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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戏是复旦大学不少名教授的家常便饭。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复旦登辉堂(又名400号大礼堂,今相辉堂),名教授们常常粉墨登场。
“赵家班”全家上阵
在登辉堂演出最多的,大概要算赵景深先生了。赵景深(1902—1985)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自1930年起就在复旦大学任教,是著名的中国戏曲史家,被刘大杰先生称为编、导、演、唱俱佳的戏曲通才。
赵景深在课堂上主讲古典戏曲,喜欢言传身教,示范表演。每次上课,讲到某个曲种,他就会唱几段。有一次,赵景深讲授唐代歌舞戏《踏谣娘》,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扭动腰躯,挥舞手帕,跺着脚,用女声曼声唱道:‘踏谣娘,踏谣娘苦来呵——’引得哄堂大笑”(陈四益《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还有一次,讲到京剧《打渔杀家》,赵景深把一位会唱京剧的女同学叫起来,两人对唱。“赵先生唱剧中的那个父亲萧恩,让那个女同学唱女儿萧桂英,结果唱完了,这个课也就上完了。”(章培恒《述学兼忆师友》)
对昆曲,赵景深造诣精深。他曾拜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为师,学艺8年,是地道的昆曲行家。他常说,昆曲等于一部活的戏剧史,“要想得到一些古剧的具体印象和趣味,不可不欣赏昆曲”(赵景深《唱曲偶记》)。早在1943年,他就与昆曲名家俞振飞合演过《狮吼记·跪池》。那次演出,他扮演苏东坡,俞振飞饰陈季常,朱传若饰柳氏。剧中,苏东坡劝柳氏与陈季常和好,柳氏却大骂苏东坡。按剧情要求,赵景深扮演的苏东坡此时应该吓得退到椅子后边,但因动作急促,加上近视眼,他一下子被椅子绊倒在地。台下观众以为赵景深演得逼真,给他“来了一个满堂彩”。还有一次演出,赵景深扮演《玉簪记·问病》中的潘必正,“影剧皇帝”赵丹观后,大为赞叹:“你的扮相非常漂亮,这是我意想不到的。”(赵景深《我与昆曲》)
赵景深在登辉堂最惊艳的登场,是他全家出动,演出昆曲《长生殿·小宴惊变》。他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儿子演太监,女儿和侄女演宫娥,他们被称为登辉堂里的“赵家班”。
“核能之父”扮演诸葛亮
如果说赵景深演戏还与他的戏曲研究有关的话,那么卢鹤绂先生唱戏则与他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卢鹤绂(1914--1997)是复旦大学物Nz.系(即原子能系)教授,“中国核能之父”。他于1952年从浙江大学转到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至1957年被借调到北京大学,秘密组建特殊培训班(绝密代号“546"),讲授核物理。在1999年荣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不少是“546"培训班学员。
卢鹤绂自幼喜欢京戏,痴迷谭派,后来专工谭派老生。据说他可以即兴登台演出40多本谭派京剧,拿手好戏是全本《四郎探母》。卢鹤绂之子卢永亮说:“父亲说,假如当年他不选择核物理,也许可以当国家一级京剧演员。”卢鹤绂的学生谷超豪先生这样评价他心目中的“卢老师”:“学问好,人品好,教学好,唱京剧好。”
卢鹤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44年夏,因日寇进逼广西,时任广西大学教授的卢鹤绂与部分教职员工北撤入黔,在贵州元宝山一带遭土匪阻截。他挺身而出,欲与土匪头目王松林对话。当地土匪素来先杀后抢,同事们忧心忡忡,他却临危不惧:“我会唱京戏,知道绿林好汉的帮规,听得懂他们的黑话。”在匪巢,卢鹤绂亮出身份,晓之以民族大义,王松林被卢鹤绂的义气胆识折服,破例设宴款待了他,并为卢鹤绂一行的船上插上三角杏黄旗,沿路土匪见后纷纷放行。“那次宴会,不知道父亲是否唱过京戏。按父亲的性情,兴之所至,就会开口唱戏,估计那天也少不了唱上一段……”卢永亮感慨道。
与赵景深一样,卢鹤绂也会在讲课中唱戏。有一次,讲到中子物理中达到临界态时的能量“马鞍点”,他“忽然话题一转说:‘记得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那个地方就是马鞍点。’说完竟唱了几句京戏”(古江《卢鹤绂侧影》)。另有一次,讲到中子物理中的“无规荡步”,“卢先生边讲边演,突然在讲台上走起京剧台步,来回走动,嘴里念念有词‘无规荡步’(谐音‘乌龟荡步’),顿时笑翻全场”(汤家镛《缅怀恩师》)。
