需要更多更充分的定义和指标来加以限定和说明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相应的不同的国民素质。同理，教育的目的可以有很多很多。按照我的理解，教育的目的绝非单一的，而是由许多目的，包括抽象目的、具体目的、远期目的、近期目的、外向目的、内向目的等等构成的目的系统，是一个在若干不同层次上、受不同时空条件制约、在相关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也会随之改变的变动不居的目的群。在这一目的系统中，有的目的是主要目的，有的目的是次要目的。但是，这些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相关条件改变之后，原来的主要目的有可能转变为次要目的，而原来的次要目的也可能转变为主要目的。简而言之，教育目的是多向的，可变的。我把这种理论称之为教育目的多向(元)互补系统论。
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目的 教育目的多向(元)互补论意味着教育目的的多样化和时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系统中的最关键的东西加以简单介绍，这就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也分为许多种类，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下述三类。第一，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模塑涵养出最高的人类德性或最理想的人格；第二，教育是要陶冶出具备尽可能完善的知识系统的精神个体；第三，教育是要培养出具有尽可能完善的实践技能与发明本领的能工巧匠。
那么，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呢?教育的最高目的包括在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中，这就是上述根本目的中的第一类目的：模塑涵养出最高尚的人类德行或最理想的人格。当然，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对于德行或人格的理解与规定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什么是最高尚的人类德行或最理想的人格?副词“最”意味着比较，意味着除最高尚的德行外，还同时存在若干种别的比较高尚或比较理想的人类德行或人格。在现代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类德行或人格无疑是中国传统德行和西方传统德行。我们只要将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德行进行比较，就知道哪一种更有资格称为最高尚的人类德行了。能代表中国传统高尚德行的价值指标可以说是仁、义、礼、智、信这一套伦理观念。而能代表西方传统高尚德行的价值指标则是在西方社会中被特别强调的四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cadindViduee)：勇敢、节制、正义和谨慎。其中勇敢被西方人看作是最重要的品德，放在第一位。而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是仁。仁者人也、爱也。把仁爱作为普遍价值由血亲成员推而广到一切人，’这和西人的把勇敢作为最重要的品德标准相比，无疑要更符合全人类的道德追求。勇敢不是中国人最赞扬的东西。在中国道家的学说里，勇敢这种品格甚至受到排斥；老子认为“勇于敢则杀”，断言好勇斗狠者多半没有好下场。当然，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并不排斥勇敢，例如儒家还主张忠、孝、廉、耻、勇五种品格。但只有出于正义的勇敢才是得到肯定的，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匹夫之勇是受到谴责的。要注意儒家把勇敢放在五种品格的最后，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勇敢放在四种品格的最前面。单单是这一区别，就足以让我们看清中西文化中两种几乎对立的道德价值指向，而这种价值指向不用说贯穿了中西的两套迥然不同的教育体制。我们无须说西方人的上述价值观是错误的，因为价值观的产生是各民族应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条件的挑战而逐步形成的，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西方人的文化大背景下来看待西方人的价值体系和与之适应的教育体制，它们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但是在一更广泛的背景下，例如全人类的大文化背景下，通过文化比较的方式来进行客观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教育的最高目的而言，中国传统的教育目标无疑是相对最理想、最美好的，尽管其教育内容必须应对不同的时空条件而加以修正。我们非常清楚，在中西文化对峙的格局中，要成为真正的经济与军事势力的强者，西式的教育体制是最有效的。不过，人们往往忘记一个事实：有效和美好之间是有区别的。从个别国家角度看，把追求效率看得高于一切，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全人类角度，或者说世界性角度看，，教育仍应该把追求德性上的完美看作最高的努力目标和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大胆断言，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将势所必然地在未来的世界教育体制中走到主导地位上。中国的传统教育的最高目的将成为未来世界教育的最高目的的基础。当然，这一格局的最终完成；还有赖于至少三个基本条件，即1、人类的普遍教育水平大大提高；2、人类的基本温饱得到了保障；3、人类文化冲突的敌对程度减到尽可能少。
如果明白了我上面的观点，自然就会明白：上述三个目标(德育目标、智育目标与技能目标)并非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同等重要。恰恰相反，依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这些目标各自的相对重要性会为满足不同的历史要求而发生变化，即第一、第二和第三目标会产生变位。举个具体的例子，当中华民族处于封闭状态，受到外界干扰较小时，德行教育是其最高目标。当这个民族受到域外因素的威胁较大、有关其生死存亡时，它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德行教育要求，而把第三个教育目标作为最高的目标，其次是第二个目标，最后才是德行目标。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目标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总是处于其固定的地位。清末的废科举、兴学校，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就体现了这种战略调整。非西方的许多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也都一一经历了这种调整。咄咄逼人的西式文化逻辑像一块无形的大磁铁一样，把所有吸引到它周围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置于它的磁场内，强行让它们根据新的磁力方向调整自己的物理特性或者说文化秩序。简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只有在获得这一清醒的认识后，才有可能对当代中国的宏观教育战略做出比较理智的设计。
