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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俄罗斯乡村散文作家拉斯普京与中国乡土作家沈从文对乡土主题的钟情，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逝去传统道德的惋惜以及幻想出的两个极其相似的生态乌托邦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可比性。本文将从安卡拉河畔与湘西农村的生态美想象、作家重建生态伦理观的责任及对土地的无限眷恋三个方面比较他们作品中的生态意识，以此得出在中俄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乡土作家创作中生态意识的异同和各自的特色，对呼吁现代人保护生态和谐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瓦连京·拉斯普京 沈从文 生态意识 道德 土地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一个隽永的主题，从中国古代的老庄作品中的人与自然合一到西方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中对崇高大自然的描绘与敬畏，再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到华兹华斯的生态乌托邦幻想，无不体现着对宇宙自然的膜拜。但在工业文明浪潮的冲击下，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在经历了人类伊甸园渐渐消失的痛苦之后，又涌现出了一批恪守传统道德的乡土作家写出了类似的绿色经典，树立起文学救赎行动的榜样。
瓦连京·拉斯普京与沈从文面对工业文明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后产生了相同的感慨。人性的异化、高尚的传统道德的逝去、人的物欲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充斥人心都使这两位作家产生了一种重建生态伦理观的责任感，他们都企图通过幻想一个完美的生态环境来重新搭建起人类已经失去的精神家园。
一 安卡拉河畔与湘西农村的生态美想象
拉斯普京出生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安卡拉河畔上的一个村子里，故乡人的纯朴，故乡美丽的大自然风景为他创作农村题材小说奠定了基础，他也想通过故乡实现自己对生态美的追求，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但是我最终还是成功了。我认为，这是由于我在安卡拉河畔和原始森林旁的乡村度过的童年充溢着我的心灵的缘故。”
沈从文也时刻眷恋着自己的家乡湘西凤凰，面对现实军阀的残酷，现代化使农民物欲的不断膨胀与人性缺失，他备感凄凉，在儿时的回忆与想象之间构建了一个生态和谐的美丽湘西世界，以此来疗救被工业文明异化的现代人。湘西的小溪之于沈从文就如安卡拉河之于拉斯普京一样，是他们精神的源头与绿洲。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拉斯普京受最早起源于此的萨满教的影响，推崇万物有神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中国传统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沈从文便自然而然地与拉斯普京在作品中勾勒出两个极其相似的生态乌托邦，都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
拉斯普京在小说中理性地表现了工业文明入侵农村后，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的担忧与对农村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心，提出了“守护自然”的呼唤，如《告别马焦拉》中，在安卡拉河上存在了几百年的马焦拉岛本是没有任何人造污染的原始大自然的村子，这里的老农民祖祖辈辈都在安卡拉河上和睦相处，过着原始的田园生活。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融合的状态是作家理想中的美好家园。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不得不在村子安卡拉河的下游建造水电站，一个农产品自足的村子将被摧毁，老一辈农民誓死要坚守自己的故土，与工业文明做斗争，他们哭泣、忏悔，像对待孩子一样呵护自己的家园，这种原始自然的人性美是作者想要追求的。最后村子里的树木全部都得砍掉，所有的房屋必须被烧掉，安卡拉河的水也不再会是以前那样清澈，大火烧房子的浓烟在天空弥漫，这些都表达了作者对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焦虑。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同样充满着如同山水一样的自然人情人性，万事万物都是共生一体的存在。《边城》里面茶峒山城自然环境优美，翠竹围绕着整个山城，人们在此辛勤劳作，宛如一幅画，一首诗。老船夫70岁了，但依然离不开劳动，他在自然中的生命存在是完整的，他的精神与人性也始终处于最自然的状态。在这里，不仅人与自然相依相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极为和谐，老船长为很多人服务却不求一分一厘的回报，过渡人也良心很好，也会强行扔给老船长一些钱，老船长也为了心安理得，又将这些钱买了茶叶，赠送给过渡的人，还为过路人熬药治病。他们没有金钱利益的计较与争夺，渴了就在茶缸里喝茶，热了就用溪水抹身子。自己烧烟抽，自己去山里掘竹鞭笋吃。他们纯朴的心灵是与大自然长期交流出来的。在沈从文的作品里，大自然不是一种背景，它与人是合二为一的，自然美中孕育着人性美。