据卢鹤绂自述,1957年他从北大返回复旦大学后,曾先后两次在登辉堂演出京剧《空城计》和《大登殿》。在《空城计》中,他扮演主角诸葛亮。
主角、配角齐全
卢鹤绂曾说,在复旦大学唱京剧要比在浙大过瘾,主角、配角齐全。与他搭档唱戏较多的,有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索天章、李振麟两位先生,还有秦亚男(经济系教授陈观烈的夫人)、李永蕃(谭其骧的夫人)两位女士。索天章唱老生,秦亚男和李永蕃唱青衣和花旦,李振麟担任琴师。巧的是,卢鹤绂、索天章和李振麟都出生于1914年。李振麟的女儿李南田记得,1954年的一天,为庆祝40岁生日,“他们几个一起痛快地唱了很久……”(李南田《从希望的田野上开始》)。
1936年,索天章与李振麟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一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外文系的同事都知道,索天章是满族人,努尔哈赤的后裔,家族中有不少专业京剧演员。他擅长马派老生,功底扎实(他妹妹索景章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也唱老生)。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索天章就演过《清官册》,据说把寇准演得惟妙惟肖。1946年8月,索天章隨复旦大学从重庆返沪后,同事许国璋先生知道他酷爱京剧,经常上门邀他看戏,同时向他讨教京剧的门道。
作为著名莎士比亚专家,索天章常把莎剧和京剧比较,称两者“都有极强的虚拟性和程式感”“一二步,千山万水;三五人,百万雄兵”。索天章既会唱京戏,也会演话剧,曾在复旦剧社的导话剧《雷雨》中扮演周萍,后来还担任过复旦剧社导演。
从当年的一张演出海报可知,索天章恐怕是最早在登辉堂唱戏的名教授之一。登辉堂竣工于1947年5月,同年11月7日、8日,复旦国剧社(京剧社)就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平剧(即京剧)公演,“为本校清寒学生筹募助学金”。这场演出阵容强大:“演出者”(即制作人)为章益校长,“演出顾问”中有孙绳曾教务长和索天章、章靳以等教授,“名誉社长”为张志让、全增嘏教授。11月8日的压轴大戏,是索天章主演的京剧《审头刺汤》,他扮演主角陆炳。
谭其骧的“戏曲亮相”
经常与赵景深、卢鹤绂、索天章、李振麟等拍曲唱戏的还有一位名教授,就是谭其骧先生。
谭其骧1950年从浙大转到复旦大学任教,是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集大成者,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会唱戏。当年历史系的教师金冲及先生对谭先生有一段精彩回忆:“50年代中期,有一次历史系教师开会,先生迟到了。他没有立刻进来,而是先用折扇遮住脸探个头进来,然后把扇子慢慢往下移,直到把脸露出来,才哈哈一笑跨进来。”(金冲及《忆季龙师二三事》)现在看来,这不正是谭其骧的“戏曲亮相”吗?
1980年,因中风已久未拍曲的谭其骧和夫人李永蕃出席了赵景深主持的昆曲研习社活动,与昆曲名家俞振飞、李蔷华、王传蕖、王吉儒、孙天申等一起演唱了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选段。谭其骧夫妇唱的是《三醉》,“就像旧时学塾的学生读书一样,两个人合看一本曲谱,哼哼唧唧唱了起来。有时候,高的音腔唱不上去,赵先生夫妇就在一边‘帮腔’。这种时候,谭先生总是报以温文的一笑,以示感谢”。最后,谭其骧慨叹:“板眼都不准了!”(谷苇《谭其骧唱昆曲》)
谭其骧不仅会唱戏,更懂戏。1960年9月,他在北京开会,历史学家吴晗新编的历史京剧《海瑞罢官》正在公演,为了征求意见,吴晗亲自到谭其骧下榻的饭店来接他看戏。看完以后,在回饭店的车上,吴晗问谭其骧:“怎么样?好不好?”谭其骧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好。”他的理由是,京戏重在唱做,不是重在故事情节。只要唱得好听、做得动人,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那便是好戏;为了看故事去看戏,那是十足的外行。“《海瑞罢官》是新编的,匆促上演,唱做都没有什么好听好看的。”
