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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作为十八大代表的胡鞍钢无疑是其中颇具传奇的一位：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知识青年、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且一直被视为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
胡鞍钢很忙，59岁的他不是要出差，就是在讲课。他说，自己是一个热衷于知识报国的人，他非常敬佩老一代科学家，他的人生定位从一开始就学习他们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
“鞍钢”是怎样炼成的
上个世纪50年代，一对青年男女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双双来到辽宁省鞍山并组成了一个令人称羡的家庭。胡鞍钢就诞生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鞍山因钢而立，因钢而兴，胡鞍钢取“鞍钢”之名，秉性确有钢韧之实。
5岁的时候，胡鞍钢随父母来到北京。他从小就能利用家庭的便利条件阅读到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了解国内外大事，不自觉地关注政治。
但他对中国国情的最初认识却并不是始于书本的理论知识，而是源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践。1969年他和数十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北大荒，落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农村的7年，胡鞍钢亲眼目睹了农村生产力之薄弱、文化之落后，亲身体验了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对中国国情有了一个感性认识。
胡鞍钢说：“当时我总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然而，由于知识的贫乏，我总也找不到答案。”于是，“我要读书”的渴望在他心底猛烈地翻腾。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心怀忧国忧民之志的热血青年胡鞍钢下定决心要自修“社会大学”，他拼命地读书，通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所有当时能找得到的书籍，都被他千方百计地找来。
1976年，胡鞍钢被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在无数次“出没于穷乡僻壤，跋涉于山川沟壑”之中，直接感受了工人劳动条件之恶劣、生活之艰苦，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真实含义。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次年。经过拼搏努力，还在华北地质勘探队钻山沟“勘探地球”的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激动之余，他也感到这薄薄的一纸通知捧在手里是那样的沉重。
工学博士成为经济学家
1988年，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现象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部调阅了报告全文。1993年5月，他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无可争议的地位。
胡鞍钢从事的研究与他早年攻读的专业似乎并无多少关联。1978～1988年，他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对此，胡鞍钢解释说：“1985年读博士时，我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从事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包括农业发展的一些中长期研究。”
“国情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胡鞍钢当时并不大清楚。他考虑到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需要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一些研究，于是他丢下熟悉的自动化研究，豪气冲天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转型。
1997年，胡鞍钢提交了去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的申请，但是他以前拿到的都是工学学位，很多人都觉得耶鲁大学不可能录取他。不甘心的胡鞍钢还是把个人简历和推荐信等都寄过去，结果还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
以人民为靠山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多次应国家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在向国家提供国情咨询时，胡鞍钢也提过很多尖锐、敏感的建议，但是在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各种关系时，他始终是不偏不倚、不亢不卑。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胡鞍钢发言完毕，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 基问他：“你最近去香港了吗？香港的报纸说你是我的‘智囊’，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智囊’的？”胡鞍钢答道：“这是海外的传言，我也是第一次跟您见面。”朱 基说：“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嘛。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听，你讲得很好嘛。”胡鞍钢曾说：“外国人问我有什么靠山，我没有政治靠山，我最大的靠山就是13亿中国人民。”
“小聪明”和“大智慧”
胡鞍钢曾分析“小聪明”和“大智慧”。他说：“小聪明成功之后一定是沾沾自喜。大智慧就是要立雄心，树壮志，踏踏实实工作。”
胡鞍钢在当知青时曾当炊事班长，每天凌晨便要起来烧火做饭，半夜里还要起身挑担去田间送饭，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他硬是咬着牙坚持读书，从不敢松懈。直到今天，他仍不敢有所放松。他的学生说胡老师几乎每天都泡在数据里面，不停地算。
而今胡鞍钢平常都忙于调研、教学，外表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他却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从总理到朋友许多人都知道他的身体并不太好，家人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他的父母曾多次这样对他说：“你研究中国怎么可持续性发展，你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性发展？”胡鞍钢总是回答：“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胡鞍钢常说，作为学者不代表社会的良知，谁来代表？下岗失业、农民收入、贫困地区发展等问题都是胡鞍钢长期以来所关心的课题。他曾走进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一穷二白的家，和他们同吃同住；也曾接到群众写来的血书。他在很多内部会议上一直谈及“就业优先论”，这写入了十五计划里“创造就业”的内容。他还提出，为农民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使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业劳动力，是今后中国发展的最重要战略。