由于拉斯普京强烈的道德感与使命感，使他在作品中急切地勾勒出理想的生态环境，又急切地描写它如何被工业文明破坏的悲剧结局，以此来警醒现代人要保护生态环境，受到俄罗斯传统创作观念和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他擅于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他展现的生态和谐图是通过老一代农民在主观上疼惜自然、想与自然靠近的一种努力。他想象的乌托邦更多地表现为老一辈农民自觉地坚守传统良心和原始土地的人性之美，那些勇敢善良、甘于奉献的女性形象背负着作家对乡土的救赎愿望。
而沈从文作品中的生态和谐图是一种中国的感悟式的人与自然融合共生的一种天然状态，翠翠的黄狗、菜园里的小鱼、小虾，兰花与茉莉花都跳动着生命的音符。沈从文以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思想文化特征的生态乌托邦，诗意地传达了重建新的生态文明的先声。
二 作家重建生态伦理观的责任感
拉斯普京作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东正教对万事万物爱的信念，激励拉斯普京用自己的创作承担起重建生态伦理观的责任。他让作品中的善良农民带着赎罪意识对自己要离开故土的行为忏悔：例如，在《告别马焦拉》中，当水电站大坝要建在马焦拉村的安卡拉河下游时，马焦拉的村民们必须从村子里搬迁出去，马焦拉村里以达丽娅为代表的几个老太太和老头，要守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当纳斯塔霞被首先逼迫离开马焦拉时，她觉得自己有罪，“‘原谅我吧，上帝！’纳斯塔霞恭顺地向屋角的圣像画了个十字，呜咽着难堪地叹了口气。”达丽娅在父母祖坟的十字架前自责。在拉斯普京看来，大自然是人们道德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生态遭到破坏的原因就是现代人的道德的缺失，他想通过宗教理想来拯救现代人的精神。 《最后的期限》中，老母亲安娜行将死亡，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她盼望着死神快点将自己抓走，以此来留住自己的儿女。她的儿女们回来之后却是等待她快点死亡，急切于回到城市挣钱，最后还是没等安娜这位老母亲去世，他们便都纷纷离去，当他们走了的第二天夜里老太太死了。拉斯普京痛心地为我们展现一幅道德沦丧图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态危机图，年轻人背离自然，盲目追求物质享受，才会失去人性与良知。安娜老太太一生任劳任怨，乐天知命，她对死亡的坦然是一种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基督教的观念里，死亡是对上帝的一种接近，而在生态学家看来，死亡也是向自然的回归，也是肯定自我是自然一部分的行为。安娜平静、孤独地离去似乎也在用一种救赎性的行为来洗礼儿女背离自然的罪行。
同样的生态伦理主题在沈从文的作品也一以贯之，但是因为他与拉斯普京的个性气质不同，缺少拉斯普京作品中那种直白的政论说教，他主要是通过勾勒完美和谐的画面来对照工业文明的丑恶，寄希望于纯朴善良的人性来拯救现代人忘记传统之后的迷失状态：《边城》中，翠翠的爷爷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死去了，但他与安娜相比太幸福了，不仅自己的亲人相依相守，为他的死而痛哭流涕，整个茶峒的人民都来帮忙为他送行，有人帮忙送棺材，有人找老道士，顺顺拿来了酒、肉、米，大家一起张罗丧事，有人眼泪湿莹莹的，还想着安慰翠翠，虽然他们无血缘关系，但遇到事情，亲如一家人。这种和谐的关系只会在大自然中产生，作者无疑是想以此理想的人际关系和人性之美来对照现代人良知泯灭与人性堕落。
《菜园》中，玉太太与儿子在自然中形成的美德，与城市人的自私、享乐、造作形成对比。里面隐含了作者对现代文明和城市人道德的担忧，他想重建一种道德良知与生态意识同在的理想社会，但悲剧式的结尾仿佛透露出作者力挽狂澜的失败与无奈，这种淡淡的忧伤似乎是为美好伊甸园逝去所唱的一曲挽歌。
三 对土地的无限眷恋
土地是人类最自然、最古老和最可靠的家园，人类与它保持着先天的生命和情感联系。大地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把自己看作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带着热爱和尊重来使用它，一旦你学会了阅读大地，就不会担忧你们会对它做什么，会怎样与他相处，大地将给你们带来许多令人愉快的东西。