对于谭其骧的直率,不知吴晗先生做何感想。后来谭其骧自叹:“算他倒霉,好意请我看他的得意之作,却挨了我一顿批。”(谭其骧《怀念吴晗同志》)
(摘自《解放日报》,张建中荐)
“赵家班”全家上阵
在登辉堂演出最多的,大概要算赵景深先生了。赵景深(1902—1985)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自1930年起就在复旦大学任教,是著名的中国戏曲史家,被刘大杰先生称为编、导、演、唱俱佳的戏曲通才。
赵景深在课堂上主讲古典戏曲,喜欢言传身教,示范表演。每次上课,讲到某个曲种,他就会唱几段。有一次,赵景深讲授唐代歌舞戏《踏谣娘》,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扭动腰躯,挥舞手帕,跺着脚,用女声曼声唱道:‘踏谣娘,踏谣娘苦来呵——’引得哄堂大笑”(陈四益《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还有一次,讲到京剧《打渔杀家》,赵景深把一位会唱京剧的女同学叫起来,两人对唱。“赵先生唱剧中的那个父亲萧恩,让那个女同学唱女儿萧桂英,结果唱完了,这个课也就上完了。”(章培恒《述学兼忆师友》)
对昆曲,赵景深造诣精深。他曾拜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为师,学艺8年,是地道的昆曲行家。他常说,昆曲等于一部活的戏剧史,“要想得到一些古剧的具体印象和趣味,不可不欣赏昆曲”(赵景深《唱曲偶记》)。早在1943年,他就与昆曲名家俞振飞合演过《狮吼记·跪池》。那次演出,他扮演苏东坡,俞振飞饰陈季常,朱传若饰柳氏。剧中,苏东坡劝柳氏与陈季常和好,柳氏却大骂苏东坡。按剧情要求,赵景深扮演的苏东坡此时应该吓得退到椅子后边,但因动作急促,加上近视眼,他一下子被椅子绊倒在地。台下观众以为赵景深演得逼真,给他“来了一个满堂彩”。还有一次演出,赵景深扮演《玉簪记·问病》中的潘必正,“影剧皇帝”赵丹观后,大为赞叹:“你的扮相非常漂亮,这是我意想不到的。”(赵景深《我与昆曲》)
赵景深在登辉堂最惊艳的登场,是他全家出动,演出昆曲《长生殿·小宴惊变》。他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儿子演太监,女儿和侄女演宫娥,他们被称为登辉堂里的“赵家班”。
“核能之父”扮演诸葛亮
如果说赵景深演戏还与他的戏曲研究有关的话,那么卢鹤绂先生唱戏则与他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卢鹤绂(1914--1997)是复旦大学物Nz.系(即原子能系)教授,“中国核能之父”。他于1952年从浙江大学转到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至1957年被借调到北京大学,秘密组建特殊培训班(绝密代号“546"),讲授核物理。在1999年荣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不少是“546"培训班学员。
卢鹤绂自幼喜欢京戏,痴迷谭派,后来专工谭派老生。据说他可以即兴登台演出40多本谭派京剧,拿手好戏是全本《四郎探母》。卢鹤绂之子卢永亮说:“父亲说,假如当年他不选择核物理,也许可以当国家一级京剧演员。”卢鹤绂的学生谷超豪先生这样评价他心目中的“卢老师”:“学问好,人品好,教学好,唱京剧好。”
卢鹤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44年夏,因日寇进逼广西,时任广西大学教授的卢鹤绂与部分教职员工北撤入黔,在贵州元宝山一带遭土匪阻截。他挺身而出,欲与土匪头目王松林对话。当地土匪素来先杀后抢,同事们忧心忡忡,他却临危不惧:“我会唱京戏,知道绿林好汉的帮规,听得懂他们的黑话。”在匪巢,卢鹤绂亮出身份,晓之以民族大义,王松林被卢鹤绂的义气胆识折服,破例设宴款待了他,并为卢鹤绂一行的船上插上三角杏黄旗,沿路土匪见后纷纷放行。“那次宴会,不知道父亲是否唱过京戏。按父亲的性情,兴之所至,就会开口唱戏,估计那天也少不了唱上一段……”卢永亮感慨道。
与赵景深一样,卢鹤绂也会在讲课中唱戏。有一次,讲到中子物理中达到临界态时的能量“马鞍点”,他“忽然话题一转说:‘记得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那个地方就是马鞍点。’说完竟唱了几句京戏”(古江《卢鹤绂侧影》)。另有一次,讲到中子物理中的“无规荡步”,“卢先生边讲边演,突然在讲台上走起京剧台步,来回走动,嘴里念念有词‘无规荡步’(谐音‘乌龟荡步’),顿时笑翻全场”(汤家镛《缅怀恩师》)。