他也为应对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支招：突出共同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为老年人建立既有社会保障，又有健康的社会，追求经济社会与健康之间的协调发展。
（责编：孙展）
胡鞍钢很忙，59岁的他不是要出差，就是在讲课。他说，自己是一个热衷于知识报国的人，他非常敬佩老一代科学家，他的人生定位从一开始就学习他们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
“鞍钢”是怎样炼成的
上个世纪50年代，一对青年男女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双双来到辽宁省鞍山并组成了一个令人称羡的家庭。胡鞍钢就诞生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鞍山因钢而立，因钢而兴，胡鞍钢取“鞍钢”之名，秉性确有钢韧之实。
5岁的时候，胡鞍钢随父母来到北京。他从小就能利用家庭的便利条件阅读到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了解国内外大事，不自觉地关注政治。
但他对中国国情的最初认识却并不是始于书本的理论知识，而是源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践。1969年他和数十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北大荒，落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农村的7年，胡鞍钢亲眼目睹了农村生产力之薄弱、文化之落后，亲身体验了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对中国国情有了一个感性认识。
胡鞍钢说：“当时我总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然而，由于知识的贫乏，我总也找不到答案。”于是，“我要读书”的渴望在他心底猛烈地翻腾。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心怀忧国忧民之志的热血青年胡鞍钢下定决心要自修“社会大学”，他拼命地读书，通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所有当时能找得到的书籍，都被他千方百计地找来。
1976年，胡鞍钢被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在无数次“出没于穷乡僻壤，跋涉于山川沟壑”之中，直接感受了工人劳动条件之恶劣、生活之艰苦，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真实含义。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次年。经过拼搏努力，还在华北地质勘探队钻山沟“勘探地球”的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激动之余，他也感到这薄薄的一纸通知捧在手里是那样的沉重。
工学博士成为经济学家
1988年，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现象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部调阅了报告全文。1993年5月，他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无可争议的地位。
胡鞍钢从事的研究与他早年攻读的专业似乎并无多少关联。1978～1988年，他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对此，胡鞍钢解释说：“1985年读博士时，我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从事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包括农业发展的一些中长期研究。”
“国情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胡鞍钢当时并不大清楚。他考虑到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需要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一些研究，于是他丢下熟悉的自动化研究，豪气冲天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转型。
1997年，胡鞍钢提交了去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的申请，但是他以前拿到的都是工学学位，很多人都觉得耶鲁大学不可能录取他。不甘心的胡鞍钢还是把个人简历和推荐信等都寄过去，结果还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
以人民为靠山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多次应国家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在向国家提供国情咨询时，胡鞍钢也提过很多尖锐、敏感的建议，但是在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各种关系时，他始终是不偏不倚、不亢不卑。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胡鞍钢发言完毕，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 基问他：“你最近去香港了吗？香港的报纸说你是我的‘智囊’，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智囊’的？”胡鞍钢答道：“这是海外的传言，我也是第一次跟您见面。”朱 基说：“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嘛。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听，你讲得很好嘛。”胡鞍钢曾说：“外国人问我有什么靠山，我没有政治靠山，我最大的靠山就是13亿中国人民。”
“小聪明”和“大智慧”
胡鞍钢曾分析“小聪明”和“大智慧”。他说：“小聪明成功之后一定是沾沾自喜。大智慧就是要立雄心，树壮志，踏踏实实工作。”
胡鞍钢在当知青时曾当炊事班长，每天凌晨便要起来烧火做饭，半夜里还要起身挑担去田间送饭，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他硬是咬着牙坚持读书，从不敢松懈。直到今天，他仍不敢有所放松。他的学生说胡老师几乎每天都泡在数据里面，不停地算。
而今胡鞍钢平常都忙于调研、教学，外表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他却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从总理到朋友许多人都知道他的身体并不太好，家人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他的父母曾多次这样对他说：“你研究中国怎么可持续性发展，你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性发展？”胡鞍钢总是回答：“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胡鞍钢常说，作为学者不代表社会的良知，谁来代表？下岗失业、农民收入、贫困地区发展等问题都是胡鞍钢长期以来所关心的课题。他曾走进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一穷二白的家，和他们同吃同住；也曾接到群众写来的血书。他在很多内部会议上一直谈及“就业优先论”，这写入了十五计划里“创造就业”的内容。他还提出，为农民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使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业劳动力，是今后中国发展的最重要战略。
他也为应对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支招：突出共同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为老年人建立既有社会保障，又有健康的社会，追求经济社会与健康之间的协调发展。
（责编：孙展）