在沈从文与拉斯普京的作品中，那些光辉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对土地充满眷恋之情的人。沈从文作品中人物对土地的眷恋主要是通过在土地上辛勤劳动体现出来的，如《菜园》中，在土地上劳动是一种物质的收获，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喜悦，劳动不仅是简单的种地，收割庄稼，而是对土地的一种疼惜和尊重，少琛去北京求学归来，还是以前的天真烂漫，以往的好处还保留在身上，是因为他没有背弃自己的土地，他进菜园劳动，用手代铲，两手全是泥，连他带回来的妻子都与他一起料理菊花。自从城市文明入侵农村之后，玉家菜园变成了玉家花园，多了人工造作，天然的土地与自然渐渐消失，玉太太便自缢了，她与儿子一起混合着泥土慢慢腐烂去了。
拉斯普京的作品中则很少描写具体的劳动场面，人物对土地的赤子之情主要是通过其对土地的态度表现出来，例如《最后的期限》中，安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有了美好的品德，自然赋予了她一种神性。她感谢自然，热爱自然，在最后的几年里还期望死神带走她，因为那样，她就会被埋在厚厚的土地里，与土地彻底融为一体。《木屋》里面的阿戈菲娅对土地和农村生活十分眷恋，她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怜惜着木屋与那方土地，她连做梦都梦到和自己的木屋、和土地融为一体，正是因为这份热忱的爱，让她感受到了自己与土地的这份和谐，从中获得幸福感，对于她来说，土地和木屋就是她生命的载体和依托，也是她精神上的归宿和信仰。
拉斯普京像沈从文一样，在其作品中极力歌颂孕育在大自然中的善良农民，流露出历史进程必然性的无奈与道德沦丧的哀伤，但他作品中的人物更多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那种顽强地与工业机器作斗争的毅力，他也笔锋犀利地直接指出破坏生态资源的可怕后果，表现了极力想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欲望世界，回归大自然与之和谐相处。而沈从文则感性客观地展现了一种人性之美的生态和谐图，蕴含着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巧妙地以此作为现代人道德的审判法庭，无声地宣判了现代人道德沦丧的罪行。
参考文献：
[1] 孙玉华、王丽丹等：《拉斯普京创作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沈从文，林乐齐选编：《沈从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 荆亚平编选：《中外生态文学文论选》，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沈从文：《沈从文人生随笔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 刘青汉：《生态文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 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刘佳，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讲师）
关键词：瓦连京·拉斯普京 沈从文 生态意识 道德 土地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一个隽永的主题，从中国古代的老庄作品中的人与自然合一到西方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中对崇高大自然的描绘与敬畏，再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到华兹华斯的生态乌托邦幻想，无不体现着对宇宙自然的膜拜。但在工业文明浪潮的冲击下，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在经历了人类伊甸园渐渐消失的痛苦之后，又涌现出了一批恪守传统道德的乡土作家写出了类似的绿色经典，树立起文学救赎行动的榜样。
瓦连京·拉斯普京与沈从文面对工业文明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后产生了相同的感慨。人性的异化、高尚的传统道德的逝去、人的物欲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充斥人心都使这两位作家产生了一种重建生态伦理观的责任感，他们都企图通过幻想一个完美的生态环境来重新搭建起人类已经失去的精神家园。
一 安卡拉河畔与湘西农村的生态美想象
拉斯普京出生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安卡拉河畔上的一个村子里，故乡人的纯朴，故乡美丽的大自然风景为他创作农村题材小说奠定了基础，他也想通过故乡实现自己对生态美的追求，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但是我最终还是成功了。我认为，这是由于我在安卡拉河畔和原始森林旁的乡村度过的童年充溢着我的心灵的缘故。”