据卢鹤绂自述,1957年他从北大返回复旦大学后,曾先后两次在登辉堂演出京剧《空城计》和《大登殿》。在《空城计》中,他扮演主角诸葛亮。
主角、配角齐全
卢鹤绂曾说,在复旦大学唱京剧要比在浙大过瘾,主角、配角齐全。与他搭档唱戏较多的,有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索天章、李振麟两位先生,还有秦亚男(经济系教授陈观烈的夫人)、李永蕃(谭其骧的夫人)两位女士。索天章唱老生,秦亚男和李永蕃唱青衣和花旦,李振麟担任琴师。巧的是,卢鹤绂、索天章和李振麟都出生于1914年。李振麟的女儿李南田记得,1954年的一天,为庆祝40岁生日,“他们几个一起痛快地唱了很久……”(李南田《从希望的田野上开始》)。
1936年,索天章与李振麟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一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外文系的同事都知道,索天章是满族人,努尔哈赤的后裔,家族中有不少专业京剧演员。他擅长马派老生,功底扎实(他妹妹索景章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也唱老生)。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索天章就演过《清官册》,据说把寇准演得惟妙惟肖。1946年8月,索天章隨复旦大学从重庆返沪后,同事许国璋先生知道他酷爱京剧,经常上门邀他看戏,同时向他讨教京剧的门道。
作为著名莎士比亚专家,索天章常把莎剧和京剧比较,称两者“都有极强的虚拟性和程式感”“一二步,千山万水;三五人,百万雄兵”。索天章既会唱京戏,也会演话剧,曾在复旦剧社的导话剧《雷雨》中扮演周萍,后来还担任过复旦剧社导演。
从当年的一张演出海报可知,索天章恐怕是最早在登辉堂唱戏的名教授之一。登辉堂竣工于1947年5月,同年11月7日、8日,复旦国剧社(京剧社)就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平剧(即京剧)公演,“为本校清寒学生筹募助学金”。这场演出阵容强大:“演出者”(即制作人)为章益校长,“演出顾问”中有孙绳曾教务长和索天章、章靳以等教授,“名誉社长”为张志让、全增嘏教授。11月8日的压轴大戏,是索天章主演的京剧《审头刺汤》,他扮演主角陆炳。
谭其骧的“戏曲亮相”
经常与赵景深、卢鹤绂、索天章、李振麟等拍曲唱戏的还有一位名教授,就是谭其骧先生。
谭其骧1950年从浙大转到复旦大学任教,是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集大成者,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会唱戏。当年历史系的教师金冲及先生对谭先生有一段精彩回忆:“50年代中期,有一次历史系教师开会,先生迟到了。他没有立刻进来,而是先用折扇遮住脸探个头进来,然后把扇子慢慢往下移,直到把脸露出来,才哈哈一笑跨进来。”(金冲及《忆季龙师二三事》)现在看来,这不正是谭其骧的“戏曲亮相”吗?
1980年,因中风已久未拍曲的谭其骧和夫人李永蕃出席了赵景深主持的昆曲研习社活动,与昆曲名家俞振飞、李蔷华、王传蕖、王吉儒、孙天申等一起演唱了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选段。谭其骧夫妇唱的是《三醉》,“就像旧时学塾的学生读书一样,两个人合看一本曲谱,哼哼唧唧唱了起来。有时候,高的音腔唱不上去,赵先生夫妇就在一边‘帮腔’。这种时候,谭先生总是报以温文的一笑,以示感谢”。最后,谭其骧慨叹:“板眼都不准了!”(谷苇《谭其骧唱昆曲》)
谭其骧不仅会唱戏,更懂戏。1960年9月,他在北京开会,历史学家吴晗新编的历史京剧《海瑞罢官》正在公演,为了征求意见,吴晗亲自到谭其骧下榻的饭店来接他看戏。看完以后,在回饭店的车上,吴晗问谭其骧:“怎么样?好不好?”谭其骧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好。”他的理由是,京戏重在唱做,不是重在故事情节。只要唱得好听、做得动人,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那便是好戏;为了看故事去看戏,那是十足的外行。“《海瑞罢官》是新编的,匆促上演,唱做都没有什么好听好看的。”
对于谭其骧的直率,不知吴晗先生做何感想。后来谭其骧自叹:“算他倒霉,好意请我看他的得意之作,却挨了我一顿批。”(谭其骧《怀念吴晗同志》)
(摘自《解放日报》,张建中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