狼群教育观与羊群教育观的整合
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是那足以使人变得具备充分的人性的一整套伦理价值观、一整套行为方式。文化和武功是完全对立的。在军事(武功)上先进的民族或国家，往往势所必然地成为侵略者，而在文化上先进的民族或国家则往往容易成为被侵略者。传统中国历来主张以文化上的先进来征服落后的部落，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而传统的西方列强则历来主张以军事上的先进来征服落后的民族，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也不排斥使用文化渗透的战略。全世界只有中国会修建绵延两万余里的长城，不是为了侵略和扩张，而是为了挡住外来的侵略和扩张。长城分明是挨打的象征性建筑。世界历史上代表先进文化的国家多半是被代表落后文化的国家征服的。古希腊是被比它在文化上落后得多的罗马人毁灭的，罗马是被比它在文化上落后得多的马其顿毁灭的。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两次被完全征服，都是由文化落后的部落来完成的：元朝的建立，是落后文化部落蒙古部族征服汉族的结果；清朝的建立，是落后文化部落满清族征服汉族的结果。最美好的文化代表着一种最美好的人性。从逻辑上来说，有着最美好的人性的民族—般不会去征服侵略别的民族或国家。反过来说说，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不可能是先进的，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是足以代表最美好的德性的价值观(例如克己与礼让等等)，而不是飞机大炮或原子弹。
在这样一种比较文化背景下，我们很容易明白，当最美好的教育模式与最有效率的教育模式发生冲突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后者取得胜利。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当文绉绉的秀才与骁勇的武士在大街上发生冲突的时候，谁胜谁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胜者并非必然代表真理。有文化涵养的秀才容易显得文弱，而有军事训练的武士容易显得霸悍。可是，霸悍的品格正是原始兽性的遗留，正是应该由先进文化来加以革除的非人性因素。为了革除掉这种非人性因素，人类的教育事业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旨在尽可能多地减除人类兽性的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羊群教育；旨在维护或者有限减少人类兽性的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狼群教育。
当世界上到处都是羊群的时候，羊群教育理所当然应该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当世界上存在着威胁羊群生存的狼群的时候，羊群世界就被迫采用狼群教育。 这就是当代世界各国不得不采用的教育战略。这尤其是当代中国不得不采取的教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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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羊群世界被迫采用狼群教育模式之后，是不是就应该进而彻底抛弃自己从前的羊群教育模式呢?我的答案是：不!狼群教育和羊群教育应该并行。至少对中国而言，教育的目的、标准与战略必须是双重的，而中国现代教育家们、思想家们、政治家们却常常不知不觉地奉行单一的“道路只有一条，真理只有一个”的西式形式逻辑思路，这就是解开中国教育之所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之谜的谜底。正是在这一点上，五四期间的学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由于域外世界列强对中国这个羊群世界的欺侮与凌辱，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学人曾主张彻底实行狼群教育，以根除其懦弱的以阿Q式精神胜利法之类的所谓国民劣根性。这样就必须引入狼群教育模式。因为在塑造狼性方面的教育，西方的勇敢、节制、正义和谨慎价值观无疑优于中国的仁、义、礼、智、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振醒中国群体意识方面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样一种主张应该成为一种总体倾向性策略考虑，或者说这种主张应该适可而止，以防止它走向极端和反面。而事情恰恰像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样：中国教育自那以来，向着全盘西化的路子方面走得越来越远，终于背弃了中国的传统教育路向。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我在别的一些文章或演讲中已经缕述过，此处不赘)。传统教育被看作是腐朽的、没落的、不现代化的，从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的教育从各个方面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不是学步西欧，就是追踪东欧(包括前苏联)；不是师从日本、英国，就是效颦美国、德国。总之，按厢陈独秀“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号召，中国教育界人一窝蜂地群起效法西式教育体制。忘记了战略性的狼性教育虽然重要、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但是，归根结底，人类并不是要成为狼。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暂时由羊而退化为狼，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久假而不归，居然打算长久地甘居为狼，不是以仁、义、礼、智、信原则为最终归宿，而是永远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败的西式丛林法则，则真是有辱先人、自甘沦为禽兽了。
正如文化总是特定地理环境与特定民族之间的协调互动结果一样，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也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协调其地理、历史、文化诸因素的结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无疑是非常合理的。当代中国人应该研究如何借鉴利用这一极其丰富的传统教育体制资源。本文只是略有接触，尚未能就许多方面展开论述，私意惟盼以此作引玉之砖，诚望教育界有识之士能够相与论析，指正批评，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