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者钟扬》这篇报道，我们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报道复旦大学的钟扬老师。2018年1月底，我和几十个媒体同行一起，走访上海、成都和拉萨三个城市，通过大量的外围采访，试图还原钟扬53年的生命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切。采访时，距离钟扬因车祸离世过去四个月了。
　　他用一生收集了一千多个物种，四千多万颗种子，在青藏高原刷新了植物学家所能达到的极限。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钟扬“时代楷模”的称号。他那张背着双肩包、在野外采集种子的照片出现在杂志封面，他的故事在高铁和机场的大屏幕里被滚动播报。
　　采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钟扬生前的同事兼好友、复旦大学杨亚军老师的讲述。杨亚军其实有点担心，新闻报道会把钟扬塑造成那种刻板的先进人物形象。“一个人感动我们，不是因为他太高太远，他就活在我们身边，又比我们优秀那么多。”
　　采访最后，杨亚军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一件小事》里写下的文字：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站在记者的立场上，我想，我们报道钟扬的故事，不是为了凸显大多数人的普通，我们希望给普通的你我他，给那些无力的疲惫的生活，注入一道光亮和感动。
　　钟扬像流星，那么激烈地燃烧自己，璀璨而短暂。他的生命停止在了53岁这一年，生命是有限的数字，他播下的希望却是无限的永恒。
　　大量的采访之后，我脑海里最常闪现的，是杨亚军老师转述的那个画面：钟扬坐在飞机上，他身材高大，比较胖，在紧凑的经济舱座位上，即将结束一趟飞行。“打开遮光板，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播报声响起，“为什么要打开遮光板呢？”他叫住空姐问道。空姐没能给他答案，他后来多次咨询得到答案后，又叫住了那位空姐，“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吗？”“还是不知道。”空姐答。“那我给你讲讲吧。”
　　这就是钟扬，他会追问，而且是追到底，他一直在获取新的知识，同时，把这些知识尽可能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