沈从文也时刻眷恋着自己的家乡湘西凤凰，面对现实军阀的残酷，现代化使农民物欲的不断膨胀与人性缺失，他备感凄凉，在儿时的回忆与想象之间构建了一个生态和谐的美丽湘西世界，以此来疗救被工业文明异化的现代人。湘西的小溪之于沈从文就如安卡拉河之于拉斯普京一样，是他们精神的源头与绿洲。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拉斯普京受最早起源于此的萨满教的影响，推崇万物有神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中国传统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沈从文便自然而然地与拉斯普京在作品中勾勒出两个极其相似的生态乌托邦，都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
拉斯普京在小说中理性地表现了工业文明入侵农村后，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的担忧与对农村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心，提出了“守护自然”的呼唤，如《告别马焦拉》中，在安卡拉河上存在了几百年的马焦拉岛本是没有任何人造污染的原始大自然的村子，这里的老农民祖祖辈辈都在安卡拉河上和睦相处，过着原始的田园生活。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融合的状态是作家理想中的美好家园。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不得不在村子安卡拉河的下游建造水电站，一个农产品自足的村子将被摧毁，老一辈农民誓死要坚守自己的故土，与工业文明做斗争，他们哭泣、忏悔，像对待孩子一样呵护自己的家园，这种原始自然的人性美是作者想要追求的。最后村子里的树木全部都得砍掉，所有的房屋必须被烧掉，安卡拉河的水也不再会是以前那样清澈，大火烧房子的浓烟在天空弥漫，这些都表达了作者对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焦虑。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同样充满着如同山水一样的自然人情人性，万事万物都是共生一体的存在。《边城》里面茶峒山城自然环境优美，翠竹围绕着整个山城，人们在此辛勤劳作，宛如一幅画，一首诗。老船夫70岁了，但依然离不开劳动，他在自然中的生命存在是完整的，他的精神与人性也始终处于最自然的状态。在这里，不仅人与自然相依相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极为和谐，老船长为很多人服务却不求一分一厘的回报，过渡人也良心很好，也会强行扔给老船长一些钱，老船长也为了心安理得，又将这些钱买了茶叶，赠送给过渡的人，还为过路人熬药治病。他们没有金钱利益的计较与争夺，渴了就在茶缸里喝茶，热了就用溪水抹身子。自己烧烟抽，自己去山里掘竹鞭笋吃。他们纯朴的心灵是与大自然长期交流出来的。在沈从文的作品里，大自然不是一种背景，它与人是合二为一的，自然美中孕育着人性美。
由于拉斯普京强烈的道德感与使命感，使他在作品中急切地勾勒出理想的生态环境，又急切地描写它如何被工业文明破坏的悲剧结局，以此来警醒现代人要保护生态环境，受到俄罗斯传统创作观念和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他擅于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他展现的生态和谐图是通过老一代农民在主观上疼惜自然、想与自然靠近的一种努力。他想象的乌托邦更多地表现为老一辈农民自觉地坚守传统良心和原始土地的人性之美，那些勇敢善良、甘于奉献的女性形象背负着作家对乡土的救赎愿望。
而沈从文作品中的生态和谐图是一种中国的感悟式的人与自然融合共生的一种天然状态，翠翠的黄狗、菜园里的小鱼、小虾，兰花与茉莉花都跳动着生命的音符。沈从文以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思想文化特征的生态乌托邦，诗意地传达了重建新的生态文明的先声。
二 作家重建生态伦理观的责任感
拉斯普京作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东正教对万事万物爱的信念，激励拉斯普京用自己的创作承担起重建生态伦理观的责任。他让作品中的善良农民带着赎罪意识对自己要离开故土的行为忏悔：例如，在《告别马焦拉》中，当水电站大坝要建在马焦拉村的安卡拉河下游时，马焦拉的村民们必须从村子里搬迁出去，马焦拉村里以达丽娅为代表的几个老太太和老头，要守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当纳斯塔霞被首先逼迫离开马焦拉时，她觉得自己有罪，“‘原谅我吧，上帝！’纳斯塔霞恭顺地向屋角的圣像画了个十字，呜咽着难堪地叹了口气。”达丽娅在父母祖坟的十字架前自责。在拉斯普京看来，大自然是人们道德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生态遭到破坏的原因就是现代人的道德的缺失，他想通过宗教理想来拯救现代人的精神。 《最后的期限》中，老母亲安娜行将死亡，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她盼望着死神快点将自己抓走，以此来留住自己的儿女。她的儿女们回来之后却是等待她快点死亡，急切于回到城市挣钱，最后还是没等安娜这位老母亲去世，他们便都纷纷离去，当他们走了的第二天夜里老太太死了。拉斯普京痛心地为我们展现一幅道德沦丧图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态危机图，年轻人背离自然，盲目追求物质享受，才会失去人性与良知。安娜老太太一生任劳任怨，乐天知命，她对死亡的坦然是一种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基督教的观念里，死亡是对上帝的一种接近，而在生态学家看来，死亡也是向自然的回归，也是肯定自我是自然一部分的行为。安娜平静、孤独地离去似乎也在用一种救赎性的行为来洗礼儿女背离自然的罪行。
同样的生态伦理主题在沈从文的作品也一以贯之，但是因为他与拉斯普京的个性气质不同，缺少拉斯普京作品中那种直白的政论说教，他主要是通过勾勒完美和谐的画面来对照工业文明的丑恶，寄希望于纯朴善良的人性来拯救现代人忘记传统之后的迷失状态：《边城》中，翠翠的爷爷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死去了，但他与安娜相比太幸福了，不仅自己的亲人相依相守，为他的死而痛哭流涕，整个茶峒的人民都来帮忙为他送行，有人帮忙送棺材，有人找老道士，顺顺拿来了酒、肉、米，大家一起张罗丧事，有人眼泪湿莹莹的，还想着安慰翠翠，虽然他们无血缘关系，但遇到事情，亲如一家人。这种和谐的关系只会在大自然中产生，作者无疑是想以此理想的人际关系和人性之美来对照现代人良知泯灭与人性堕落。
《菜园》中，玉太太与儿子在自然中形成的美德，与城市人的自私、享乐、造作形成对比。里面隐含了作者对现代文明和城市人道德的担忧，他想重建一种道德良知与生态意识同在的理想社会，但悲剧式的结尾仿佛透露出作者力挽狂澜的失败与无奈，这种淡淡的忧伤似乎是为美好伊甸园逝去所唱的一曲挽歌。
三 对土地的无限眷恋
土地是人类最自然、最古老和最可靠的家园，人类与它保持着先天的生命和情感联系。大地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把自己看作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带着热爱和尊重来使用它，一旦你学会了阅读大地，就不会担忧你们会对它做什么，会怎样与他相处，大地将给你们带来许多令人愉快的东西。
在沈从文与拉斯普京的作品中，那些光辉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对土地充满眷恋之情的人。沈从文作品中人物对土地的眷恋主要是通过在土地上辛勤劳动体现出来的，如《菜园》中，在土地上劳动是一种物质的收获，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喜悦，劳动不仅是简单的种地，收割庄稼，而是对土地的一种疼惜和尊重，少琛去北京求学归来，还是以前的天真烂漫，以往的好处还保留在身上，是因为他没有背弃自己的土地，他进菜园劳动，用手代铲，两手全是泥，连他带回来的妻子都与他一起料理菊花。自从城市文明入侵农村之后，玉家菜园变成了玉家花园，多了人工造作，天然的土地与自然渐渐消失，玉太太便自缢了，她与儿子一起混合着泥土慢慢腐烂去了。
拉斯普京的作品中则很少描写具体的劳动场面，人物对土地的赤子之情主要是通过其对土地的态度表现出来，例如《最后的期限》中，安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有了美好的品德，自然赋予了她一种神性。她感谢自然，热爱自然，在最后的几年里还期望死神带走她，因为那样，她就会被埋在厚厚的土地里，与土地彻底融为一体。《木屋》里面的阿戈菲娅对土地和农村生活十分眷恋，她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怜惜着木屋与那方土地，她连做梦都梦到和自己的木屋、和土地融为一体，正是因为这份热忱的爱，让她感受到了自己与土地的这份和谐，从中获得幸福感，对于她来说，土地和木屋就是她生命的载体和依托，也是她精神上的归宿和信仰。
拉斯普京像沈从文一样，在其作品中极力歌颂孕育在大自然中的善良农民，流露出历史进程必然性的无奈与道德沦丧的哀伤，但他作品中的人物更多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那种顽强地与工业机器作斗争的毅力，他也笔锋犀利地直接指出破坏生态资源的可怕后果，表现了极力想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欲望世界，回归大自然与之和谐相处。而沈从文则感性客观地展现了一种人性之美的生态和谐图，蕴含着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巧妙地以此作为现代人道德的审判法庭，无声地宣判了现代人道德沦丧的罪行。
参考文献：
[1] 孙玉华、王丽丹等：《拉斯普京创作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沈从文，林乐齐选编：《沈从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 荆亚平编选：《中外生态文学文论选》，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沈从文：《沈从文人生随笔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 刘青汉：《生态文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 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刘佳，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